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什麼是考證、索隱、附會
（胡適）
胡適（1891—1962），幼年就讀於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北大校長蔡元培聘他為教授。1921年3月，應上海亞東圖書館之約給《紅樓夢》寫序，這就是後來出版單行本的《紅樓夢考證》。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得出六條結論：（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兼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因為不得志故流於縱酒放浪。（3）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勢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從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6）《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蔡元培）
蔡元培（1867—1940），光緒十八年（1892）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年（1894）春應散館試，得授職翰林院編修。甲午戰爭爆發，開始接觸西學，同情維新。1904年，在上海組織建立光復會。1905年，同盟會成立，光復會併入，孫中山委任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1912年1月4日，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6年12月26日，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請新派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任教，採用“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
蔡元培對於《紅樓夢》的研究興趣，受到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中所述其師徐時棟觀點的啟發。1915年蔡元培在法國將積累多年的《紅樓夢疏證》（《石頭記索隱》初名）基本定稿之後，上海商務印書館便馳函建議他加一結束語，儘快發表。1916年1月至6月，《石頭記索隱》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單行本於1917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印行。自1917年至1930年，《石頭記索隱》再版十次，影響很大。蔡元培由此被稱為舊紅學索隱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對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進行了批評，認為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1921年9月下旬，胡適將《紅樓夢考證》一文送給蔡元培一份，蔡元培閱後覆信說：“《考證》已讀過。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蘭墅軼事等，甚佩。然於索隱一派，概以‘附會’二字抹殺之，弟尚未能贊同。弟以為此派之謹嚴者，必與先生所用之考證法並行不悖。稍緩當詳寫奉告。”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發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副題為“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對胡適的批評提出“商榷”。