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加班的日本公司職員準備回家。資料圖
法治週末特約撰稿 陳洋
“時隔70年的重大改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6月29日參議院通過“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案”後，作出如上評價。由於該關聯法案已在5月31日獲得眾議院的通過，所以此次參議院的審議通過也標誌著安倍政權最為重視、傾力最多的“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案”正式實施，日本今後的工作方式將迎來重大的變革。
勞動力不足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人口減少而導致的勞動力不足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對日本未來持續發展的掣肘也愈加明顯。日本厚生勞動省在今年發佈的《厚生勞動白皮書》中指出，2017年，日本15歲至64歲勞動人口約為5871萬人，而到了2030年則將降低為5494萬人。
儘管如此，日本在引進移民問題上依然存有較大分歧。日本經濟新聞在今年4月做了一項關於外來移民的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贊成”和“反對”引進外來移民的比例均為42%。不過，在具體年齡層上，日本年輕人則積極“支持”引進外來移民，而65歲以上老人則“反對”。通過引進外來移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日本勞動力不足的境況，但由於執政黨自民黨的主要支持群體是中老年選民，所以日本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仍然較為保守。
如此一來，在勞動人口不足以及國民不完全贊成引進外國移民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只能選擇改革工作方式，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日本生產性本部去年12月發佈的勞動生產率國際比較報告顯示：日本人平均每小時的勞動生產值為46美元，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35個成員國中位居第20位、在七國集團中居最後一位。
因此，日本政府在改革工作方式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還有巨大的操作空間。今年1月22日，安倍晉三首相在國會開幕的施政方針演說中，就將“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案”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志在使其獲得最終的通過。
當然，除了改革工作方式外，日本國會稍早前還通過了將成年人年齡從此前的20歲下調至18歲的民法修正案。這不僅是改變了自明治時期以來有關“成年人”的定義，而且還釋放出了一定的勞動人口。因此，這也可以算作是安倍政權改革工作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
限制加班應對“過勞死”
此次在日本國會獲得通過的“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案”主要包含3大主題，即設定加班時間上限、實現同工同酬消除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之間的待遇差別，以及將部分高收入崗位排除在工作時間限制對象之外並設立“高度專業制度”。
同時，該關聯法案是由《僱用對策法》《勞動時間等設定改善法》《勞動者派遣法》等8部法律組成。儘管圍繞設立“高度專業制度”在日本國內頗受爭議，但是設定加班時間上限、實現同工同酬則具有積極意義。
在加班時間問題上，日本政府這次作出了更為明確的規定，即加班“原則上每個月上限45小時，每年上限360小時”。考慮到有些企業每年會有繁忙期，所以規定繁忙期“加班每個月不能超過100小時(包括休息日工作)，2個月至6個月內平均在80小時以內，全年在720小時以內”。
如果企業違反規定，那麼用人單位管理層將面臨6個月以下監禁，或30萬日元的罰金。這是日本政府首次就加班問題設立明確的法律約束。日本大企業將從2019年4月1日開始執行關於加班時間上限的規定，而中小企業則將於2020年4月1日開始執行。
