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神奇之处在于，一个孩子只要熟练掌握三千个左右的汉字，就可以毫无障碍的阅读报纸，即使有词汇上的缺失，也可以“望文生义”猜中一二。相比之下，英语为母语的孩子即便掌握了八千个单词，在阅读《纽约时报》时依然会遇到大量生词。
这“三千个左右的汉字”，指的是简体字，如果换成繁体字，就很麻烦了，更不要说书写，所以在中国古代，乃至民国时期识字率都很低，文盲率高达80％。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埃加德·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则表示：在当时西北地区“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历史学家唐德刚也曾说，“一个人如果想把美国纽约时报全部通读，那你就得认识五万个单词，才能做到。五万个字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个汉语大字典，或者是康熙字典，把康熙字典里的所有的字都认识，才能看报纸、看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大的难题，可是拼音文字就是这样，外文单词就是这么多。汉字和英文比较，究竟哪个难学哪个容易学，还真得打一个问号。”
1919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随着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改革汉字的呼声逐渐高涨，毕竟只有提高识字率，才能促进社会文明开化，实现国家富强。胡适、蔡元培、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是汉字简化的坚定支持者。
1920年，语言学家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推广简体字。1922年，钱玄同和北京大学教授黎锦熙向中华民国政府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其中提出8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
据史料记载，当时蒋介石对此表示关注，曾询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意见，王世杰回复道:’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应该作些简化，但只能逐步进行。’于是，蒋介石决定逐步推行简体字。
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全社会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个，还通令全国，“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以上各种教材，如不采用简体字，则“不予审定”。
但蒋介石主导推动的汉字简化，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的强烈反对。戴季陶猛烈抨击“简化汉字荒谬十足，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他将不参加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
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只得妥协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1936年2月，戴季陶进一步促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官方推动的汉字简化至此夭折。
国共内战结束后，蒋介石去台湾后，在1952年再次推动汉字简化，并表示“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无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
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
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
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就当台湾争论愈演愈烈之时，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法定的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规范汉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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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政治的考虑，蒋介石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转而提倡繁体，直到今天推广繁体字，也还是台湾当局的一贯立场。
汉字简化后，也造成了一定的割裂了中国文化，有人表示，如今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聖不能听也不能说，買成钩刀下有人头，輪成人下有匕首，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赌还是赌。
但论及日常应用，简字优于繁字，用起来方便；追根索源，繁字则为简字之根，学起来，不要丢。但应该用简识繁，而不是去提倡恢复繁体字，毕竟简体字才有利于表达与信息的交流。
2016年2月，美国《全球主义者》杂志指出，新中国建立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20%，现在识字率已达95%。中国也已经成为GDP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汉字简化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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