他首先闡明瞭自己進行《紅樓夢》疏證的起因和取用的方法：“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近讀胡適之先生之《紅樓夢考證》，列拙著於‘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迷’，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殊不敢承認。”接著，他從幾個方面與胡適展開商榷。他說“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內容，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絕非無考證之價值。”最後，蔡元培仍堅持認為：“《石頭記》原本，必為康熙朝政治小說，為親見高、徐、餘、姜諸人者所草。後經曹雪芹增刪，或亦許插入曹家故事。要麼可以全書屬之曹氏也。”
對於蔡元培的這篇駁論性“自序”，胡適頗不以為然，他於1922年5月撰寫了《跋紅樓夢考證》，其中的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他就蔡氏的“性情相近，軼事相徵，姓名相關”這三種推求小說人物的方法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用於《紅樓夢》的，有幾種小說是可以採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顯的是《孽海花》，這本是寫時事的書，故書中的人物都可採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胡適引用顧頡剛的證據，證明蔡氏的方法不可用於《紅樓夢》，尤其不能贊同蔡元培在商榷中“好像頗輕視那關於‘作者之生平’的考證”，“我以為作者的生平與時代是考證‘著作之內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胡適認為向來《紅樓夢》一書所以容易被人穿鑿附會，正因為向來的人都忽略了作者生平這一大問題。
蔡元培與胡適對《紅樓夢》的論爭一來一往，持續了很長時間，結果誰也未能說服誰。1926年蔡元培為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作序特別強調：“此類考據，本不易即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那時候學術界對《紅樓夢》作者、時代背景、成書年代等問題本來並無定論。胡適並未駁倒蔡元培，《紅樓夢》的諸多問題完全可以作為懸案繼續開展學術爭鳴。然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進入了特殊的歷史時期，學術也開始為政治服務，政治主宰了學術。1964年8月18日，某偉人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說：“《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崑崙，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一言九鼎肯定了胡適，否定了蔡元培，無人再敢提出異議。此後在出版界會議上，偉人再次強調：“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後四十回是高鶚作的；高鶚學了曹雪芹的一點筆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這等於是給《紅樓夢》下了定論，也同時給蔡胡論戰做了總結，從此胡適的基本觀點佔據了紅學的統治地位，開始寫進各類教科書、詞典和史書。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民間紅樓夢研究者開始質疑、甚至否定佔統治地位的胡適紅學。認為胡適紅學漏洞百出，所有關於《紅樓夢》的觀點都經不起推敲。“蔡胡論戰”將近百年，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那場學術論戰，揭示蔡胡論戰的本質。
