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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法庭，也許是最艱澀難懂的庭審現場，大量的專業術語一串串地蹦出來，旁聽觀眾如墜霧中。法官們也常常困惑：“當事人說的每一句每一個字我都聽清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什麼意思了。”
這種尷尬，隨著技術調查官制度的建立正在逐漸消減。三年來，技術調查官制度雛形漸趨成熟，更多優勢漸漸顯露，身處其中的技術調查官們對改革更有切身體會。
新角色：法官的技術“翻譯”
聲音一：
“用最淺顯的方式來表述技術問題，幫助法官跨界理解專業技術和前沿問題。”談起自己在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的工作，計算機專家鄒享球說，“這個過程有點像授課。”為了讓法官“看懂技術”，他會在白板上畫圖，也會上網找視頻，甚至自己做課件、建模型。
2015年4月22日上午，一起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在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第十法庭公開開庭。在審判人員前方端坐的除法官助理和書記員外，還有身穿法院制服的鄒享球。這是技術調查官首次在國內法庭亮相，距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宣佈啟動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僅4個月。
庭審現場，鄒享球圍繞涉案軟件相關技術問題對雙方證人連續發問，問答皆用專業術語，溝通十分順暢，提高了庭審效率。
聲音二：
指著桌子上的咖啡，王傳極說：“我們要告訴法官這杯咖啡的含糖量是多少，至於它是苦還是甜，由合議庭來判斷。”
2017年12月1日，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就一起涉輸入法軟件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件組織現場勘驗。此前原、被告雙方各執一詞，合議庭組織了多次庭前會議並委託鑑定，但對於技術事實仍有不明確之處，因此，這次現場勘驗向技術調查室申請指派技術調查官參與。技術調查官王傳極遂全程參與現場勘驗，並將全過程進行屏幕錄像固定。
“現場勘驗能夠直觀展現技術事實，但是這些技術事實往往以數據形式展現出來。”王傳極說，技術調查官除了保證勘驗的正常進行之外，往往還要對這些數據進行“翻譯”，幫助法官瞭解技術事實。在技術調查官參與勘驗後，該案於一個月內順利審結。
聲音三：
“我想看看我們的專利審查工作對後面知識產權保護有什麼影響，有哪些優點，有哪些不足，進而完善以後的專利審查。”陳立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光電部，做了15年的專利授權和駁回，2018年3月加入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團隊。來法院交流的第一個月，她已接到6起案件需要技術調查。
一起涉及打印機的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件，專利權利要求書、說明書和附圖加起來有240多頁，實施例有十幾個……陳立花了一週時間讀完專利文件，釐清各個部件之間的邏輯結構關係，再用大半天將研究要點一一告知辦案法官。
“有的案件專利說明書雖然短但實際內容卻很複雜，差異就在那‘一點點’的專業內容上，很難甄別到底屬於普通區別，還是產品本身有著本質區別，這時候就特別需要專業技術人員提供專業分析。”陳立說。
聲音四：“要做一名能打十分的技術調查官，清晰的技術認知佔八分，對法律規則的瞭解應占兩分，這樣才能在客觀公正的前提下作為法官的技術助理，獨立表達技術觀點，輔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網絡知產會秘書長劉芳對技術調查官有自己的見解。
劉芳從事專利實務工作已有25年，向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承諾：“即使兩地奔波，也希望多承擔相關工作，保證一有案件需要隨叫隨到。”常年往返於京滬兩地，劉芳對這份技術調查兼職工作絲毫不以為苦，反而很高興能在這樣一個平臺上充分發揮自己的專業優勢。
新制度：特色鮮明的三地經驗
之所以設立技術調查官，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吳振說：“從綜合性的法院剝離出來後，知識產權法院需要審理的技術類案件更加集中。”以該院為例，涉技術類案件的比重約為60%。這些案件中的技術問題不僅複雜、細緻，而且更新速度快、涉及範圍廣。即便是具有技術類學科背景的法官，也無法保證精通每個涉案領域，但技術問題的查明卻直接關係到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只有全面瞭解技術事實，才能準確提煉焦點問題，正確把握審理方向，保障案件的審理質量和效率。
在這一輪司法體制改革中，遵循司法辦案規律，改革強調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根據2014年6月6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司法體制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有關設置技術調查官的要求，最終確定在知識產權法院中圍繞技術類案件的審理，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調查官制度。
北京：技術調查官全方位參與訴訟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室於2015年10月22日成立，現有42名技術調查官（其中交流的5名，兼職的37名），來自企事業單位、高校、科研機構、國家專利機關、專利代理人協會等多個渠道，均具有專業技術資質，大多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員職稱，研究領域涵蓋了光電、通信、醫藥、生化、材料、機械、計算機等多個審判實踐經常涉及的專業技術方向。另外還選聘了27名具有教授或者正高職稱的技術專家，有的技術專家已是學科帶頭人。不過無論在社會上他們有何專業身份，到了法院，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幫助法官查明技術事實。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的選任經驗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選任工作指導意見》，明確了聘任制公務員型、交流型、兼職型三種技術調查官選任方式。
