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個名叫科爾曼的人向美國國會遞交了《機會均等調查研究》報告，此報告是科爾曼帶領的研究小組經過一系列大規模的調研，收集到美國各地4000所學校60萬名學生的相關數據後加以分析整理得到的。
誰料，這份又名《科爾曼報告》的內容讓美國人驚掉了下巴。在這之前，他們只知道黑人學生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較低，而且越往後差距越大。就連科爾曼本人都曾經以為，造成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學校的辦學條件。然而調研結果顯示，黑人學校與白人學校在校舍設施、教師工資等有形條件上的差距，其實並非人們想象得那麼大；真正造成黑人學生學習水平較低的原因並不在於學校的物質條件，而是學生的家庭背景。
於是，科爾曼得到這樣的結論：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學習成績有很強的相關性。在這裡的家庭背景同家庭的富裕程度有關，由此也同家庭、社區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繫。《科爾曼報告》的結論也可以解釋為：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根源在社會的不平等，主要是經濟和文化地位的不平等。這也為黑人和少數族裔群體追求教育機會均等提供了有力支撐，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教育政策的整體方向。
其實從古至今，人類從來就未曾停止過對教育平等的追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就曾提到，每個公民，不分男女，從幼年開始就要受教育；孔夫子也提出了“有教無類”的主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事業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然而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事關教育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引人矚目。
我們不妨從最近橫空出世的北京“網紅地下室”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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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霸屏多日的“網紅地下室”是來自北京愛民裡小區。之所以會火，是因為91.3平米的居住面積居然以1050萬元的價格成交——花一千多萬人民幣買了一套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住房，也著實是“被貧窮限制了想象力”。可這並不是個例，只因為此小區是西什庫小學的學區房，孩子如果能夠入學，不僅能享受到英語和法語的教學環境，還能直升大名鼎鼎的北京四中。
這與前幾年北京名噪一時的“10平米價值150萬的學區過道”有異曲同工之妙，不斷刷新著國人的認知。
追本溯源，一切都要始於“就近入學”制度的問世，早在198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就有涉及。不過，“就近入學”並不是指到離家最近的學校就讀，而是指由區縣教育行政部門根據本地區公辦學校的資源配置狀況和義務教育適齡學生的分佈和需求狀況，合理規劃和確定本區縣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招生範圍和招生人數，為每一位適齡兒童少年提供“就近入學”的義務教育。
其實，實施“就近入學”的初衷在於為孩子們提供上學的便利，推進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並減少學生家長擇校壓力。從這個角度來說，“就近入學”本應是公平的。
然而，這些只是理想中的事情，現實情況卻遠非如此。
不同區域內的中小學辦學條件與資源配置參差不齊，而重點學校的存在又有其歷史原因。1962年，教育部就明文規定，要求各地選定一批重點中小學，這些學校的數量、規模與高一級學校的招生保持適當比例。同時，重點小學畢業的學生有大概率進入重點初中繼續求學，進而憑藉較好的升學率繼續吸引優等生入學，無形中加劇了不同學校之間辦學質量的“馬太效應”，好學區與差學區便由此形成。
比如著名的人大附中，其知名度甚至蓋過了人民大學。有兩個段子可以形象地刻畫出人大附中的優質程度：
人大附中的老師在給學生上課時經常會說一句話：“平時不努力，高考去隔壁。”
人民大學的學子時而會自嘲母校為“中國人民中學附屬大學”。
回頭再看“就近入學”政策，其背後必然蘊含著運氣的比拼：如果孩子生在一個好的學區，他就可以上好的學校；倘若生在一個教育質量落後的學區，他或許便只能接受現實。