加班問題長久以來都是日本難以徹底祛除的社會頑疾之一。事實上，日本企業經常加班並非完全是因工作量太大、人手不足所致，而是一種文化習慣使然。一家企業如果不經常加班的話，那麼會讓人覺得這家企業的效益不好、隨時可能倒閉，所以就導致了無休無止的加班，營造出一片繁忙的假象。
筆者認識的兩位在日企工作的朋友就經常吐槽無聊的加班，明明可以通過提高效率完成的工作，總是要故意拖延到在加班時段完成。除此之外，頻繁的加班也造成日本“過勞死”問題越加嚴重。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近五年來，每年因“過勞死”或“過勞自殺”的人數始終維持在200人左右。因此，日本政府此次通過立法限制加班時間上限，不僅是充分抑制了日本企業員工的長時間工作，而且也為應對“過勞死”問題劃了一個清晰的紅線，保障了勞動者的個人健康與生命。
實現同工同酬具積極意義
實現同工同酬消除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之間的待遇差別，同樣具有積極意義。由於日本至今未走出“失去的二十年”陰影，且日本企業近年來多次受經營醜聞、創新力不足等影響使得競爭力低下，由此導致大多數日本企業為降低經營成本而大量招聘臨時工與合同工，企業中正式員工比例有限。
據統計，在日本企業中，臨時工、合同工等非正式員工約佔總數的40%左右。儘管安倍晉三首相此前曾吹噓“安倍經濟學”刺激日本就業率上升，但這主要是日本企業對臨時工、合同工的招聘需求上升所致，而招聘正式員工的數量依然較為有限。
在日本，非正式員工與正式員工一樣，從事相同的工作、肩負相同的職責，但是在工資收入、出差補助，以及醫療福利等方面，非正式員工的待遇要低很多。筆者以前在東京一家飲食店打工的時候，儘管和正式店員做同樣的工作，但他的時薪卻是筆者的3倍以上。換句話說，同工不同酬這樣不公平的現象在日本是非常普遍的，不只侷限於日本大企業中，甚至在普通的便利店、飲食店裡也廣泛存在。
從這個角度而言，日本政府此次以法律制度確立的同工同酬、消除正式員工與非正式員工之間的待遇差別，可以說具有極強的正面意義，並且能夠充分調動日本勞動者的積極性。日本大企業將從2020年4月開始導入該制度，而中小企業則將從2021年4月開始導入。
“高度專業制度”最受爭議
此次在“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案”中，最受爭議的就是設立“高度專業制度”。所謂“高度專業制度”是指，對一部分需要高度專業能力且高收入的崗位，不再以工作時間，而是以工作成果作為評價標準，且將他們排除在工作時間限制對象之外。
日本政府擬將年收入在1075萬日元(約64萬人民幣)以上，從事金融證券分析、研究開發的群體作為適用對象。“高度專業制度”在落實過程中，首先必須獲得個人的同意，其次還必須得到公司管理委員會的批准。日本政府設立該制度的本意是，讓那些有專業知識才能的人不受工作時間的限制，為企業和社會作出最大的貢獻。
儘管日本政府設立“高度專業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該制度也存在明顯的弊病。一方面，該制度易助長長時間工作的風氣。由於“高度專業制度”並不是以工作時間，而是以工作成果作為評價標準，那麼企業將不需要為員工在深夜或休息日加班提供任何補助費用，並且還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有“高度專業能力”的員工長時間工作。
另一方面，“高度專業制度”的具體適用對象還沒有明確，不排除今後擴大的可能。在規定該制度的適用對象方面，日本政府擁有最終的決定權。
除此以外，如上介紹“高度專業制度”在程序上需要個人與用人單位管理層的同意，但是個人在企業面前的話語權有時候很低。日本社會十分重視集體主義，這也就意味著個人意志最終很有可能被企業“綁架”，即使個人不願意參與，那麼企業也很有可能以“集體榮譽”“公司利益”“社會發展”的理由迫使員工長時間工作。
最後，由於設定加班時間上限、實現同工同酬是所有日企必須執行的規定，所以並存在太大的爭議，但是在“高度專業制度”問題上，許多日企則持觀望態度。朝日新聞在6月21日發佈的一項面對100家日企的調查顯示，只有6家企業“願意”引入“高度專業制度”，31家企業明確表示“不願意”引入該制度，而另有51家企業表示對該制度“不瞭解”。因此，日企今後是否會大範圍地引入“高度專業制度”不僅會左右日本政府是否會擴大該制度的適用對象範圍，而且也將影響日本勞動群體的工作狀態。
毫無疑問，“工作方式改革關聯法案”會將日本人從繁忙的加班工作中解放出來，而且通過實現同工同酬也能最大限度地刺激日本人的工作積極性，日本上班族的生活也將就此發生改變。但是，該關聯法案能否徹底解決日本勞動人口短缺的問題，依然有待觀察。
(作者系媒體人、日本問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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