一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事件取材是圍繞立意宗旨進行的，蔡元培在按照作品的寫法進行來源和取材探究。而其他讀者可以脫離作品本旨，將作品裡的人物和事件取材，進行另外不同的來源探究。於是，作品的同一個人物或事件，就產生了不同的原型結論。胡適發現了這個問題，便對蔡元培進行批駁。胡適說，按你這種方法，同一個人物或事件將得出三種甚至更多不同的結論，哪有個定論？而胡適認為文學研究也要有定論，於是他弄了一套理論框架，即：作者論、年代考、版本學。接著胡適便對考證做了定義：要用真憑實據來確定作品的作者，作品的成書年代，以及作品的旨意。然後，胡適根據某些清人記載的有關曹雪芹的事蹟，認為這個曹雪芹就是曹寅的後人，《紅樓夢》作者。
但是，胡適找到的清人資料不能成為《紅樓夢》作者的證據。因為在成為證據之前，這些材料只能叫線索。大家要領會線索與證據之間概念上的本質區別。再看，胡適找到的材料到底是什麼呢？是一些與《紅樓夢》有關的記載。胡適找到了一些清代讀者關於《紅樓夢》的評論，他把這些載有古人評論的內容當做了證據，去證明他的論點。胡適找到的那些記載本質是什麼？本質是古人作為讀者，對《紅樓夢》閱讀感受體會所作的記錄。只是發生在很多年以前，被古人記錄在了紙上，僅此而已，並不能直接拿來當證據，而且清人的記載說法有很多種，胡適對清人的記載只取對自己有利的，無視對自己不利的。
袁枚（1716－1798）的《隨園詩話》是胡適論證《紅樓夢》作者是曹寅之孫曹雪芹的主要資料。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引用了《隨園詩話》卷二第二三條的說法：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餘之隨園也……
文中的“曹練亭”應為曹楝亭，即曹寅。胡適認為有關《紅樓夢》的旁證資料，這條最早，根據這個說法得出“乾隆時期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所作”的結論，並在《紅樓夢考證》的初稿中認可袁枚所說的曹雪芹是曹寅之子的說法。胡適說這條旁證資料最早，只能說明這條資料是胡適所收集到的資料裡最早的，並不能說明袁枚的說法就是可靠的，胡適卻直接拿來當證據。《隨園詩話》卷十六第一七條記：“雪芹者，曹練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這足以說明袁枚距離他提到的雪芹的年代很遠，袁枚關於雪芹的說法並不可靠，而胡適卻對這條資料視而不見。後來胡適又根據敦誠《四松堂集》的付刻底本的一條來歷不明的貼條“雪芹隨其祖寅織造之任”，又否定了袁枚的雪芹是曹寅之子的說法，又認為雪芹是曹寅之孫才是正確的，並將這個觀點和袁枚的說法拼接起來，將觀點調整為“《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是曹寅之孫”。胡適並未對貼條的內容進行考證，直接拿來當證據，而事實情況是，沒有證據表明敦誠敦敏的友人曹雪芹和《紅樓夢》、曹寅有關係，而只是與《紅樓夢》裡提到的曹雪芹重名而已。
程偉元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出版的程甲本序言是這麼說的：“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通過程偉元的序言可知，在乾隆年間關於《紅樓夢》作者的說法很多，因此胡適所說的“乾隆時期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所作”是不正確的，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胡適卻對自己這條資料視而不見。即使同樣是曹雪芹作者說，關於曹雪芹到底是誰，也是眾說紛紜，袁枚的曹雪芹是曹寅之子（孫）說法只是其中一種而已，當然也不能拿來當證據。
胡適關於《紅樓夢》的年代考是怎麼弄的呢？他把那些記載《紅樓夢》的清人所處的年代，以及他假設的《紅樓夢》作者，作為作品的成書年代。我們剖析看看:尋找到一條古人的閱讀體會，再找到這位古代的讀者，查清這位古代讀者所處的年代，來斷定作品的年代，這有什麼問題沒有？古代讀者很多，不同時期的讀者都有，問題就在這裡。能以找到的某一個讀者所處的年代，來斷定作品的年代麼？以假設的作者，來斷定作品年代，問題在哪裡？是因為這個假設的作者還沒有被論證！胡適找到的閱讀記載只是某個古人讀者的閱讀體會，不能因為與胡適的假設相同，而成為證據。既然作者沒有被論證確定，如何能以假設的作者去斷定作品的年代？如果以假設的作者去斷定年代，那麼這個年代依然是假設的。所以胡適的年代考根本沒有被論證，本質上玩了一個以假設證明假設的虛晃一槍。
