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中国上映了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影片《我不是药神》，凭借着超强的口碑与极高的上座率，在短短四天的时间中，便突破了12亿票房，要知道，去年的票房冠军《战狼2》，在上映一周后才收获了9.9亿的票房。
电影讲述的是由徐峥饰演的商人程勇和一群被天价进口药掏空家底的白血病人组成的“走私小队”，冒险从印度代购并销售低价仿制药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现实原型是一个叫陆勇的男人，只是他的身份不是商人，而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
人命关天的“仿制药”
其实，所谓“仿制药”，并不是假药，而是在原研药专利保护到期（通常为20年）后，允许他人仿制而生产出来的药，这些药在药性上具有生物等效性，但价格却便宜许多。当初陆勇之所以因为“涉嫌销售假药”被捕，主要是因为根据我国药品管理办法，没有药监部门批文的药品一律视为假药。
与一般的商品不同，药物是性命攸关之物，从人情上来讲，对于仿制药总是会网开一面。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在特定情况之下，政府可以不经过专利人的同意直接授权自己国家的企业采用其发明技术进行仿制生产，这也被称为“专利强制许可”。
正是因为此条款的存在，印度以公共健康问题为由，在医药方面实施专利强制许可，仿制药在印度遍地开花，出产的仿制药价格大大低于原研药，甚至有的只是原价药的十分之一。如今，作为世界第三仿制药生产大国，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印度药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疫苗和生物制药产品出口到150个国家，制药业已经成为了印度经济的支柱之一。
“仿制药”的悖论
我们都知道，从商业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一旦得不到保护，企业的创新动力便会受挫。尤其是医药行业，研发投入高、成功率低，一旦仿制药横行，原研药品公司将失去定价权而导致血本无归，丧失研发动力，产品得不到更新换代，药物研究停滞不前，这无异于杀鸡取卵。
以研制格列卫药品的诺华公司为例，从1997年到2011年，一共在研发新药上投入了836亿美元的成本，其中只有21种药成功获批上市，仅仅格列卫药品一项就花费了超过50亿美元的成本。
那么，如果政府补贴研究呢？恐怕也不会那么美好，对于市场而言，一旦失去了自由竞争，就会泥沙俱下，出现一批“骗补贴”的企业，效率反而不高。一方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一方是亿万待治疗的病患，商业与人情悖论的解决或许还要取决于社会的医疗体制与保险机制的完善程度。
中国的药价难题
其实，中国也是仿制药大国，根据人民日报消息，在近17万个药品批文当中，有95%以上都是仿制药。但是，即使是仿制，我们也很难达到“高仿”，中国仿制药长期面临着“安全、无效”的尴尬问题，质量远不及原研药，这或许也是为何许多人宁愿选择“进口药”也不选择国内的“仿制药”。
另外，对于中国的医药行业而言，还存在着价格虚高的问题。申报进口药价成本是，不仅仅包括制造成本和研发成本，还包括关税，一、二、三级经销商，甚至灰色寻租的成本，原本价格较低的药品摇身成为“贵族药”。不过好在我们已经开始对国内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且着手治理乱象，但依旧任重而道远。
最后以一位剧中老奶奶的对白来结尾吧，这或许也是许多饱受病痛折磨患者的心声：“四万块一瓶的药，我吃了好几年了，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才好不容易有了便宜的药，才500块一瓶，他真的不挣钱！他只想帮我们！你们把他抓了，我们就没法活了！谁家还没个病人呢？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我还想活着，我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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