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提出的“惡之平庸”、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這類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發生原因的假說，在德國受訪者中得到了較多支持。研究者認為，“路西法效應”提供了一種“舒心的解釋”，能鼓勵德國人直面過去；但同時也庇護他們，免於對歷史的坦誠思考。
尹月/政見觀察員
去年10月起在Netflix上線的德國電視劇《巴比倫柏林》，好評如潮。電視劇將背景設置在1929年的柏林，兩季過後，劇中“猶太豬”的謾罵已經不絕於耳，努力捍衛《凡爾賽合約》和《魏瑪憲法》的社民黨式微，黑色國防軍等非法準軍事組織崛起。一張迫害猶太人的天羅地網正在緩緩織就，只是劇中人尚未意識到而已。
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結束至今已逾70年。但對於德國人——大屠殺加害方的後人，以及以色列猶太人、波蘭人——大屠殺受害者的後裔而言，這一慘絕人寰的事件，影響仍未消散。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80％的猶太人受訪者依然認為大屠殺事件對以德關係存在負面影響。
德國人、以色列人和波蘭人究竟怎樣認識大屠殺？他們對大屠殺起因的解讀又存在哪些不同？來自美茵茨大學、華沙大學、以色列赫茲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等機構的研究者，聯手對這些問題展開了探討。
爭議：“人性之惡”還是“服從權威”？
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尤其是代號“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的猶太人滅絕計劃，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悲慘事件。學者們對這一事件的肇因爭論不休。
“人性之惡”
西奧多・阿多諾等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提出“權威主義人格”概念，並設計了測量這種人格因素的“法西斯傾向量表”（F量表），探索存在於人性層面的“惡”。這些研究顯示，權威主義者傾向於對權威人物或機構，表現出過度的順從和尊敬，同時對被認為破壞傳統、心存異志的外群體，抱有強烈蔑視和仇恨。這就解釋了納粹執政時期，大量德國普通民眾對希特勒五體投地的崇拜和極端的反猶言行。
“服從權威”
猶太裔美籍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則對大屠殺起因提出了不同解釋。在觀摩“最終解決”主要負責人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審後，阿倫特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書中主張，艾希曼和納粹黨人的人性之惡被誇大了，他們也是普通人，只是在權威的壓迫下陷入“代理狀態”（agentic state），即認為自己只是執行強權意願的無責任的代理人；或在“放棄（理性）思考”（inability to think）後，降格為俄裔美國哲學家和小說家安・蘭德所謂的“次級人”（sub-human），因此淪為了兇惡勢力的幫兇。
這一觀點遭到過許多攻擊。但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權威服從實驗”為阿倫特提出的“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提供了有力支持。這一實驗輕而易舉地將普通被試者“變身”為服從主試命令、不惜下手電擊陌生人的“惡魔”。米爾格拉姆的著作《對權威的服從》（Obedience to Authority）系統記錄了該實驗全過程，書中多次熱烈認同 “惡之平庸”概念：
“我必須說，這一概念更接近真相，其接近程度超過任何人的想象。這些普通人電擊受害者，是出於一種責任感和作為受試者的責任，他們本人不帶有任何攻擊性的特別傾向。”
1971年，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也再次證明，在權威和情境的作用力下，天使路西法墮入地獄，變成了魔鬼撒旦。這一現象也被稱為“路西法效應”。
預謀vs偶然
此外，關於大屠殺起因的辯論還時常在蓄意主義者（Intentionalist）和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t）這兩個陣營之間展開。蓄意主義者認為大屠殺早有預謀，每一步驟都是希特勒精心策劃，以及“嗜血”的政府官員和普通民眾積極配合的結果。而功能主義者則主張，希特勒並沒有滅絕猶太人的“總體大綱”，事態的惡化過程曲折多變且充滿偶然性。例如，功能主義派的代表人物、美國曆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寧認為，“最終解決”是納粹黨內派系鬥爭失控的結果。