再看胡適的《紅樓夢》版本學。胡適後來弄到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因為裡面有甲戌二字，基於刻本對比時間，胡適便認定這是最早的版本。又基於胡適的假設年代，將甲戌假設在了乾隆甲戌年（1754年）。胡適對成書的年代、版本的認知，都是基於假設而來，根本就沒有找到一個證據來完成他建立的那套論證。他的成果就是找到了一些古人讀者的閱讀記載，因為這些記載與他認為的作者說一致，他便走了一個形式上的論證，完成了一個以“假設”證“假設”的伎倆。
所謂論證，就是找出能夠證明論點的材料，這些材料能支撐論點的說法，並且不能被舊有的或新發現的材料推翻或證偽，這個材料才能當做證據去支撐論點，材料與論點結合形成論證。材料、線索、證據，三者在概念上有區別。材料有很多，有與主題或案件相關的，也有不相關的。與案件有關的材料，才叫線索。能證明論點，並且不能被推翻或證偽的線索，才叫證據。胡適的方法論與研讀理論體系，並沒有弄清這些概念的區別。胡適把一些古人讀者的閱讀感受當成了證據，去論證他的觀點。古人讀者太多了，有的感受這樣，有的感受那樣。把某一位或一類古人讀者的感受，當成證據去論證，那我同樣也可以把另外一個或一類古人讀者的感受當成證據去論證。這種論證，哪裡能得出唯一的結論出來？胡適笑話另外三個老學者在猜謎，胡適的論證又何嘗不是猜呢？只是，那個古人把感想猜測記錄下來了。只是，那個古人的大膽猜測，與胡適的大膽猜測一樣。一個古人讀者猜測，一個後人讀者猜測，猜的一樣了，這個後人便把古人的猜測當成了證據。所以，胡適在他的考證裡壓根從本質上就沒有論證過他的論點。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歸納簡化成一句話，就是:大膽猜測。在古人讀者裡找到了一個有相同猜測的記載，以古人的猜測來證明自己的猜測。胡適根本就沒有找到能夠支持他的猜測、而且不能被舊的材料和新的材料推翻的證據。所以後來不久，就出現了時間悖論、身份悖論、空間悖論、倫理悖論等等一大堆悖論。比如，有的猜曹雪芹出生於約1715年，是曹顒的遺腹子，有人會質問：批語提到曹雪芹有弟弟，遺腹子怎麼還有弟弟？又有人質問：曹雪芹是曹寅之孫，曹寅死時，曹雪芹還沒有生，如何能隨曹寅織造之任？之所以搞出這麼多悖論笑話來，源頭就來自胡適。因為胡適根本就沒有證明什麼。古人大膽猜測了一下，胡適也跟著猜測了一下，就因為兩人猜到一塊兒了，便用猜測“論證”了猜測。為什麼看透胡適考證本質的，會認為胡適的那一套是偽學？因為胡適在講空泛的大道理，開頭三大筆說空道理，最後一筆關係到實質的，胡適根本就沒有論證什麼。
然而胡適及其後來者，為什麼又像被洗腦了一樣對清人的記載堅信不疑呢？原因出在《石頭記》這部小說的性質上。古人真正領會《石頭記》背面隱寫故事的，不會說破，因為這是一部隱寫的故事，內容涉敏，說穿捅破是有極大風險的。所以，你翻故紙堆想學胡適去找隱寫故事內容真相的，你翻不出說穿說破的任何記載。而蔡元培之說能在與胡適論戰時破了《石頭記》底裡，是因為這時清朝已經滅亡，他沒有像清代古人那樣要冒那麼大風險了。胡適認為，品讀一部作品，要從作者、年代、版本等幾個方面去研究。這個大道理是空泛的，你不能說他錯，也無法認為他完全對。為什麼？因為胡適提出的這幾個方面，並不是領會品讀一部作品的充分必要條件。品讀一部作品，你可以去了解作者，再去品讀作品。也可以不瞭解作者，直接去品讀作品。所以，瞭解作者與品讀作品，是既非充分，也非必要的條件。年代考，也是一樣的道理。一部作品創作在什麼年代，並不是由讀者所處的年代來斷定的。《石頭記》在清代有讀者，在民國有讀者，在新中國也有讀者，不同時期的讀者都可以記錄自己的閱讀感受，但我們不能以讀者所處的年代，來斷定作品創作的年代。大膽假設一下，如果因為某個原因，清代的古人閱讀記錄，如《四松堂集》等沒能保存下來，而民國時期的讀者閱讀記錄保存下來了，你能拿民國時期的讀者來斷定作品的創作年代麼？這個論證本身就存在邏輯因果的問題。
最後說版本學。胡適認為作品如果出現了不同的版本，應考察版本差異，判斷其年代的先後，從最原始的版本探究作品創作意圖，這本身沒有什麼錯誤。但是胡適探究版本時，把重點放在了年代的先後上，並沒有放在版本出現差異的原因上。簡單點說，就是胡適關注的是差異在哪裡，而並沒有關注為什麼產生這種差異。
