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慶陽一19歲女生因為遭到老師性侵，投訴無門，在多次嘗試自殺後，於6月20日，在圍觀群眾的起鬨和掌聲中跳樓自殺。當時網友們吃驚於圍觀群眾的冷血，心疼當時奮力營救女孩兒的消防員，已經過去半個月，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件事也會像所有其他網絡事件一樣慢慢被人們忘記。

但是，青少年自殺問題由來已久，如果得不到社會各界的重視，類似的事件也會因為這些沒有被處理的問題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心理諮詢師對於“自殺危機”這個詞並不陌生，為了諮訪雙方的安全，每一個心理諮詢師都需要學習危機干預知識。但是僅憑心理諮詢師一人之力就可以幫助到身處危機情況的來訪者嗎？

當心理諮詢師為了挽救來訪者性命，打破保密協議，聯繫到來訪者家屬的時候，來訪者家屬不但不覺擔心，反而責罵來訪者給自己惹麻煩。打破保密協議本是為了保護來訪者生命安全，但是遇到這樣的來訪者家屬只會讓危機干預更難進行。

如果那個女孩兒有諮詢師，在樓下幾十幾百圍觀群眾的催促去死的聲音前，一個諮詢師的關心聲再真切也會變得微弱。就像當天拼盡全力營救女孩兒的消防員，面對樓下成片的烏合之眾亦是無力、無奈。

心理諮詢師在與困難或者有自殺危機的個案工作時，需要運用自己和來訪者的支持系統在最大程度上為來訪者提供幫助。比如，來訪者如果是學生，那麼心理諮詢師就可以透過校內心理諮詢系統邀請來訪者的老師、教導主任、室友等進行個案研討會議。討論對於來訪者自殺危機的一致性的響應或處理方式，以及不同角色在不同處境下的處理策略，為來訪者建立人身安全網絡 (張元祐, 2018)。

但是現實是什麼樣的呢？在這個事件中，本應該成為女孩兒保護網的人們，全部成為女孩兒自殺的推手。

如果你是女孩兒的諮詢師，面對這樣的境況，感覺到無力和絕望，恐怕不只是對女孩兒感受到的共情，同時也是對這份工作本身的親身體驗。

不只是心理諮詢師需要了解自殺相關的知識，盡力幫助來訪者渡過自殺危機，況且還不是每個人都有心理諮詢師。

作為親人、朋友、同學、同事，我們都應該為自己和我們身邊的人，正確地認識自殺這件事，提早預防它的發生。而像學校這樣的機構，更有責任普及心理健康知識，對學生進行心理援助，《精神衛生法》從來都不是隻有心理健康從業者應該關心的。

“想自殺的人早就跳了”

如果我們不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圍觀者催促女孩兒自殺的原因，那麼可能是因為很多人會認為女孩兒是假裝要自殺，而她根本不會真的那樣做。這是最常見的人們對自殺的錯誤認識，尤其是對於青少年，人們總會覺得他們“吵著要自殺”，只不過是為了吸引別人的注意，就像小孩兒哭鬧著要玩具一樣。

而說過幾次之後，大人更是覺得不用在意。也許孩子的確沒有真的要實施自殺，但是在這件事上我們輸不起，所以我們應該以關心的態度認真對待每一次的“自殺信號”。

在數據上，中國的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15到24歲的女性是主要群體 (Hesketh, Ding & Jenkins, 2002)。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 (Wasserman, Cheng & Jiang, 2005) 顯示，在中國，15~19歲人群的自殺率為4%。不論是數據還是現實，青少年自殺問題不容忽視，人命關天豈能兒戲？

簡單心理Uni發表過很多關於心理諮詢師如何評估和處理自殺危機的文章，心理諮詢師相關的學習固然重要。但是事實證明，關於自殺危機的大眾科普更是刻不容緩。

即使你是非專業人士，也許你不需要知道如何進行自殺干預，但是提升對於自殺危機的意識和知識是非常重要的。瞭解自殺相關的危險和保護因子，讓你可以更快地發現身邊的人可能潛在的自殺意圖，更主動、及時地提供支持。

