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茨·韋斯伯格（Shatzi Weisberger）無論如何都不會錯過這個一生中難得一次的聚會。畢竟，這是她的“葬禮”（funeral）。或者，如她自己所說，這是她的“歡樂禮”（FUN-eral）。
“快進來吧，”當時，她這麼對我說道，“這裡有很多好吃的，還有一副棺材。人們正忙著裝飾它呢。”
就這樣，曼哈頓上西區一棟公寓樓的公共休息室裡聚集了一百多人：他們吃東西、唱歌、交流，聆聽韋斯伯格對死亡和臨終的思考。
“我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她說。
曾經做過護士的韋斯伯格穿著白色寬鬆長褲、白色運動鞋和色彩鮮豔的印花襯衫。房間的一角擺放著一副可生物降解的紙板棺材，上面用彩色記號筆寫著：“去吧沙茨！（非字面意思）”；“死亡只是開始”；“祝你快樂，沙茨……”
面對一屋子的人，韋斯伯格說道：“我一直在研究、學習死亡和臨終的概念，我想把我所學到的東西分享給大家。今天，有些人是因為喜歡我才來這兒的，還有一些人到這裡來是因為他們對這（指“歡樂禮”）到底是怎麼回事感到好奇。”
現年 88 歲的韋斯伯格在所謂的“積極死亡運動”（positive death movement）中找到了第二個使命。這個運動由零星分散的人群組成，且大多數人為女性，他們希望打破人們有關死亡的禁忌。
這些人當中，有些是通過博客或 YouTube 頻道進行聯繫；有些是在死亡咖啡館（Death Cafe，是一種在開放場合談論死亡的非營利聚會活動——譯註）的月度聚會上碰頭；還有些人前往機構接受更多的基礎訓練，如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學院的死亡實驗室（DeathLab）或開放中心的死亡藝術研究所（Art of Dying Institute at the Open Center）——後者是一個為期六個月的項目，課程內容從綠色喪葬（這種葬禮的另一個好處是便宜）到“臨終導樂師”（end-of-life doulas）認證培訓，無所不有。
在“歡樂禮”上，沙茨·韋斯伯格的朋友們幫她裝飾棺材。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方式：比如目前已有近一百萬人下載了“對話項目”（Conversation Project）的入門工具包，它是一份討論如何為死亡做準備的指南。眼下正流行的 WeCroak 也俘獲了大批用戶，這個應用程序每天會發送五次提醒，告知人們我們終將死去。
它們背後所蘊含的思想是一致的：西方文化對死亡的討論過於拘謹，而這種沉默讓瀕死者對生命的體驗變得貧乏。
“對話項目”的發起者艾倫·古德曼（Ellen Goodman）是一位退休的報紙專欄作家，這個項目的靈感源自她對母親進行臨終關懷的經歷。她將這項運動的發起與早前的自然分娩運動做了類比：“分娩一度被認為是必須通過醫學來處理的事務，隨著婦女運動和‘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做主’這類思潮的出現，情況發生了改變。不過，在美國，改變女性分娩方式的不是醫生，而是女性自己，是她們說生孩子是正常的生理過程。我認為，我們現在嘗試的事情和自然分娩運動並無二致。死亡是正常的生理體驗。我們正試圖將人重新置於這個體驗的中心。”
韋斯伯格絕不是心理出了問題才去辦“歡樂禮”的。她是布魯克林女子合唱團的成員，還經常在社區內新開的喬氏超市（Trader Joe’s）採購物品。她對死亡的認知轉變發生在幾年前：和一位身患癌症而垂死的朋友進行了一番交流後，她意識到自己對美國式的死亡方式很不滿意。
“她非常恐懼，嚇得都不願討論這件事，”韋斯伯格在談到那位朋友時說道，“我不斷鼓勵她聊聊自己的情況，可她就是不肯。然後她就死了。我認為，這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都沒有處理過死亡這個議題——包括我自己、她本人和其他人。
“所以，我開始研究死亡，”她說。於是，她在數字世界中開始了漫長而曲折的探索之路。
韋斯伯格裝上了麥克風，準備向參加“歡樂禮”的人發表演講。
追根溯源的話，積極死亡運動的萌芽時刻是在 2013 年。當時，一位社工在紐約臨終關懷中心目睹了醫務人員為垂死的病人及其家屬所提供的有限幫助，感到大失所望。這位名叫亨利·費斯科-韋斯（Henry Fersko-Weiss）的社工見過導樂師為女性在分娩期間和產後提供的護理，於是他想，為什麼臨終的人不能得到同等的關注和情感支持呢？