當然，如果他的家庭條件足夠好，父母便可通過購買學區房來彌補這一先天不足。可是僧多粥少，人人都想獲得最好的教育資源，接受最優質的教育，但優質學校的數量就那麼多，不可能陽光普照。於是在市場經濟供求關係的驅動下，學區房開始瘋狂漲價。在北京，但凡擁有“學區房”標籤的小區，房價均比同路段非學區房的貴出一截，單價動輒9萬10萬，最離譜的時候甚至出現過20~30萬/平方米的成交價。
在這種環境下，孩子的入學儼然徹底演變為家庭地位與父母財力的比拼甚至戰爭，有錢有勢的人家，孩子便可高枕無憂地接受上等教育，而那些經濟基礎相對較差的家庭則會被徹底拒之門外。
原本是為了教育公平的“就近入學”，現在卻成了最不公平的方式。
2
近幾年，印度寶萊塢電影開始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並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從《三傻大鬧寶萊塢》到《摔跤吧，爸爸》，從《小蘿莉的猴神大叔》到《神秘巨星》，每一部影片都給國人留下了不少茶餘飯後的談資。
前不久，又有一部名為《起跑線》的寶萊塢影片震撼了國人。該片講述的正是一對中產階級夫婦為了讓孩子能夠從小就獲得最好的教育、走上人生巔峰而絞盡腦汁擇校的故事。影片中的那位教育中介說的話，讓人印象深刻：
“如果你們不接受訓練，那孩子就不能進好的幼兒園學校了，如果她進不了頂尖的學校，那她就進不了我國任何一家好的大學，如果她的履歷表上填寫的不是好的大學，那她就不可能進跨國公司上班。”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優質的教育可以塑造一個人強大的競爭力，可以幫助一個人在未來走向社會時搶佔更多的機會和資源，甚至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相信這也是普天下家長都信奉的一個真理，印度如此，中國也如此。
可是，首先你得有資格享受到這種“優質的教育”才行，這便涉及到前文所說的“教育機會均等”。
按照瑞典著名教育家托爾斯頓·胡森所說，所謂的“教育機會均等”應有下列三種涵義：
1、起點均等：即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都可以進學校，使所有的人入學機會平等；
2、過程均等：即學校提供的條件、設備、教師等方面水平差不多；
3、結果均等：即保證每個學生都有取得成功的機會。
其中，起點均等又是教育機會均等的第一要務，尤其是入學機會方面，不能因為社會地位、文化背景、種族性別和家庭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別。
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聚集著全國最好的教育資源，但卻不是那些家庭背景平平的孩子有福消受的；四五線城市家庭、農村家庭與貧困家庭的孩子，可能唯一能夠被寄託出人頭地、改變命運的途徑便是教育，然而經濟實力的桎梏與好學校的稀少卻讓他們幾乎從來到世間起就已經註定了一生的命運，只因與優質的教育絕緣。
這便充分體現出“入學機會不均等”的客觀與無奈，更是所謂“起跑線”的真諦所在。一步踩不上點，步步節奏不對。可憐天下父母心，不是爹媽不懂這個道理，而是真正實踐起來卻經常力不從心。
2017年的北京文科高考狀元熊軒昂在接受採訪時說的一番話，令人印象深刻：
“農村地區的孩子越來越難考上好學校，你像我這種，屬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衣食無憂，家長也都是知識分子，而且還生在北京這種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資源上享受到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農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這種東西決定了我在學習的時候，確實是能比他們走很多捷徑。
……
現在的狀元都是這種，通俗來講，就是家裡又好又厲害的這種。
……
我父母是外交官，怎麼講呢，從小就給我營造一種很好的家庭氛圍，包括對我學習習慣、性格上的培養，都是潛移默化的。”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起跑線》中的夫妻二人，為了孩子的上學問題，跑遍了當地最優秀的五所學校中的四所，卻沒有一所同意錄取。當他們萬念俱灰地去問教育中介，究竟哪裡出了問題，對方答道：
“你們的孩子沒問題，是因為學校不想錄用店鋪老闆的孩子。”
某種程度上來說，教育機會的不均等，也在加劇著不利於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階層固化。正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認為的，教育是現代社會中階級再生產的一種重要機制；而教育在不斷將社會中已有的階級結構複製出來的過程中，起到最關鍵作用的，恰恰在於家庭背景的差異。
3