女孩兒在自殺前已經透露出非常多自殺相關的危險因子，而缺乏相關的保護因子，如果她身邊有人懂得相關的知識，也許結局不必如此。

不要等想自殺的人真的站上了樓頂，甚至真的死亡了，才後悔當初沒有留意、發現和採取行動。況且，當自殺者真的走到了那一步，你也無法控制圍觀的人是要“推”還是要“救”。別讓自殺者走到死亡邊緣，野獸只會在地獄歡呼。

危險因子：增加自殺可能性

個人特質

精神病史

超過90%的年輕自殺者患或患過至少一種精神疾病，年輕的青少年自殺者的患病比例也有60%。在青少年自殺者中，患有抑鬱症是最普遍的，比例高達49%~64%。特別是在年齡大一些的男性青少年自殺者中，物質濫用 (例如：酗酒、吸毒) 也是另一個非常顯著的危險因子 (Shaffer et al., 1996)。

女孩兒在自殺前被確診患上抑鬱症，這就是一個非常顯著的危險因子，增加了女孩兒自殺的可能性。

自殺史

過去嘗試過自殺的人是非常有可能再次進行自殺的，青少年男性如果曾經嘗試過自殺，那麼他的危險程度會增加30倍；青少年女性如果曾經嘗試過自殺，那麼她的危險程度會增加3倍。年輕自殺者中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都曾經嘗試過自殺 (Groholt et al., 1997)。

女孩兒曾經嘗試服用安眠藥自殺，而且不止一次嘗試過自殺，危險程度可以說是非常高了。

性取向

一些族群具有更高的自殺行為的風險，而LGBT群體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是同性戀和雙性戀青少年，其實施自殺行為的危險程度可以上升2~6倍 (Blake et al., 2001)。據北京同志中心的調查顯示，46.2%的跨性別者有過自殺想法，12.7%有過自殺行為。

在不尊重和不接受不同性取向的環境中，社會對他們的性取向的汙名化讓LGBT群體遭受到更多的壓力源，進而導致痛苦和情緒失調，增加LGBT群體患上精神疾病的風險 (Mustanski & Liu, 2013)。

家庭特質

家庭自殺行為史

如果曾有家庭成員有過自殺行為，將會大大增加自殺風險 (Agerbo et al., 2002)。如果母親自殺，青少年自殺風險將上升五倍；而父親自殺，風險將上升兩倍。

父母精神病史

父母如果患有精神疾病，特別是抑鬱症和物質濫用，將會大大增加青少年自殺風險。

生活逆境

應激性生活事件

像喪失 (例如：分手、喪親)、親子矛盾、霸凌等這樣的生活壓力源都與自殺與自殺企圖相關 (Brent et al., 1993)。

女孩兒因為患上抑鬱服用藥物，導致精神狀態不穩定，在回到學校後，沒有得到同學、老師們的關心，反而因為她“損害”了學校名譽而被孤立，這就是一種霸凌行為，進一步加重了女孩兒自殺的風險。

虐待

童年的身體虐待經歷會增加青春期後期和成年期早期的自殺企圖風險 (Johnson et al., 2002)。如果個體曾在兒童時期遭受身體虐待，將有可能比較難發展出建立健康關係所需的社交技巧。

童年的被性侵犯經歷也是青少年增加自殺風險的因素之一 (Fergusson et al., 1996)。

保護因子：減少自殺可能性

家庭凝聚力

不論是在初中生、高中生，還是大學生群體中，家庭凝聚力都是對於青少年自殺的強有力的保護因子。家庭凝聚力指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高度共同參與度、共同興趣和情感支持。在面臨同樣的抑鬱程度或者生活壓力的情況下，生活在高凝聚力家庭的青少年的自殺風險將比生活在低凝聚力家庭的青少年低3.5到5.5倍 (Rubenstein et al., 1998)。