他以分娩導樂師為原型，創建了一個培訓臨終導樂師的項目，以滿足病人的非醫療需求——從幫助他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到靜靜地坐在那裡見證他們的死亡，不一而足。
“出生和死亡之間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他說，“二者都存在很多未知，都會產生很大的痛苦。此外，親歷者身邊的人也需要獲得支持。”
他認為，這兩種情境的導樂師都需要學會“調節氣氛，圍繞事件創造一個特殊的空間。”
就在費斯科-韋斯籌備他的項目時，布魯克林的平面設計師喬安娜·埃賓斯坦（Joanna Ebenstein）正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思考死亡。
“我們已經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死亡了，”她說，“死亡變成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們沒有能夠容納死亡或賦予其涵義的宗教儀式。我們的文化也是第一個將‘關注死亡’歸類為疾病的。”
Fitting Tribute 殯儀館館長艾米·坎寧安（Amy Cunningham）。她身後是一個用海草做成的棺材，可以生物降解。
2007 年，埃賓斯坦開設了一個名為“病態解剖”（Morbid Anatomy）的博客，重點介紹不同文化對死亡的闡述方式。她說，只有在美國，藝術和日常生活中都見不到死亡的圖像。通過這種方式，博客在臨終關懷或提前醫療指導的範圍之外，還開啟了關於死亡的討論。
埃賓斯坦告訴我，從第一篇博文開始，她就不斷收到觀眾的反饋，而她原本並沒有認識到他們的存在——這是一群因為對死亡感興趣而受到孤立的人。在那之前，她以為只有哥特亞文化群體才和她一樣對死亡感興趣。
“現在的社會氛圍是，我們不應該對死亡感到好奇，”她說，“可是你怎麼能不好奇呢？這是人類的一大謎團。這是定義我們生命的事情，而我們應該假裝對它不感興趣嗎？死亡的話題存在於恐怖電影和流行文化中，而在高雅文化領域卻沒有關於它的討論。
她沒有在博客中公開自己的真實姓名，因為她擔心這會讓學究氣很重的客戶覺得自己是個怪人。畢竟，這是一個薩拉·佩林（Sarah Palin）曾警告說，奧巴馬政府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在試圖設立“死亡小組”的時代。
46 歲的埃賓斯坦認為，她的博客正在喚醒美國文化中丟失的部分。
“我們目前對死亡的這種看法——它是一件奇異的，不能被看到的事情——是最近才形成的，”她說，“我們的祖父母一般都是在家中死去。他們死了之後，會被放到起居室（parlor）裡。殯儀館（funeral parlor）出現以後，《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提議用‘living room’指代起居室。而之所以用‘living room’（living 意為活著，譯註）這個詞，是因為起居室不再是用來放置死人屍體的房間了——這一些發生在 1900 年左右。歷經種種變化後，在現代人的思維裡，死亡變成了在幕後發生的事情，是我們看不到，更不能讓兒童看到的事。不過，這種想法也是最近才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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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魯克林綠蔭公墓（Green-Wood Cemetery）臨時搭建的病態解剖博物館。
2014 年，埃賓斯坦和特蕾西·赫爾利·馬丁（Tracy Hurley Martin）將博客轉化成為布魯克林的一個同名小型博物館。雖然它已於 2016 年閉館，但偶爾會以快閃的形式現身綠蔭公墓。眼下，人們對死亡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這東西很酷，”埃賓斯坦說。
其中一部分改變源於洛杉磯一位名叫凱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的殯儀館館長所做的工作，這位館長的穿著打扮就像是亞當斯一家（The Addams Family，是美國漫畫家查爾斯·亞當斯於 1930 年代創作的形象，這一家人的穿著打扮帶有明顯的哥特風格——譯註）失散的親戚。她在 YouTube 上發佈了一系列名為“向殯儀業者提問”（Ask a Mortician）的視頻，內容都非常大膽（比如坦率地回答有關屍體和腐爛的問題），每個視頻獲得的點擊量通常在 40 萬次以上。在一個名為“我最喜歡的墓地”（All My Fave Graves）的視頻中，她以一句典型的開場白開場：“我一直想讓你們做的事就是與屍體呆在一起。”