可是，這種“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的情況，並不是教育領域獨有。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 (Thomas Piketty) 在其鉅著《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分析全球20多個主要發達國家過去約300年的數據，發現由於資本利潤和其他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快於工資收入的增長，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持續上升。而縱觀全球財產差距的300年曆史，往往是1%的人群佔有20%以上的社會總財富，亦或是頂部10%的人群擁有60%~90%的財富。
皮凱蒂還發現，真正通過誠實勞動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統計意義上並不存在，唯一可能來自於資本利潤或投資所得。因此，如果沒有極高的財產存量，就不可能實現極高的收入水平。由此，皮凱蒂認為，極高的財富水平只有兩種來源，一是上一代的遺產，二是統計上不可能發生的隨機偶然事件。
也就是說，如今這個時代成為富豪只有靠遺產所得或隨機事件兩種可能，“通過勞動、努力和才能去獲得（經濟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復存在。
之於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收入增加最多的是佔總人數十萬分之一的頂級富豪，其每年的財富增長率超過10%，而中間40%的人口和底層50%的人口收入每年增加只有6%和4.5%。按照複利計算，30多年後，頂級富豪、中產群體和底層人士的收入分別會在第一年的基礎上增長31倍、8倍和5倍。
“貧者恆貧、富者恆富”，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客觀規律，而“代際繼承效應”在這裡也展現得淋漓盡致。
“代際繼承效應”是一個社會學範疇的概念，用以描述前後兩代人中，後一代人受前一代的影響並很難脫離上一代人的社會特徵。比如，低收入階層的兒女，在自己的一生中受到貧困和社會地位地下的父母的影響，在受教育、工作等方面得不到足夠的與富裕階層平等的待遇。
說白了，“代際繼承效應”與“拼爹”基本上可以劃等號。
這本身就是一種機會的不均等。更有甚者，在中國，這種機會不均等的表現還遠非“繼承遺產”那麼簡單，至少還要囊括以下三方面：
1、權力的壟斷與世襲帶來的尋租普遍，導致競爭機會不均等；
2、社會保障的不健全，導致貧富階層發展機會不均等；
3、長期的二元體制，讓公民享受的權利不均等。
這些，也同樣可以解釋“伊斯特林悖論”在我國的發生，即雖然國家經濟不斷髮展，人均收入普遍增加，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卻並未隨之同步提升。
對於不公平中弱勢的群體來說，想要衝破現有的枷鎖，讀書似乎依舊是最佳方式。可是，教育機會本身也存在著不均等，這又當如何呢？
好吧，又回到了最初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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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正處於人口紅利衰減期與人力資本紅利開發期的交接時間點，能否挖掘出更多高知識、高素質、高技能的適齡勞動人群，將關係到國家人口和勞動力“以質量換數量”的新紅利期會否來臨。在這當中，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升又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下，隨著競爭的愈加激烈，越來越多的人才正在被迫切需要著。
因而，教育存在的種種問題也亟待改善。
《正義論》的作者羅爾斯認為，代際層面的不公平會導致正義問題的產生，而這個正義問題也需要通過一種正義的制度來實現。就像當年的美國國會，在充分吸收了《科爾曼報告》的精髓後，便推出了取消學校種族隔離的“校車計劃”，並促使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的修改以及種種“補償計劃”的出臺。這些都是很好的借鑑。
目前，我國一些地區正在積極推動著教育資源均等化的進程，並取得了顯著成效。仍以北京為例，部分城鄉一體化學校可以跨區招收城區學生，從而改變了過去郊區學生流向城區的單一趨勢，實現反向流動；同時，市內不少重點學校也在致力於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與整合，例如，實驗二小、北京小學等老牌名校均在不同地段建設分校並從本部派遣名師前去任教，而四中、八中等市重點中學也合併了一些普通中學，以推動後者的教育資源共享……
不過從全國範圍內來看，這些真的還遠遠不夠。
本文轉自凡夫俗子話財經，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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