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慧
7月6日上映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确实是一部难得的国产好电影，建议有空这家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
取材于2015的真实案件“陆勇案”。主要讲述的是陆勇替慢粒白血病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物“格列宁”而被判刑的事件。看完这个电影，估计很多人都有疑问：医药公司把抗癌药定价这么高，是不是为了赚钱而丧尽天良？毕竟电影中正版进口的格列宁一瓶4万元，相反的印度仿制药一瓶才500元，简直是暴利中的暴利。
为什么正版的格列宁药价这么高呢？
这是因为每一种新药想要成功研制出来并上市，在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研发成功后还得多次临床试验成功，方可上市！如果研发成功还好，一旦失败之前所有投入的大量资金和时间都将打水漂，而现实中新药研发的失败率可以说在90%以上。
据说研制出格列卫（电影中的格列宁的真实药名）的瑞士诺华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836亿美元，在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
资金和时间投入这么高，而且风险这么大，那为什么还有医药公司愿意去研发新药？这
主要是因为新药上市后有专利保护，在专利保护下公司可以垄断市场。但是这个专利保护是有时间期限的。一旦专利保护过期，大量的仿制药就会出现，药价就被大幅度拉低。所以，在新药上市垄断市场的这些年里，医药公司必然会将药品定高价，以收回前期投入的巨大成本，并获得高额盈利，用以支持开发下一种新药。这就是新药上市后价格高昂的原因，也只有暴利才能刺激医药公司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去研发新药。这些不断被研发出来的新药，才是病人的希望。
为什么印度的仿制药又快又便宜？
电影中男主角跑到印度去走私仿制药，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印度这么快就出现了仿制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而其他国家却没有呢？
中国应该鼓励仿制药吗？
新药的昂贵价格确实会损害当前患病之人，但等到专利期过，可以生产仿制药后，其实可以惠及到更多以后的患者。而如果政府打破专利保护，一开始就让仿制药泛滥，那么医药公司将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因为无利可图，最终人类抗癌的医疗技术将停步不前，这才是癌症病人最大的危难。
所以中国政府的选择是鼓励和扶持企业积极研发抗癌新药，提高药物研发创新能力，这才是有利于抗癌的明智之举。
如何降低进口抗癌药的价格？
当然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值得尊重的，保护专利，必然会损害到当前患者的利益，所以要保护当前群体的利益，政府就要采取多重措施来降低进口药的价格，比如：
1、降低进口抗癌药的成本
通过“零关税”，缩短上市审批时间等措施，降低进口抗癌药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促使降价。
2、推动药价谈判、医保准入
政府要积极与医药公司进行药价谈判，推动进口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大幅降低药价。按照目前这个费用，即使纳入医保，政府也负担的起。根据2017年9月22日国际慢粒日，相关机构发布得调查显示： 中国目前每年约新增慢粒患者5000人。按患病率计算，中国现有的慢粒患者约有3万至4万名，以中老年人为主。
很庆幸的是在电影结尾我们看到了，截止2018年中国已经有19个省市将格列卫纳入了医保范围了。
3、推动国内抗癌新药研发
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抗癌新药的研发，提高进口抗癌药面临的竞争，从而促使其降价。
鲤行者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在高科技行业以及医药行业都显得特别突出。
一枚小小的芯片，所用原材料最多不超过几十元，却可以卖出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的高价，就在于科技赋予其远超材料价格的附加价值。
一枚小小的药片，仅算原料成本的话，最多不过几元钱，但是背后是数以亿计的研发成本。
格列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可以有效地控制慢粒白血病人的染色体变异。
格列卫的出现，使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从以前的不到50%，增加到了现在的90%左右，并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在中国格列卫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一年7.2万依然必不可少。
要知道，中国慢粒性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还会新增约1.3万患者。如果每人每年7.2万元服药费用，总费用将超过70亿。
值得注意的是，格列卫在美国的售价一盒1.3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售价1万元（医保居民则不到200元），日本的售价1.6万元，医保后6240元。
国内进口药品售价超英赶美，则跟各种奢侈品、进口汽车一样有着独特的地域因素。