良好的人際關係

如果青少年與家人、朋友或者社群有著很強的連接，這將降低他們傷害自己的可能性。一方面，因為他們感覺到被愛和支持，另一方面，他們知道在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知道可以找哪些人幫助和支持自己。

便捷、合適、優質的心理健康服務

不論是心理治療、個體/團體/家庭心理諮詢，還是其他心理健康服務，如果青少年有正確的心理健康相關知識和意識，而相關服務便於獲得，也值得信賴，這將提升青少年使用心理健康服務的動機，從而減少傷害自己的可能性。

女孩兒曾有多少次機會不必走到最後，也是我們最不想看到的那一步。但是，學校老師、教導主任和校長的無恥行徑，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導致學生和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誤解和偏見，把女孩兒推下高樓。

自殺風險警報信號

自殺傾向絕不是“蹭”一下跑出來的，如果生活中的一切看起來都那麼“錯”，“錯”到他們想要放棄希望，就像女孩兒的遭遇一樣，人們往往會表現出一些警報信號。尤其青春期在人的一生中是如此動盪的時期，往往讓人很難意識到青少年的一些變化是正常行為還是準備自殺的跡象。

需要注意的行為變化：

• 迴避與家人和同伴的互動
• 對過去感興趣的活動失去興趣
• 很難專注課業
• 不注意個人形象
• 人格明顯變化
• 悲傷和絕望
• 飲食習慣變化 (例如：突然體重增加或降低）
• 睡眠習慣變化
• 嗜睡或缺乏活力
• 抑鬱症的臨床表現
• 暴力行為，叛逆或逃避
• 藥物和酒精的使用
• 與情緒相關的症狀 (例如：頭痛、疲憊，胃痛)
• 喪失接受讚美或獎勵的能力
• ……

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表現出抑鬱或情緒低落的情況，但是有一些青少年會假裝精力過剩來掩蓋他們的問題。如果青少年表現出異常的躁動或過度活躍，心神不安可能會導致對抗或暴力行為。不要錯把這些異常的行為當做是過渡期正常的表現，青少年每一個異常表現都是在對外求救的警報信號，不要讓一切變得“太遲”！

這不是一篇專為心理諮詢師而寫的自殺危機文章，自殺科普知識值得我們為我們身邊的人瞭解和學習。

References:

北京同志中心 (2017). 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

張元祐 (2018). 來訪者威脅我要自殺，我……

Agerbo, E., Nordentoft, M., & Mortensen, P. B. (2002). Familial, psychiatric, and socioeconomic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young people: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Bmj, 325(7355), 74.

Blake, S. M., Ledsky, R., Lehman, T., Goodenow, C., Sawyer, R., & Hack, T. (2001). Preventing sexual risk behaviors among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adolescents: the benefits of gay-sensitive HIV instruction in school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6), 940.

Brent, D. A., Perper, J. A., Moritz, G., Baugher, M., Roth, C., Balach, L., & Schweers, J. (1993). Stressful life events, psychopathology, and adolescent suicide: a case control study.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3(3), 179-187.

Fergusson, D. M., Horwood, L. J., & Lynskey, M. T. (1996). Childhood sexual abus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young adulthood: II. Psychiatric outcome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5(10), 1365-1374.

Grøholt, B., Ekeberg, Ø., Wichstrom, L., & Haldorsen, T. (1997). Youth suicide in Norway, 1990–1992: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completing suicide and age‐and gender‐matched controls.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7(3), 250-263.

Hesketh, T., Ding, Q. J., & Jenkins, R. (2002). Suicide ideat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7(5), 23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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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fer, D., Gould, M. S., Fisher, P., Trautman, P., Moreau, D., Kleinman, M., & Flory, M. (1996). Psychiatric diagnosis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suicid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3(4), 339-348.

Wasserman, D., Cheng, Q. I., & Jiang, G. X. (2005). Global suicide rates among young people aged 15-19. World psychiatry, 4(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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