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抗战期间投降日本的皆为地方军，中央军将领很少投敌为伪军的现象。甚至原台湾“行政院长” 郝柏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八年抗战期间，没有一位国民党将领向日本人投降，也没有国民党军队被日军俘虏，有的只是全体阵亡。
实际上，抗战期间，投降日军的中国军队既有原地方派系部队（以东北、西北军为主），也有不少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中，就有15名黄埔一至四期毕业的将领因为各种原因，出任伪职。他们是：刘明夏（一期）、李寄梅（一期）、黄子琪（一期）、刘夷（二期）、刘启雄（二期）、陈孝强（二期）、张海帆（二期）、金亦吾（三期）、高鹤飞（三期）、苏玉衡（四期）、李炳南（四期）、钱新民（四期）、蒋先启（四期）、唐生明（四期）、熊子浩（四期）。
这15个人里面，根据投敌原因之不同，又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作战被俘后投敌
突出代表是刘明夏。
刘明夏，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集团军第三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后任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师长，1939年7月授少将军衔。
1941年，中条山战役失利，刘明夏被日军俘虏后投敌，曾任汪伪少将参赞武官，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和上海特别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等。1943年10月被汪伪军事委员会授予陆军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不久保释出狱，后弃军从商。
1951年春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
除了刘明夏之外，陈孝强、高鹤飞、金亦吾、刘启雄、张海帆、苏玉衡皆大体为被俘后变节投敌。
二、主动投敌
这类人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同情，因为他们投敌的原因很简单：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
比如，黄埔二期毕业的刘夷。此人抗战爆发后任167师少将副师长。马当战役中，167师在师长薛蔚英带领下，故意拖延时间，以致贻误战机，最终丢失马当，对整个武汉会战之局势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因此，战后，薛蔚英被枪毙，刘夷则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在亲叔叔、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峙的担保之下，获释出狱，从此不被重用。
出狱后的刘夷，一直认为自己所受之遭遇都是不公正的。为了寻求新的出路，这个“天子门生”一咬牙一跺脚，投敌当了汉奸。
刘夷投敌后，受到汪精卫的重用，将南京的卫戍重任交给了他，成了伪国民政府警卫旅少将旅长。
抗战胜利后，刘夷被逮捕，后再次被刘峙保出，移居香港。
像刘夷这样，为了所谓的个人前程，而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叛变投敌的“天子门生”还有黄子琪、李寄梅、蒋先启、李炳南、熊子浩等人。
三、奉命投敌
抗战期间，有一些将领，是在得到上峰或明或暗的授意后，选择投降日军的，也就是所谓的“奉命投敌”。最典型的例子，即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抗战时任常德警备司令的唐生明。
因为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在抗战中后期，唐生明由蒋介石当面指示，以“失意军人”的身份打入汪伪政权内部从事情报工作。
作为继刘启雄和刘夷之后第三名“反正”的黄埔将军，唐生明的投敌同样得到了汪精卫的高度重视，被破天荒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此后又陆续担任过江苏省伪保安副司令、伪保安处处长等要职。期间，他通过军统上海区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在情报战线上贡献殊多。
和唐生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钱新民。钱新民在南京沦陷后担任南京军统区区长，策划过多起暗杀日伪汉奸、破坏日军铁路交通及鼓励民众抗日救国的活动。1940年11月15日，在上海秘密接头时，被汪伪76号特务逮捕，后在戴笠的授意下，向敌人诈降。一个月后，因身份暴露，再次被捕。同年12月13日，被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
可以说，在15个黄埔系投敌将领中，唐生明和钱新民是仅有的两个以“投敌”之名，行抗战之实。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抗战胜利后，不少原先心甘情愿投敌当汉奸的黄埔系将领，在疏通了各方关系后，都摇身一变成为了像唐生明和钱新民这样“奉命投敌当汉奸”的隐蔽战线英雄，比如刘明夏、陈孝强、金亦吾、李寄梅等。
这些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甘为日军犬牙的民族败类，只因为在国民党上层中有各种关系，最后竟然成了民族英雄、“党国功臣”，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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