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學社會學的，每年都會被好些片子搞得很尷尬。影迷朋友問我：“這片子從社會學角度看怎麼樣？”學術界朋友問我：“哎最近有個片子看了嗎？特社會學！”
我能怎麼辦？只能打哈哈。
在社會學裡以藝術見長和在藝術圈裡標榜社會學，是一類電影的長項。與之相匹配的，是他們的三板斧：在普通觀眾面前標榜“這是藝術”，在知識分子裡標榜“這是生活”，在國際影展上標榜“這是中國”。說白了，就是鑽空子，搏出位，其實沒把心思好好放在創作上。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片子除了上述兩類朋友之外，基本沒人談論。換句話說，它們只能吸引極小部分的觀眾——那些忍得了“藝術手法”的社會學者和渴望“走向現實”的藝術青年。具體片名開出來費電，我就不說了。對這類電影，我想求它們放過觀眾，也放過社會學。
但其實，我心裡對中國電影是有期許的，那標杆不是大師名作，也不是百億票房，當然更不是上述“影展電影”，而是那些真正能與大眾共情，表達出一個時代的精神和困惑，甚至能發揮巨大社會影響力的電影。我稱其為“國民電影”。
這類電影，澳大利亞有《加里波利》，日本有《飢餓海峽》，印度有《摔跤吧！爸爸》，都是切中社會議題，引發觀影熱潮的轟動之作。它們的藝術手法不見得多麼前衛，思想上不見得有多深邃，卻依靠引人的話題、流暢的敘事和精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普通觀眾，形成現象級的觀影熱潮，甚至成為學界分析國民性格和社會心態的理想標本。
今日的中國電影，不缺票房，不缺話題，不缺獎項，甚至也不缺“風格”，獨獨這類“國民電影”不見蹤影，不得不說是個天大的遺憾。因為電影除了是藝術、商業和政宣之外，還是社會產品，產自社會，服務社會，體現民意和民情。沒有這個活水源頭，幾百億的票房也不過是個熱鬧，無法長久。這類“國民電影”才是我心目中的“社會學電影”，而這樣的電影，今年終於出現了一部，它名叫《我不是藥神》。
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已經有很多，我就不重複了。只針對一些朋友的見解，提幾點自己的看法。
第一，煽情。
有人覺得這片子煽情過頭了，格調不高。這個得從作品類型來說。國民電影怎麼可能不煽情呢？它面對觀眾的本來就是廣大普羅大眾啊。知識分子喜好純粹的說理和客觀，喜歡過度解讀，沒影兒的事都能給你說出個子醜寅卯。可是老百姓不一樣，他們就要電影給出一個確定的“是不是”和“好不好”——你先亮出自己的態度來，下一步才是討論和反思。很多電影喜歡曖昧和模糊，其實不是因為節制的美德，而是因為自己就沒想清楚。
再進一步說，煽情有什麼錯？從情緒社會學的角度講，有些電影煽起情來是為了宣傳教育，有些電影煽起情來是為了誘導消費。而《我不是藥神》的“煽情”，是為了讓觀眾同情那些身患絕症的弱者，關注社會現實。我們的銀幕上，這樣的戲碼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據說本來的版本更“煽情”，而我也覺得，現在這個版本其實煽得還不夠。不是說我喜歡煽情，而是這個片子的情緒本來就非常濃烈，沒有恰當表達出來的話，反而會讓人覺得很“裝”。“病人長街送程勇”那段，“警官發現前姐夫是個英雄”那段，都應該有更強烈的情感衝擊才對。“煽”的手法不一定要像肥皂劇那樣，出來個梨花帶雨的女主角帶領觀眾“一二三，開始哭”。也可以是梅爾維爾式的冷峻肅殺，或是《教父》式的反差手法，但無論如何，“煽”本身都不是錯。
第二，“賣慘”。
中國電影本來有“賣慘”的傳統，這在儒學裡頭有名堂，叫做啟發人心中的“善端”。但同樣是“賣慘”，境界可大有不同。《芳華》、《我不是潘金蓮》、《唐山大地震》、《集結號》……再遠一點，還有《英雄》之類票房霸主都以“賣慘”為高潮，但其中蘊含的悲劇力量，卻離傳統不遠，都是小人物在向權力證明自身的無辜和無私，向當權者求個“良民認證”。馮小剛和張藝謀那一代人，基本上看不到什麼集體行動的可能，如果有，必定是犯上作亂，所以他們蓄意削減了個人的能動性，主角不管內心多麼油膩多麼戲精，在國家面前還是以“受了委屈的好孩子”的形象出現的。
