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面人”，可謂古已有之。
五代後蜀的第二代皇帝孟昶，朱黃紛陳的錦繡文章寫得十分漂亮。其中，倡導廉政的《令箴》尤為堂皇，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成為流傳甚廣的名句。各衙門皆刀剞斧鑿，將之作為官箴刻碑立於堂前。可正是這位皇帝，私底下卻“多以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待趙匡胤滅其國時，見到那嵌鑲有7種寶物的尿壺，亦振衣戟指：“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1900年庚子國變中，向來孱弱的慈禧居然有了一番激昂之語：要亡，也打一仗再亡。但八國聯軍尚未破城，她便現出了窩囊相，扮農婦倉惶西逃。不過，她沒有忘記兩件事：一是把珍妃推進井裡，二是把自己的內帑銀（私房錢）深藏起來。這筆錢，大約有黃金36萬兩、白銀600萬兩。如此一筆巨資，竟藏得十分隱秘，八國聯軍挖地三尺也沒找到。
慈禧懂得吸金納銀，卻不知民間疾苦，逃亡時沒有帶足乾糧，以致後來找到5個雞蛋便“得之如拱璧”。更讓人無語的是，她坐擁金山卻無視江山——財政報告“餉源旱竭，市面艱窘異常”的字樣，從未影響她斂財的貪婪與興趣。事情的發展正如英國思想家懷特海所說：“悲劇的本質並不是不幸，而是事物無情活動的嚴肅性。” 她死後3年爆發的辛亥革命，詮釋著歷史的無情。
狼狽西逃的慈禧，1900年8月29日刊登的外國漫畫——《笨拙》
中國古代向有尊儒輕商之說，《漢書·貨殖傳》大部分內容沿襲於《史記·貨殖列傳》，唯獨將導言換了。對比一讀，思忖著大概是班固嫌司馬遷把商業人物的地位放得過高了吧。其實，封建王朝的虛偽之處在於，輕商不假，但未必尊儒。所謂“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才是其真正面目。所以，大多數讀書儒生往往困頓於“謀生自悔攻儒術，點檢行囊鬻舊衣”的窘態之中。
《劍橋中國晚清史》這樣評說當時的官僚：“喜歡搞官場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清王朝沒有（也不想有）“健全合理”的金融市場，遇到戰爭之類的突發情況，正是利用“官場權術”摟錢的最好時機。手段可以多樣，最奇葩的就是大張旗鼓、明碼實價地賣官。
一般情況下，被賣的還只是些虛職和候補之位，也包括學位文憑，史載“甲午開捐，舉人二萬金一名”，便是當時的“官價”。然而，到了急需錢或價碼合適時，知州、知縣之類的實職也可賣。所賣之數額更嚇人——
鴉片戰爭後10年，國家的財政赤字有46%靠賣官收入彌補。 歷史學家有“累積式激進主義”的說法，意思是，每一個決定通常會導致之後更激進的決定。既然買賣官位已經“工具化”，官場的道德半徑幾乎為零，那麼，更加“瘋狂”的行為就難以控制。原先全國賣官是戶部的特權，各省只能在本省賣。肉有肥瘦、民有貧富，誰都想到富庶之地去多賣個好價。於是，安徽的遠涉至長沙來賣，山東河南的跑到甘肅陝西去買……
“非私不言公”，這是官場“兩面人”最形象的畫像。如果說賣官給國庫確實增加了一點財政收入的話，那麼，由此衍生的諸多腐敗之風、醜陋之習，卻加速了大清的病入膏肓，頹勢如山倒。就連慈禧召見買官之人，看其“展示才能”後，也失望地長嘆一聲：功夫盡是假的，精壯的炮灰倒是真的……
亞里士多德說，金錢本無天生的罪惡，甚至是“衡量事物的標準”。歷史研究從來都不缺少“當代性”的意義，從中不難發現，無論昨天還是今天，那些“兩面人”的“背面”，都是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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