按照蔡元培解讀《紅樓夢》的方法，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胡適就抓住這一點來否定蔡元培的解讀作品的方法。胡適說，因為蔡元培對作品裡某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和說法，是無法得出唯一答案和結論的，因此，蔡元培對這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是不正確的。又因為蔡元培對這些人物事件的理解是不正確的，所以，蔡元培解讀《石頭記》這部作品的方法是錯誤的。進而因為蔡元培解讀《石頭記》的方法是錯誤的，胡適加以駁斥，所以胡適的理解和方法是正確的。胡適的考證，其實屬於三真掩一假。他認為，一定要找出另外一處有記載的東西來，才能證明你的解釋是正確的。你找不出來，你的解釋就靠不住。這是潛意識形成的思維。畢竟蔡元培對人物與事件的理解，與其他閱者也是有區別的。人的潛意識認為：因為蔡元培對某些個人物和事件的理解與他人理解不同，沒有唯一答案，所以，蔡對所有人物和事件的理解是無法得出唯一答案的，因為蔡對人物事件的解讀無法得出唯一答案，所以，蔡的解讀方法是不對的。因為胡批駁蔡的錯誤，所以，胡的方法是對的。因為胡的方法是對的，所以，胡的結論是對的。這個潛意識形成的聯繫，幫助胡適完成了形式上的論證。其實胡適的這種論證，不是在證明自己的觀點如何正確，而是在駁斥對方的某些觀點是如何的錯誤。以對方的錯誤來“證”自己的正確，人們被大腦潛意識的思維給糊弄了。他駁斥對方的錯誤不足處，但並沒有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所以，胡適的考證並沒有在本質上論證自己的觀點。
胡適通過駁斥蔡元培解讀不合理的地方，進而對蔡元培的方法論上給予重點攻擊，甚至按照索隱與考證來劃分派別。但胡適並沒有真正把考證的本質與索隱的本質，以及附會的本質給解釋清楚。胡適只看到蔡元培等讀者認為作品裡塑造的人物有隱喻，比如寶玉是傳國玉璽所化，胡適便認為，這些結論是猜出來的。而胡適並沒有探究過，蔡元培這類讀者，為什麼會這麼理解？於是胡適把蔡元培對作品裡人物、事件等塑造的寓意，統統劃歸為猜測。為什麼呢？因為蔡元培得出來的結論是A，李元培得出來的是B，黃元培得出來的是C。他們沒有從故紙堆裡找到白紙黑字的證據，所以把他們的解讀視為猜測。胡適把不同讀者的結論，統一視為附會，而沒有思考過對方是如何得出那些結論和理解的。
附會，說白了就是猜，用胡適的話說，叫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胡適就是這樣給蔡元培的索隱下的定義。胡適認為：索隱=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胡適認為：考證=白紙黑字、有憑有據。這便是胡適在方法論上對蔡元培給予的駁斥。但是，胡適在論述方法論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搞清楚，索隱、附會、考證的概念呢？胡適並沒有分辨清楚。為什麼？因為胡適沒有仔細思考過，對方如何會得出那樣結論的。蔡元培是清末進士，他對一部作品的品讀會靠猜測去理解嗎？又會猜得那麼‘笨’嗎？後人也自然少有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也學胡適一樣，把‘索隱=猜測、附會’了，而忽略了索隱、考證、附會的本質區別。我們現在從方法論上來看蔡元培與胡適，在品讀《石頭記》作品上，其方法論上的實質是什麼，區別在哪裡。
蔡元培的方法：通過對作品文本的理解，來領會作品的本旨，人物塑造寓意，事件取材的用意，作品傳世的目的。
胡適的方法：通過對作品以外的記載，如歷史上一些讀者對作品的感受和理解，來確定作品的作者、年代、主題。
一部作品背面在寫什麼，是由作品本身表達，還是由作品之外的記載表達？難道說，如果胡適當初考不出任何材料記錄，這部作品背面在寫什麼就無法理解了麼？這顯然不合邏輯，也不符合事實。能否理解這部作品的寓意，在於讀者的知識架構，閱讀水平，以及閱讀的動機傾向性。《紅樓夢》這部作品是讀四書五經、古代科舉教育體系下的人所寫的。讀者沒有這些在古人看來是常識的知識，自然難以領會作品裡諸多詞語及典故的寓意和用意。讀者沒有基本文言文的功底，自然難以閱讀石頭記鈔本。讀者沒有了解作品背後寓意的興趣，自然不會關注作品在隱寫什麼。
蔡元培為何能得出作品的旨意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因為蔡元培是清末進士，和戚蓼生這些古人一樣，他們學的是四書五經，考的是科舉功名。戚蓼生為何沒有明說出來，蔡元培為何能說破？因為清朝已經滅亡了，沒有隱諱的必要了。而胡適在批駁蔡元培的時候，他的潛意識裡把自己的學識跟蔡元培畫等號了，甚至自認為留洋了比蔡元培知識還多，尤其是學了一點所謂的科學知識後，對《紅樓夢》的認識會高過蔡元培。古代讀者，如戚蓼生、夢覺主人、舒元煒、孫渠甫等，他們都看出來了石頭記背後的隱喻，只是因為忌諱，而不得說破而已。而到蔡元培閱讀時，蔡說破了而已。