而《我不是藥神》中的角色，都是新一代的公民形象。公民者，不在於善發宏論，標榜號召，而在於對自身權利和責任有清醒認識，堅持“群己權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程勇聽說有錢賺，背起揹包就走，幾個病友聽說有藥吃，合起夥兒來就賣，碰上賣假藥的，該砸就砸，良心發現了，該賠就賠。看起來都是小人物的小心思在活動，合起來，卻構成了一組栩栩如生的公民群像。有私心，有雜念，卻也有良知，有擔當。他們並不依賴權力來認證自己的是非，有手有腳能解決自己的困難，只求政府、企業、社會各自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故事發生在中國公民社會發育最為成熟的上海，順理成章。
第三，藝術上沒追求。
電影有很多屬性，藝術電影在形式上銳意求新，值得點贊，但沒理由要求所有電影都把藝術追求放在第一位。電影作為社會產品，本身就有社會價值，把承擔社會責任，傳播理念價值作為追求目標的話，那麼把流暢和動人放在第一位，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完全正當。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不是藥神》的藝術形式雖然不新潮，但是非常貼切，很好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和表達主題的任務。程勇和呂受益追捕“黃毛”的一段戲，空間和動作的切換簡潔明快，售賣假藥現場的群毆段落，每個人的亮相以及輕喜劇色彩，程勇駕車離開黃毛的一幕，倒後鏡裡映出落魄的面容，這些都不是“沒追求”的電影能做到的。監製甯浩玩電影形式的能力，早在“瘋狂”系列中就得到了證明。導演文牧野雖然是新人，但是將電影感與故事內容結合得很好，這本身就可以被稱為一種風格。
當然，有些段落明顯受到了商業和審查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可以斟酌。例如抓捕王硯輝扮演的假藥販子的過程是不是需要那麼長？片尾對於“俱往矣，時代在進步”的強調要不要幾次三番？這些都可以討論。但就我自己而言，都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內。
最後，有人說這片子“迴避主要矛盾”。
我真的不想說“廣電總局又逆襲”了。但這樣的片子出現在銀幕上，多少總是個進步。這或許也說明，持續的努力總能換來一點理解，進而讓藝術表達現實的空間再開闊一點。這樣的電影或許在自由表達方面沒有做到100分，但只要出現在影市，肯定強過做足了100分但除了影展評委和小眾影迷沒人看過的作品。這也是為什麼我給它打五星的原因——不完美，但它意味著很多。
關於外方藥企的形象，剛看完時我也感覺過分刻板。開發新藥需要鉅額投入，專利保護能促進醫學進步這些道理，想想似乎順理成章。但換一個角度來說，引發白血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過量輻射和工業汙染，這不是一個老百姓憑鍛鍊身體和科學養生就能百分之百遠離的絕症，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都需要為無辜的患者負上一份責任，更不要說把公民生存權和發展權一直掛在口邊的國家。因此要不要把治療這種絕症的特效藥完全交付給商業邏輯來運作，國家、企業和個人在其中各自該負擔什麼樣的責任，本身就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
影片的價值不在於給出了什麼樣的答案，而在於將這個問題帶入了公共的視野，讓更多人瞭解“藥神”背後的故事。這或許才是這部“國民電影”真正的貢獻。
閱讀更多 小白讀資治通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