調查：“服從權威”是雙方都贊同的解釋
本文介紹的研究從上述幾種解釋中，提煉了出四種大屠殺起源的歸因（attribution）：
s 人性之惡（西奧多・阿多諾等人的觀點）
s 服從權威（漢娜・阿倫特等人的觀點）
s 強制服從（指納粹挾持德國，逼迫民眾脅從）
s 情境（指一戰後德國右翼勢力抬頭和大蕭條等外因作用下，反猶風潮逐步成型）
德國人、以色列人和波蘭人，分別會從上述哪種角度認識和解釋大屠殺呢？
通過調查和訪談收集，三個國家的受訪者各在1000人左右。問卷將上述四種歸因分別描述解釋為：“德國人的本質和性格”、“德國人對權威的服從”、“德國人懼怕納粹政府”和“糟糕的經濟狀況和高失業率”，要求受訪者評價這四種解釋。
分析顯示，德國受訪者更傾向於將大屠殺歸因於特殊的時代環境，而非人性缺陷；而另兩國的受訪者則更傾向於通過內因——“人性之惡”來解釋。這一結果符合研究者的預期。
不過，研究者意外發現，“服從權威”的歸因，在德國受訪者中也得到了較強烈的支持。而波蘭受訪者對“強制服從”歸因的接受程度，竟然略高於德國受訪者。
總體而言，“服從權威”，是加害方和受害方都贊同的解釋；同時，“人性之惡”是獲支持程度最低的歸因。即使是以色列和波蘭受訪者，也沒有在大屠殺和“人性之惡”之間簡單地劃上等號。
警示：慘痛歷史不容忘卻
調查還詢問了受訪者對今日德國的印象。對大屠殺源起的理解，是否影響受訪者對德國的態度？結果顯示，將大屠殺歸因為“人性之惡”和“服從權威”的以色列受訪者，對德國的印象更為負面，而歸因“強制服從”和“情境”等解釋的受訪者，對德國的態度明顯要好。
有意思的是，大屠殺歸因並不影響波蘭受訪者對德國的印象。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二戰中的波蘭人不僅是納粹德國的受害者，也協助德國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今年1月28日，“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的次日，波蘭議會甚至通過法律修正案，規定對“將第三帝國犯下的納粹罪行歸咎於波蘭人的言行”或“以其他方式明顯解脫實際犯罪者責任的言行”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從這一舉措足以看出波蘭人對大屠殺的矛盾態度，也部分解釋了此項研究中波蘭受訪者與以色列受訪者之間的明顯差異。
德國和以色列受訪者還被問及，是否應將70多年前的大屠殺“塵封”起來。研究發現，將大屠殺歸因為“人性之惡”，一方面讓以色列受訪者堅定“牢記歷史”的決心，另一方面，也令德國受訪者渴求一個“了結”（Schlussstrich），即希望大屠殺儘快被歲月消磨乾淨。
“服從權威”是唯一一個能鼓勵德國受訪者直面過去的歸因。研究認為，其他解釋暗示了人性的邪惡、政治體制的腐敗，或者政治文化的缺陷，而“服從權威”卻提供了一種相對而言較為令人舒心的解釋：大屠殺只是“普通人為服從（權威）命令而做出的普通、日常的破壞行為”（米爾格拉姆語）而已。如果這一解讀成立，那麼可見，德國民眾仍對坦誠思考探討大屠殺頗為抗拒，而屈身於“服從權威”解釋的庇護之下。
“塵歸塵，土歸土。…時間的海洋，永恆的法則，塵歸塵，土歸土。”《巴比倫柏林》的主題曲《塵歸塵，土歸土》一響起，劇中人便像著了魔似地瘋狂起舞，好像要舞進永恆，忘卻浮世的一切歡樂和痛苦。但本文介紹的研究一再提醒我們，慘痛的歷史不容忘卻。就像福克納所說：
“過去永遠不會死，它甚至還沒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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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Imhoff, Roland, Michał Bilewicz, Katja Hanke, Dennis T. Kahn, Naomi Henkel‐Guembel, Slieman Halabi, Tal‐Shani Sherman, and Gilad Hirschberger. "Explaining the Inexplicable: Differences in Attributions for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Israel, and Pol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38, no. 6 (2017): 90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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