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群眾不顧法律和政策，遇事就鬧，甚至催生出專業的“鬧事團隊”……半月談記者在採訪中，時常聽到基層幹部自嘲，他們患了“恐鬧症”。然而，也有群眾表示，有些“鬧”是出於無奈，正規渠道走不通，不鬧問題就得不到重視和解決。這個看似死結的難題，折射出當下基層治理的軟肋。
一鬧就軟？基層常選擇息事寧人
陝西一位交警在執法中曾遭遇過五花八門的鬧事行為：例行檢查中發現有車輛年檢過期，按規定要暫扣車輛，車中老人立馬下車往地上一躺，高喊“警察打人了”，引來群眾圍觀，交通堵塞，民警不得已只能放行；電動車闖紅燈與正常行駛的轎車相撞，民警依照交規認定前者應負全責，電動車車主不滿，找來家屬堵路鬧事，一定要交警“給個說法”……
“有一次，我依法扣留了一輛非法改裝載客運營的黑三輪車。車主來到交警隊，突然掏出一瓶農藥，威脅不還車就喝藥。還有人跑上樓去，說敢罰款他就跳樓。”這位交警說，他們沒有治安處罰權，處理此類事件必須要派出所配合，為防止出現突發極端事件，常常選擇息事寧人。
西北地區一位鄉鎮幹部說，他們鎮上有一位婦女，十幾年前丈夫出車禍去世。因對事故責任認定結果不滿，她一直上訪反映問題。後來，有關部門糾正了原先的處理結果，依法給予其賠償。至此，事情已得到解決，但她仍不斷到鎮政府鬧事，要求政府為其子安排工作。
“她經常在鎮政府院子裡連喊帶罵，有時還躺在地上打滾，影響很不好。不得已，我們只能為她兒子安排了一個公益性崗位。”這位鄉鎮幹部坦言，因為上級機關對基層穩定工作有硬性考核，一旦出現越級上訪就會被“一票否決”，他們這樣做“也屬無奈”。
個別群眾正是抓住了基層怕出事、怕事情鬧大的心理，將“鬧”作為爭取利益的工具。半月談記者在西部某地採訪時就曾遇到這樣的案例：一位村民的妻子在一起醫療事故中去世，為了不讓他鬧事，村幹部幫他申請成為貧困戶，理由是“一個人拉扯3個孩子，負擔很重”。
然而，這位村民親口告訴記者，他承包了5畝地種植獼猴桃，一年收入有4萬多元，“在村裡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當上貧困戶之後，怕別人說閒話，他把自己的桑塔納轎車讓給弟弟開。
因鬧事可能嚐到甜頭，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專業化的“鬧事團隊”。據媒體報道，2017年，河南南陽警方抓獲了一個專業“醫鬧團伙”。該團伙在南陽多地主動介入糾紛、暴力討債、充當“醫鬧”，為攫取非法經濟利益，甚至聚眾衝擊黨委政府、圍攻公安機關，毆打執法人員。
不鬧沒人管？少數幹部“一推二拖”惹不滿
採訪中，也有群眾反映，有時候鬧也是無奈之舉。少數基層幹部不作為、慢作為、冷作為，漠視群眾利益，老百姓通過正常渠道反映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只能用“鬧”來引起重視。
貴陽某小區和另一片居民區交界處有一小塊空地，一段時間以來，經常有人在空地上打陀螺，附近居民不堪其擾。“國家對居民住宅區噪音分貝數有明確規定，小區業主測得的噪音分貝數遠遠超標。我們小區都是30多層的高層住宅，揮鞭聲特別刺耳，窗子都不敢開。”小區業主李宏（化名）說。
李宏和一些業主不斷向區委書記、區長信箱及貴陽城管“百姓拍”APP、市民服務熱線投訴，城管部門的文字和電話回覆均為：一是取締缺乏有效法律依據支撐；二是打陀螺者均為老年人，勸解時情緒激動，擔心出現危險。協商的結果是“晚上9點之前可以打”。
正規渠道投訴了3個多月都解決不了問題，幾十名小區業主在去年2月和打陀螺者發生了正面衝突，最終經過派出所、居委會等出面協商，噪音擾民問題才得到解決。“我們都是想通過正規渠道解決的，也嘗試了很久。但最終發現，鬧才能解決問題。”李宏無奈表示。
受訪基層幹部坦承，隨著群眾法治意識的不斷增強，近年來“遇事先鬧”現象已大為減少。當利益受到侵害時，絕大多數群眾還是會首先通過合法渠道反映。但少數幹部遇事“一推二拖”，群眾只能藉助非常手段促進問題解決。
西部一農業大縣幹部就介紹了這樣一個案例：多年前，當地一對姐妹發生糾紛，姐姐家的果樹被妹妹砍掉，事發後妹妹跑到外省失去聯繫。姐姐到縣法院起訴，但因年代久遠，調查取證較難，且擔心難以執行影響考核，法院一直拖著不予立案。此後，這位姐姐就經常到政府鬧事。為安撫其情緒，鎮政府逢年過節就為她贈送一些慰問品，但此舉顯然“治標不治本”。
依法治國，良性互動機制待建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當前對基層的考核體系中，過於強調矛盾不上交、穩定壓倒一切，導致在個別地方，“任期不出問題、花錢買平安”成為部分領導的維穩招數。有的群眾摸清楚地方政府求穩怕亂的心態，遇事就鬧，往往是鬧得越大，獲利越大，由此出現“個人鬧、合夥鬧、集群鬧”等趨勢。
一些無理取鬧的非法行為被一再姑息縱容，也提供了壞的示範效應。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梅志罡說，如今，國家各項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越來越健全，但過去一段時期形成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流行病”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有的地方對穩定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少數幹部在面對棘手問題時更傾向於“滅火”，助長了遇事先鬧的歪風。
一位受訪基層幹部表示，少數部門和領導幹部缺乏擔當，一怕出事、二怕擔責、三怕丟官帽。一遇到群眾鬧事就層層批轉下去，看似解決問題，實則也將責任一推了之。實際上，基層政府權力有限，有些問題在其職權範圍內往往難以解決，形成“死循環”。
竹立家說，破解“不鬧沒人理睬，不鬧石沉大海；鬧就有領導重視，鬧就有額外收益”的社會治理困局，一方面需要加大對不作為、慢作為、冷作為的基層領導幹部的問責力度，疏通群眾問題反映、處置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強化“依法處置”剛性約束。
“應當明晰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的權責劃分，完善基層考核制度，對因幹部不作為而引發的群眾不滿，應對涉事幹部嚴肅問責，但對訴求不合理不合法、違法違規鬧事者，則要敢於‘亮劍’、提高其違法成本，追究鬧事者的法律責任，避免形成示範效應。”陝西延安一位有多年鄉鎮工作經驗的幹部建議。
“無論是政府、社會組織還是群眾，都應將自身行為置於法治軌道之中。隨著制度的完善，官員和民眾互動應依法依規，大家都有自己的行為邊界，進而形成良性互動。”梅志罡說。
（半月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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