（戚蓼生）
胡適給索隱、考證、附會下的錯誤定義，而導致後人誤以為胡適的方法論是正確的。於是胡適的跟隨者，至今仍然致力於在故紙堆裡翻找，找那些與《石頭記》有關的記載，而沒把重點放在作品本身文字上。這些跟隨者，試圖通過挖掘胡適假定的作者，即後來更正為曹寅之孫的曹雪芹，以挖掘其家事，來探究《石頭記》背面的寓意，進而將曹家的家事與作品的內容建立聯繫，來解讀《石頭記》這部作品。繼胡適之後的所謂的考證派，幾乎都是在挖掘與一個假設相關的東西，來求證作品裡的內容，用尋求作品之外的材料和記載，來考作品之內的內容。這是至今考證派陷入胡適設下的坑裡，而未能迴歸文本去領會作品背後寓意的根本原因。說穿了，蔡元培不管得出什麼結論，蔡是通過解讀作品本身得來的；而胡適一派及後來者不管得出什麼結論，是從作品之外的材料裡挖出來的。胡適在批判蔡元培等讀者附會的同時，自己也在把曹家家事與作品裡的事件建立聯繫，進行附會。只是，蔡的出發點和源頭出自作品內，而胡適的出發點和源頭出自作品外。胡適考證的源頭，只是形式上找出了古人閱讀感受而記載的那些材料。蔡元培索隱的源頭，是從作品本身文字的寓意，得出來的結論。現在要問了，一部作品背後在寓意什麼，你是看作品本身呢？還是看別人的閱讀感受呢？
現在給大家梳理一下胡適當初批駁蔡元培時，沒有弄清的幾個概念。什麼是考證？考，就是找出材料，考出來源出處；證，就是用材料去證明結論。完成這個論證的過程就是考證。什麼是索隱？索，就是找，找出來；隱，就是隱寫的物事；索隱，就是找出隱寫的物事。什麼是附會？附會就是無視旨意和動機，從某一點上建立兩種事物的聯繫，以一點而解釋整個面。因為脫離了動機，忽視了旨意，便可以從不同的點，與不同的事物建立聯繫，得出不同的結果來。這便是蔡元培等讀者，能從同一個人物或事物上得出不同結論的原因。現在有的讀者仍然陷在一個坑裡：脫離作品內容，‘考證’作品外說法，把索隱與考證當做黨同伐異的派別劃分，而忽略了考證與索隱的本質對解讀作品的意義。任何語言，都會有比喻這種用法。借物詠志，取事說理。其表為‘物’與‘事’，其裡為‘志’與‘理’，古人、今人都一直在用。比如現在著力打‘大老虎，小蒼蠅’，你若只看表意，也許就只能在動物園裡老虎拉屎的地方，才能看到大老虎和小蒼蠅。但如果你領會寓意，自然會打開網頁或取出報紙看新聞，哪些大、小貪官被雙規了。事雖有異，理卻相通。真正的考證，不是在作品外那些古人的閱讀體會感受記載。真正的考證，是要讀者考一考作品裡諸多用語典故的出處，領會其意思，來求證作品傳達的寓意 。考察《石頭記》作品裡詞語、典故的出處，這個過程就是索；領會作品裡這麼寫的用意，其寓意，就是隱。
所以，真正的考證，是圍繞作品本身，索出其用語典故等的來源，領會其隱喻。求證這些寫法的用意，以及作品創作的旨意。這種圍繞作品本身的考證，才是正確的考證方法，而領會其寓意的過程，才是索隱的真正目的。考其源，索其隱，證其旨。本質上，真正的索隱和考證是同一個過程，不同側重點的描述而已。索和考，都有尋找之意，二者在方法上本是一意。證，是證明這個方法的過程。隱，是隱寓，這個方法的目的。所以，真正的索隱就是在考證。而胡適及後來的追隨者，把考證和索隱當成了他們黨同伐異，劃分派別，或笑他人猜謎以抬高自身的工具。因為你在索隱，所以你在猜謎，因為我在考證，所以我是學術。這便是他們的思維邏輯。胡適及後來追隨者，因為沒有弄清楚，考證、索隱、附會的本質，當後人不斷從故紙堆裡翻出材料和線索，發現胡適一派越來越多的悖論時，他們沒轍了。因為他們至今陷在坑裡，沒有弄清考證的本質，索隱的方法。當雍正時期的成書證據出現時，他們根據胡適的《紅樓夢》成書最早是在1754年，於是說：那個所謂的證據是假的，那時候《紅樓夢》還沒成書。當越來越多的線索被翻出，與他們所持有的觀點產生越來越多的悖論時，他們無法解釋，也沒有任何進展，根本沒有思考過根源，也不打算回頭，就只能撒潑耍賴。材料、線索、證據、索隱、考證、附會這幾個核心的概念，讀者只要領會清楚，胡博士與蔡進士論戰的本質和真相就出來了。也就能看清，人的潛意識思維是如何誤導胡適的那些追隨者的。
（本文由至真齋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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