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現實的黑暗夢境》
鴉片的歷史是非常私人的，同時又是高度政治的。托馬斯·多曼迪以細緻詳實同時引人入勝的筆法勾勒出了鴉片在歷史中的面貌，而它所引起的種種爭論不可能簡簡單單就能有結果。就像伊麗莎白·巴雷特一樣，我們依舊會為同樣的問題所困，這一切都來自於這“上帝自己的靈藥”。
對於鴉片的神秘效用，數千年來一直有許多猜測。人們一度認為人體內本身就存在類鴉片物質，通過鴉片的作用被喚醒。
“早在人體內的類嗎啡物質——內啡肽被發現之前，許多人就已認為鴉片從某種神秘的角度看是‘天然’的。儘管它可能嚴重影響一個人的行為，它似乎依舊屬於大腦正常功能的一部分。或者像笛卡爾那樣，人們相信人類那難以捉摸的附屬物——人的靈魂，纏繞在大腦的松果體之中，而鴉片正是通過靈魂起了作用……”
“對於許多吸食鴉片的人來說，它永遠不會是一種毒品。波德萊爾將它比作‘一位親愛的女性老朋友……滿懷溫柔愛撫，唉，同時又滿口欺騙計謀’。柯勒律治深受其奴役之苦，但卻又無法離開。而對他的對頭托馬斯·德·昆西來說，那是‘我唯一真正的夥伴’。柯勒律治和德·昆西都活到古稀之年，在那時已算相當的高齡。有人曾猜測——有人現在依然這樣想——這種物質的‘天然性’或許可以解釋這令人困惑的對於不同個體的變化。某些天然激素如胰島素和甲狀腺素同樣如此，可以拯救那些需要它們的人的生命，也可以令不不需要它們的人死亡。”
整個古希臘羅馬時期，從荷馬的時代直到西羅馬帝國陷落，罌粟及它的汁液一直備受珍視，被當做“上帝的禮物”。在荷馬的詩句中，它名為“無憂”（Nepenthe），喝下它，疼痛褪去，悲傷消失，痛苦的記憶雖依舊存在，卻不再令人傷痛。可惜，它並不屬於大眾：
“公元前四到三世紀，在隨著亞歷山大帝的偉大征服而崛起的希臘王國，它依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上層階級的沉溺之物，流行於官員們狼藉的席帳之間而非老百姓的小酒館裡。對於富人來說，它幫助他們逃離財富、權利、奢靡以及無窮無盡的上層階級憂慮帶來的痛苦。在雅典，它是‘鍍金青年’（Golden Youth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們的流行時尚。色諾芬借他的導師蘇格拉底之口表達了他的支持，將罌粟汁比作酒：
酒會擾亂人的心智，而鴉片卻能撫慰我們的身心，另它安歇，能重燃我們日漸消亡的快樂，為生命那奄奄一息的火苗重填油料。”
歷史上，鴉片與文學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書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英國，它成為托馬斯·布朗寧爵士筆下的意象：‘遺忘的罪孽茫然地撒在這罌粟之上……但時間之鴉片卻無可抵抗。’羅伯特·伯頓——這位慢性失眠症患者——像它的病友推薦鴉片，因為他們‘因常年纏身的顧慮、恐懼、憂傷和乾涸的思想之故，常常深受憂鬱的折磨和煎熬’。而劇作家、詩人、輝格黨大忙人托馬斯·沙德維爾甚至可能對鴉片成癮：至少他對這藥物的沉迷成了約翰·德萊頓嘲笑他的把柄：
湯姆寫書，他的讀者伏在他的書上睡覺
因為湯姆吸鴉片，而鴉片確實有效”
此時使用鴉片還算是小眾行為，它真正進入文學藝術圈，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在浪漫主義時期。工業革命的發展某種程度上造成了現代結核病的傳播，此時疾病和藥物間一種獨特的關係慢慢建立了起來。結核病開始雖無大礙，但後期卻令人異常痛苦，唯有一種藥物能緩解這種煎熬。結核病同鴉片一起塑造了他們的藝術——濟慈、雪萊、諾瓦利斯、梭羅、韋伯、肖邦、契訶夫，還有無數其他人的生活。
“那是一個既反叛過去，又反叛未來的時代。浪漫主義時代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放棄了過去平衡和剋制的理想。他們讚頌自由、幻夢和狂想。他們支持愛、恨和其他非理性的衝動。他們認為自己正在解放人的靈魂，他們自己的靈魂，全人類的靈魂。可他們又在周遭不斷滋生的醜惡面前退縮。醜惡當然一直存在，並且必須接受，但這些新出現的可怕事物——濃煙滾滾的煙囪、鬧哄哄的貧民窟——卻是人為的。怯懦的人想要逃離，而逃離需要持續的偽裝。鴉片不能讓醜惡小時，但卻能將想象引入一個更加舒服的出口。
鴉片還有其他的功效。它幫人克服不合時宜的束縛、禮節規則甚至——或者說尤其是——古老的道德信條。它令人英勇（儘管很難維持），使人果敢（雖然常常不合實際）。它激發出極美的文字和音樂。它幫那些平乏的頭腦去理解甚至回應自然的私語。浪漫的鴉片供養著激情和感傷，而這一切都與錢無關。“
歷史的記述，應當既有光明，又有陰影。但關於鴉片，這樣的歷史太難書寫了。作者借用讓·科克託的觀點說：“試圖表達關於鴉片的看法，好比試圖表達關於人性的看法一樣——不是人性中平靜、理性的那一面，而是人性中最怪異的、悲愴的、充滿創造力和神性的那一面。”正如本書作者自己所說，任何關於鴉片歷史的記述都不是完全客觀的。這本書一一探討了鴉片在殖民擴張、中英戰爭、浪漫主義文學、黑幫和黑市崛起等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作者筆下，它令人著迷而又令人困惑，但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更多。
閱讀更多 三聯新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