首先是进口专利药品有单独定价权，相关机构显然没有为患者努力争取权益。
其次是一款新药需要漫长的研发时间，并且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去做临床试验，研发成本动辄高达十几亿美元，所以跟芯片一样有着较高的售价。
瑞士诺华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836亿美元，在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这其中还包含了很多研发失败的项目。
最后，则是最为特色的一点，层层加价和高回扣，这一点也是广大病患最为深恶痛绝的，医药价格居高不下的元凶之一。
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款进口药物全球最贵，跟某些奢侈品一样，这一点，我们只感到痛心，没有一丝骄傲。
印度有专利强制许可体系，所以仿制药盛行，堪称平价药天堂。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指在未经专利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一国政府允许第三方生产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过程。
印度仿制的格列卫，一盒最多几百元，不超过一千元，但是在国内，却被认为是假药。
说起“假药”，不由得想起曾经关于陆勇的专题，当时财智成功看后就有很多感慨。
最后则是国内风气有关，真正搞创新的企业太少，一方面是成本原因，创新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产出太慢。另一方面则是山寨盛行，盗版猖獗，缺乏创新受益的环境。
当山寨者随便修改一点点药物成分，不用搞多少实验就能搞出一种“新药”，转眼就能上市赚钱时，谁还愿意投入巨资去研发一款真正的新药呢？
国内医药行业就跟很多行业一样，只靠廉价低端的药物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扮演者世界最底层的苦力角色，这就是科技和创新不足带来的恶果。
能否治病只看疗效和副作用，把山寨的所谓“新药”的一点点剔除呢？让创新者获得更高的收益。
印度的所谓“假药”，患者自己都不怕吃出毛病，能不能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患者购买呢？
如果可以进步一点，能否把印度的药认定为真药，并且进口呢？
财智成功观点：假如你看到一个人陷入绝望，又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去拯救，那么，不阻止人家自救，也是一种善良。
期待这种善良，早日来临。
财智成功
为什么抗癌神药，如格列卫，这么贵，是有多方面原因，我仅仅从商业角度谈谈个人看法。
一、药品研发，数十年磨一剑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研发过程一般耗时多年，投资巨大，不确定性极大，比如，格列卫——作为为数不多的仅通过了I期临床，就以“绿色通道”形式直接获批的临床一线新药，它从费城染色体算起，到面市，耗时长达41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再比如国内冠昊生物——从事再生医学材料及再生型医用植入器械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从1997年11月在美国加州发起成立，到2006年第一个产品——“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获CFDA准产注册证，整整耗费十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
但是，如此长的时间投入，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够承受得起的，唯有资金雄厚的巨头才有资格参与；而资本又是逐利的，高投入、高风险，必然追求高回报。
我们再拿冠昊生物例子来看，“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一面市，一直贡献营收大部分（甚至刚开始的几年，比例达到100%，创业板上市前夕，依然贡献营业收入的80-90%），毛利率90%多，占据近40%市场份额。冠昊生物，可以说凭借一个单品，实现企业的上市，创造了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奇迹。
二、医改、山寨与两难
当然以上，讲的主要是商业研发的原因。然而，格列卫的贵不仅仅体现在单纯的贵，而且体现在地域上，如香港价格是18000元左右/盒，日本是16000元/盒，美国人民币13600元左右，韩国只需9700元，而中国内地，则高达24000元。
这个方面差异原因，确实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进口、税率、流通成本等，这也是国内这么多年医改函待解决的问题。
印度更便宜，则是因为采取专利强制许可，也就是对特殊药品，允许不经专利许可即可仿冒。这确实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却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即：
没有山寨神药（便宜），病人会倒在病床上；没有专利的保护，新药研发又没有动力；没有新药研发，每个人都可能倒在未来新病症的面前。
寄托于研发者的善良和伟大，确实不现实，但也未必没有出现过（如我国青蒿素的发现，让谈魔色变的疟疾，走下神坛；抗核神药异烟肼成功研发，让曾经的绝症结核病步入历史），这确实需要考验人类的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