馬財神的歷程走的跟喬致庸比較接近，都是以貿易發家，手裡的資金多了，開始涉足金融行業，爭取“匯通天下”，爭取讓你們的錢都趴在我的賬上。
票號不是喬家的首創，放貸更不是喬致庸的專長，但他把這兩者結合了起來，探索出一條賺錢的新路數，僅是這兩者與傳統貿易的結合，再加上一些重信、篤行之類的可貴品質，還遠遠不夠，喬致庸這一代最終的成就，是依託的官商結合。
大清當年只有戶部，沒有央行，通過官商結合，喬致庸的幾大票號實際充當了央行雛形的作用，生意做到這個份上，不得不誇喬致庸當初的鉅額投資是有遠見性的，不管是左宗棠，還是對手李鴻章，甚至是慈禧本人西狩過程中，喬致庸都慷慨充當的是大清提款機，作為回報，戶部資金很大一部分都放在他這裡中轉，喬家全面涉入政府稅收匯兌業務的經營。
雖然大清各級統治者不斷敲詐、賴賬、挖牆腳（後來大清果真成立了戶部銀行，首任行長還真是挖的喬家牆角，請的喬家大德恆票號的賈繼英），但做為殺豬榜老大的喬家，畢竟家底厚實，朝廷也算是有罰有賞，吃相併不太難看，總體算是賺多賠少，喬致庸正是在同期打造出來的白銀帝國，家中存款相當於大清國庫的七分之一。
1907年，白銀帝國掌門人、89歲的喬致庸架不住老天的盛情邀約，上去改善天庭財務狀況去了，自此之後，喬家的後人開始接班，喬氏帝國開始走下坡路。
喬致庸共娶有六房妻子，生育六個兒子，各有各的特點，但共同的特點是理財不善，所以喬致庸乾脆選擇了隔代掌門，直接把攤子撂在了孫子喬映霞的背上。
喬映霞自幼雖然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但長大後接觸過西方民主思想，崇拜康、梁，對於銀號經營也是很有心得，併為此兢兢業業，沒有富三代（從喬致庸祖父算起實已第五代）的任何不良作風，但這絲毫不妨礙喬氏產業的雪崩式下跌。
原因很簡單，你搞經營的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而我們敲詐軍餉的卻一樣是更新換代，唯一不同的是之前虧得，只要大清不亡，還可以再找補回來，而新軍閥們這裡完全是泥牛入海、有去無回。
辛亥革命時南方的各票號先是受到毀滅性打擊，人家重點搶劫目標就是你“大清地下銀行”；北方的根據地，從馮玉祥到閻錫山到日本人，都輪流來問候你，希望你協辦軍餉軍糧，甚至直接霸佔；分號關張於之前並不可怕，只要能力和信譽還在，欠款也能要回來，但新時代中這個思想落伍了——鋪子一關，欠賬的一概不還，你欠別人的卻不得不守信歸還。
來自國外的銀行和國內新官商經辦的銀行的夾擊下，國內票號迅速被摧垮，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恆幾經收縮，只在天津保留下一個小錢莊，到了1949年，連錢莊也保不住了，喬映霞後來得了精神疾病，1956年死於北京。
喬氏第六代喬鐵漢、喬鐵民，是喬映霞當年從老家帶出來的兒子，他們生在山西，卻都是成長於天津，都幫助父親打理過天津大德通銀號（錢莊），解放後，喬鐵民響應政府號召，另外也是出於對跟隨多年的老職工、老夥計的關照，把包頭喬家所有的復字號產業進行清算，把鋪面以低價轉給職工接辦，職工基本得到了比較不錯的安置，把房產低價出售給政府。
股息收入斷了之後，喬鐵民在北京地區從事小學教育工作。
喬鐵民的女兒喬燕和，作為喬家第七代，是一位崑曲演員和教師，雖然祖上曾經建立起擁有數千萬兩銀子的白銀帝國，但她一輩子沒見過銀子是什麼。
據她介紹，喬氏後人大多生活在北京，有公職人員，也有工薪人士，幾乎沒有從商的，更不用說是官商階層。
抗戰時期喬家人離開的喬家大院，之後他們再也沒有回去，這裡曾被當做單位駐地，後來被改造成民俗博物館，目前已是五A級景區。
閱讀更多 歷來現實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