為提高技術調查官的履職能力，針對庭審詢問技巧、技術審查意見撰寫等問題，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請專利審查經驗豐富的技術調查官進行示範，並定期組織技術調查官觀摩庭審，再由法官進行講解。除參與庭前質證、庭審、提交技術審查意見、案件評議等工作外，保全評估、證據保全實施、現場勘驗等訴訟活動中也常常見到技術調查官的身影。
有的案件涉及的技術問題疑難複雜，技術調查官難以定論。對此，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全國率先啟動技術專家委員會研討機制。如一起涉及國內兩家知名通信企業的發明專利行政糾紛案件中，就案件涉及的“通信系統中的序列分配”問題，該院召開小型研討會聽取技術專家意見，最終由技術調查官根據專家討論意見形成書面審查意見供法官參考。
隨著基層法院涉專業技術案件的數量不斷增多，2017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探索建立全市法院知識產權審判領域中的技術調查官資源共享機制，技術調查官開始參與基層法院知識產權庭涉專業技術案件的審理工作，促進了基層法院疑難、複雜案件的公正審理以及上下級法院間裁判標準的統一。
截至2017年底，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已有36名技術調查官參與了716件案件的技術事實查明工作，其中包括參與出庭435件，參與保全、勘驗59件，進行技術諮詢222件。
上海：技術事實查明“四位一體”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注重建章立制，為技術調查官的履職和制度運行打下紮實基礎。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工作規則、技術調查官管理辦法及技術調查官參與庭審規則等先後出臺，對技術調查官的產生、人員指派、迴避、工作職責、參與訴訟活動的程序、方式、效力等作出具體規定。結合日常工作實際，該院還制定了《技術調查官工作守則》，製作了7項規範性的常用表格及函件，規範了技術調查官的工作流程，保障其中立、公正、客觀提供技術意見。
隨著技術類案件日益增多，所涉技術領域愈加複雜、多樣，傳統的單一依靠某一種方式查明技術事實已不能滿足審判實踐的需要。對此，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黎淑蘭指出，為提高知識產權案件中技術事實查明的科學性、準確性，公正高效地審理技術類案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開放訴訟程序，構建一套多元的技術事實查明機制。
黎淑蘭說，在技術事實查明體系中，技術調查、技術諮詢、專家陪審、技術鑑定4種查明方式承擔了不同的任務，也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是相互補充、有機聯繫的關係。目前技術調查、技術諮詢、專家陪審、技術鑑定相互協調的“四位一體”技術事實調查認定體系綜合運用規則已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有效運行，充分發揮各種技術事實查明方式的特點與優勢，實現聯動，大幅提高技術事實查明效率和準確性。
僅2017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就參與審理案件67件，出庭91次，出具技術審查意見書16份，參與保全、勘驗、諮詢等212次；專家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158件；技術諮詢專家42次；委託技術鑑定32次。通過充分發揮技術專家在技術事實查明中的作用，全年案件平均審理天數113.07天，同比減少16.19天，訴訟效率有效提升。
廣州：調查官+技術顧問+諮詢專家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從建院之初即設立技術調查室，組建了技術調查官團隊，先後出臺《關於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的暫行辦法》《關於技術調查官選任和管理暫行辦法》《技術調查官工作規程》以及《技術專家諮詢委員會章程（試行）》等一批規範性文件，在知識產權司法實踐中率先試行技術調查官制度。該院技術事實查明主要採取“專職團隊+技術顧問+諮詢專家”模式，即以技術調查官團隊為核心，以技術顧問、諮詢專家為輔助，絕大部分技術調查案件通過專職技術調查官就能得到解決。
目前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已任命6名技術調查官，全部為政法編制公務員；建立了技術諮詢專家諮詢庫，包括29名來自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行業協會、企事業單位等各個領域頂尖專家。2017年，該院還與國家專利局審查協作廣東中心合作，聘任該中心涉機械、電學、通信、化學和計算機領域的22名審查員作為技術顧問，建立輪流由2名審查員駐該院辦公的常態化協作機制。
2017年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共參與保全、審理案件324件，是前一年98件的3.3倍。技術調查官提出的技術意見被合議庭採納率超過95%，為案件審理提供了及時高效的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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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誌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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