2013 年 4 月，道蒂發佈了一條推文說：“有那麼多網站和參考資料教導人們積極地面對性，為什麼卻沒有教導人們積極面對死亡的渠道呢？”
就這樣，一個不成熟的發問有了品牌名稱、標記和在互聯網上的存在。它現在所需的只是一呼百應的時機。
週一晚上，在下東區的藍襪社書店（Bluestockings bookstore，另有譯作女學者書店，譯註），視覺媒體人類學研究生艾米莉·萊什納（Emily Leshner）提出了一個關於生命終結的問題。具體來說，她想討論的是數字時代不朽人生的問題：人們的社交媒體檔案在他們死後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嗎？“我們的數字存在會在我們的生命終結之後繼續延續下去，”她說，“這讓我思考，我希望自己死後留下什麼樣的數字靈魂。”
萊什納參加的是在下東區死亡咖啡館舉辦的月度聚會。過去幾年，紐約已經出現了好幾個死亡咖啡館。內科住院醫師賈法爾·蒙德利（Jafar Al-Mondhiry）接過了萊什納的提問說，他希望面向其他住院醫師開設一個與死亡相關的播客——一個虛擬的死亡咖啡館。“社交媒體戰勝了肉身嗎？”他問道。
在兩張擺滿胡蘿蔔和其他零食的桌子周圍，人們開展了生動且自由開放的討論：梅蘭妮·尼爾森（Melanie Nilsson）講述了在父親死後一年的時間裡帶著骨灰到父親最喜歡的餐館用餐的經歷；從公司律師改行為哀傷心理治療師（grief counselor）的米勒·伊斯雷爾（Millet Israeli）則詢問其他人，當他們告訴朋友自己在參加死亡咖啡館時，朋友們有何反應。
“死亡助產士的藝術”上的志願者。這門課程由 Sacred Crossings 公司開設，意在撥開死亡的神秘面紗。
“他們說，‘是跟哥特有關的嗎？’”萊什納回答道，“他們認為，死亡咖啡館是那種黑暗、時髦還很酷的東西。”
死亡咖啡館（Death cafes）作為一種正式的組織形式在 2011 年起源於英國東倫敦的一個地下室。當時，一位名叫喬恩·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的人辭去了業務發展總監的職位，轉而在自己的地下室裡組織小型聚會，邀請陌生人一起喝茶、吃蛋糕，然後自由自在地討論死亡和臨終的話題。安德伍德已於去年去世，終年 44 歲。不過，為了鼓勵他人複製他的聚會形式，他在死前發佈了話題指南並創立了一個網站，以便其他死亡咖啡館宣傳他們的聚會活動。死亡咖啡館的討論不設話題負責人，不收取或只收取微薄的費用，與會者可自由討論所有與死亡有關的話題，不過，死亡咖啡館並不提供支持和諮詢服務。該組織的官方網站宣稱，全球已經有 56 個國家舉辦了 6503 場死亡咖啡館聚會。
在聚會上，伊斯雷爾不斷推進著她所在那桌與會者的對話。她和下東區死亡咖啡館的發起人相識於紐約禪修關懷中心（New York Zen Center for Contemplative Care），當時她們都在這家用佛學理念看待生命終結的機構參加志願關懷者的培訓。
她告訴我：“死亡咖啡館和我所理解的行動主義不謀而合。它創造了一種氛圍，允許人們公開討論死亡。如果我們可以討論死亡的話題，那麼我們將來或許還能擴大討論的範圍，暢談哀傷和疾病晚期這些相對更容易的話題。”
伊斯雷爾回憶起在禪修中心接受的幻想自己死亡的冥想指導：嘴巴變得乾燥，身體機能逐漸喪失，注意力越來越指向身體內部。她表示，即便自己從事的是哀傷心理治療的工作，在進入這樣的冥想時，她還是十分緊張。“它給人的感覺很可怕，”她說，“但你實際獲得的體驗恰恰相反。這種冥想聽起來很沉重，但它能讓人更輕鬆地看待死亡。冥想結束之後，和剛開始相比，你會覺得死亡沒有那麼可怕了。”
這就是積極死亡活動的弔詭之處。實踐者表示，擁抱死亡減輕了他們對死亡的恐懼，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活力。
週六上午，在開放中心的死亡藝術研究所，艾米·坎寧安主持了一場關於喪葬方式的討論。與會者討論了各種不同的喪葬方式，其中包括在家中舉行葬禮。現年 63 歲的坎寧安原本是一名記者，不過在 54 歲那年，她決定進入殯葬學院進修。“我原以為，自己學成後會成為類似房地產經紀人那樣的人，”她說。
坎寧安討論了對屍體進行防腐處理——需要用到有毒的化學用品——的替代方法以及用羊毛或其他容易分解的材料製成的棺材。這個小組包括 24 名女性成員和 2 名男性成員。
