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克在小學期間的成績不好，還曾蹲過一次班。小學老師因此不看好他，在畢業時推薦他去上主體中學（Hauptschule，主要對接職業教育，在德國四類中學中社會聲望最低）。但是，布拉克的父母沒有聽從學校的建議，而是將他送入了哥廷根的一所總合中學（Gesamtschule，在德國四類中學中社會聲望僅低於文理中學）。
入學後，失去自信的布拉克覺得自己將來一事無成，自暴自棄，經常調皮搗蛋。但是，這裡的老師並沒有懲罰他、疏遠他，而是試著理解他，問他為什麼會這麼做，並不斷鼓勵他，對他說，“如果努力一定可以學有所成”。最終，布拉克在這所學校找到了對自己的信心，成了一名好學生，並立志在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教師。
這所中學就是喬治·克里斯托弗·利希滕貝格總合中學（Georg-Christoph-Lichtenberg-Gesamtschule）。在這所中學，還有許多類似布拉克的“差生”。在上小學時，他們的老師不相信他們日後有能力取得文理中學的畢業證書（即進入綜合性大學的入學資格），因此推薦他們去上主體中學，將來參加職業教育。但他們的父母都沒有聽從小學教師的建議，而是將他們送到了這所中學。最終，他們在這所中學“逆襲”成功，取得了大學入學資格，證明小學教師當初對他們的判斷是錯的。
儘管收取了許多成績不佳的學生，這所中學在全州統一的測試中，仍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在2010年，全州最優秀的學生（平均成績0.7分）就畢業於這所學校。25%的學生以“優秀”的成績畢業。2011年，利希滕貝格總合中學獲得“德國學校獎”，成為該年度的德國最佳學校。
位於北威州的朔爾兄妹文理中學（Geschwister-Scholl-Gymnasium）是一所實行全納教育的學校。在這裡，正常兒童、智力超常兒童、具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殘疾學生、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患有罕見疾病的學生、還有來自問題家庭的學生都在一起學習。
該校負責個性化教育的教師認為，如果我們的學校可以培養好有天賦的學生，也應該可以教好殘障兒童。這所學校在招生時不看重學生的學習成績，原則上對所有的學生開放，特別是對於那些在其他學校遇到問題的學生開放。儘管這樣，該校學生的學習成績仍高於北威州的平均水平，幾乎沒有留級的學生。在過去10年中，在713名學生中有711位學生拿到了文理中學畢業證書（這是進入德國綜合性大學的文憑）。
考慮到學生們的起始條件，這所學校簡直創造了奇蹟。該校在2014年獲得“德國學校獎”，成為該年度的德國優秀學校。他們成功的秘訣是個性化教育。該校校長表示，我們不進行篩選，而是做診斷，發現每個學生的優缺點，然後有針對性地開展促進工作。
在巴門總合中學（Gesamtschule Barmen），三分之一的學生具有移民背景。在五年級，甚至有一半的學生具有移民背景。這意味著許多學生在德語方面存在缺陷。這所學校所在的烏坡塔爾市是德國負債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所在的城區也是社會問題突出的城區。學校有1/3的學生來自失業者家庭，依靠社會救濟生活。超過一半的學生來自單親家庭。許多來自移民家庭和失業者家庭的孩子無法從父母那裡得到學習上的幫助，還常常受到周圍環境的不利影響。
儘管學生有這麼“差”的起始條件，但這所學校的教師還是通過提供更多的德語課程，更多的工作時間投入，成功地幫助這些學生取得了比預期更好的成績。入學時，雖然僅有17%的學生獲得了文理中學的推薦（即學習成績優秀），最終卻有60%的學生升入文理中學高中階段。在全州範圍內的測試中，這所學校的學生也考出了比其他同類中學更好的成績，高於該州的平均水平。2015年，該校獲得“德國學校獎”，成為該年度的德國最佳學校。
以上這三所學校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能把各方面條件不理想的學生（“差生”）教好，也都獲得了“德國學校獎”（der Deutsche Schulpreis）。這並非出於偶然。“德國學校獎”由羅伯特·博世基金會和海德霍夫基金會聯合設立，自2006年以來每年評選出1所年度最佳學校和4至6所年度優秀學校，並由德國聯邦總理、總統或者外交部長親自向獲獎學校頒獎。這是德國目前要求水準最高、獎金額也最高的學校競賽獎項。
在評委會擬定的六項評價標準中，能否成功應對學生多樣性所帶來的挑戰，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標準。而且這種多樣性不只是體現在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學習成績的差距上，還體現在學生在種族、語言、宗教信仰、家庭出身、身體健康、學習興趣等多方面的差異上。一所學校只有在應對學生多樣性挑戰方面有良好的表現，才有可能獲得德國學校獎，成為德國最佳學校。
評委會之所以將應對多樣性列入評選標準，是因為德國學校沒有篩選學生的自由，它們不得不去應對學生群體的多樣性和異質性，並用教育教學方式的多樣化應對教育現實的複雜化，以充分照顧每個學生的特點。與德國相比，我國總是傾向於用簡單的方式應對複雜的教育問題，例如把學校分成不同的等級，把學生分入不同的班，生成一個均質性群體，以便實行統一化的管理和教學。但社會現實是複雜的、多元的，任何簡單化的處理方式都是對現實的一種生硬切割，必然帶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當然，德國在評定最好的學校時，並非只看學校在一個方面的表現。除了上面提到的應對多樣性挑戰之外，還要看：（1）教學成就，即學校在核心教學科目、藝術、運動領域或其他領域所取得的學生培養成就（以其自身的起點來衡量）；（2）課程質量，即看學校是否讓學生獨立負責其學習，是否促進深度理解式學習和以實踐為導向的學習，是否持續性地改善課程等；（3）責任，即看學校是否讓學生在課內外民主參與決策、獨立提出倡議、是否注重培養學生的集體精神；（4）學校氛圍、學校生活和校外夥伴，即看學校是否有良好的校園氛圍，充滿激勵的校園生活，學生、父母和教師是否樂於去學校，學校是否與校外機構和個人建立起積極的合作關係；（5）學習型學校，即看學校是否實行民主領導和管理，鼓勵以結果為導向的教師合作，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持續性地進行自我改善。
德國的經驗顯示，在評價一所學校是否優秀時，不能只是看它能否將尖子生教好，還要看它能否把各方面條件不理想的學生也教好。因為把尖子生教好並不稀奇，他們本就優秀。只有把這些“差生”也教好，才是真正的好學校。這就是德國學校獎評委會的價值標準。
此外，在對“好”的定義方面，當然不能僅僅把學習成績好當作好的標準，還要看其他的標準，例如：學校有沒有讓學生學會學習，學會獨立自主，學會團隊合作，學會承擔責任，學會幫助他人，學會理解和包容異己、與異己和諧共生等。因為這些都是他們在未來多元化社會生活的基本能力。
德國的學校正在這麼做，這是因為德國人知道，學校教育不是為了讓學生通過考試，而是為了讓學生適應未來的生活。如果我國的教育繼續以通過高考、而不是以適應未來的生活為導向，教育評價繼續以考試成績、而不是以學生的綜合素養為準繩，那麼我們的教育在根基上就產生了偏斜。而在一個偏斜的根基上，人們很難再擺正任何東西。這不正是我國基礎教育改革難以解決教育困境的一個癥結所在嗎？（作者孫進，系北京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授、留德博士）。
* 本文修改版刊登於《中國教育報》，2016年11月25日，環球國際教育版，標題是《德國：把“差生”也教好才是好學校》。圖片來源：Robert-Bosch-Stiftung.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 德國研究者 ”，作者孫進。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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