坎寧安說：“我們是一項運動的一部分。在死亡的時刻，從事臨終關懷的還是女性佔多數。”
參加討論的成員當中，有些本身便在臨終關懷機構或喪葬行業工作。其他人則是在關係親密的人去世後加入的。
其中便包括希拉里·斯佩克特（Hillary Spector），她在小學教授藝術課程，並在劇院執導和表演戲劇。最近，斯佩克特接受了志願死亡導樂師的培訓，並加入了一個猶太教會，以便結識可能需要她服務的人。
“這是有點恐怖，”她說，“不過，我一直以來都對死亡超級著迷——不光是生理過程，也很好奇我們的意識到那時會陷入什麼樣的境地。我不相信天堂或來世。
藝術教師希拉里·斯佩克特最近接受了志願死亡導樂師的培訓。
“我還覺得，人死後身體的腐爛跟精神有非常深刻的關聯。這項工作之所以能吸引這麼多人，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我們在宗教中找不到關於這一切的基礎解釋。正因於此，很多人都投身於積極死亡運動中。”
其他人對當前這種現象的發生給出了不同的解釋：艾滋病危機使哀傷和看護變成群體性的表達；新聞報道的大規模槍擊事件促使人們捫心自問：假如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你會怎麼樣？佛學熱讓人們對死亡有了不同的認識；而老齡化的加深更是讓應如何看待最後時光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
此外，死亡還有光明的前景：美國每年的死亡人數預計將在未來 20 年內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而在邊緣話題總能找到大量支持者的社交媒體上，死亡是一個關係到所有人的禁忌話題。
曾經做過護士的蘇珊娜·奧布萊恩（Suzanne O‘Brien）現在是臨終導樂師的培訓師，她還主持了一檔名為“向死亡導樂師提問”的播客。她告訴我：“我們一直都過於忌憚死亡的話題。現在，我們終於受夠這種避而不談的態度了。”
“（直面死亡的）第一步是認識到，死亡是生命旅程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奧布萊恩說，“我們可以讓它進行得很順利，也可以讓這個過程變得糟糕。人們常說，人活於世，有兩樣東西不可避免，一個是死亡，另一個就是稅收。考慮到的確也有人不交稅，我認為死亡是唯一不可避免的東西。”
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是，（仍在世的）韋斯伯格知道具體有多少人參加了自己的葬禮。
在“歡樂禮”上，韋斯伯格向人們炫耀她準備在自己大限來臨之際使用的裹屍布。這塊布是她在網上（她記得是在亞馬遜網上商城）買的。她說，已經有三位好友答應，到時候按照猶太教的傳統儀式為她清洗身體。此外，她還提到了殯儀館館長坎寧安：除了送給她這副紙板棺材外，坎寧安還會提供保存屍體的乾冰，使韋斯伯格的身體在下葬前不會腐爛。
牆上掛著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他於 2011 年去世）的一句名言：“記得我將死這件事，是我所用過，幫我做出人生重大決定的最重要的工具。”韋斯伯格是在 WeCroak 看到這句話的。
她說：“我本來都要刪掉 WeCroak 了，然後我被這句話打動了。”
韋斯伯格向她的朋友們保證，她並不急於用上角落裡的棺材。她說，她的身體還很健康，而且關於死亡和臨終的研究給了她活下去的動力，也許她會活到 100 歲。
畢竟，她現在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還不能撒手人寰。
“我真的很想體驗瀕死的那一刻，”她表示，“我不想死於車禍或在無意識中死去。我想死在家裡，死在我自己的床上，我想和任何感興趣的朋友分享我的體驗。”
她說，她的人生已經走過了大部分旅程，最後一章還沒有到來。
“我還有很多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不過我不想繼續——不，我真的很想繼續下去，”她說。
人們鬨堂而笑。在這個下午，死亡不代表一切的終結。
韋斯伯格開心地接受人們的美好祝福，不過她還不急於離開這個世界。
紐約時報 美國 死亡 臨終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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