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霞飞
出任军职
前文已有叙述，纪登奎没有做过军队工作，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自己不懂军事。但在“文革”中，他却出任了重要军职。这是发生在毛泽东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时的事情。
党的九大之后，林彪集团开始竭力扩张权力，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和毛泽东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陈伯达跳出来为林彪鼓噪。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阴谋已经有所察觉，特别是对林彪控制军队十分警觉。1970 年12月，毛泽东决定由纪登奎、李德生二人代表他去参加华北“批陈整风”会议，二人直接对毛泽东负责，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这就是“挖墙角”。之后，毛泽东又特别委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目的是派他最信任的两个干部守住北京军区这个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便同林彪集团斗争。接着，毛泽东又让纪登奎出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毛泽东不隐讳派纪登奎担任如此高级的军职是他的意见，更不隐瞒自己这样做是“掺沙子”。毛泽东在纪登奎上任之前，把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沙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林彪在军委办事组的亲信也不得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欢迎纪登奎来军委办事组工作。
◆与华国锋在十大主席台上。
可是，纪登奎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后，林彪的亲信们却对他处处小心。一方面，在表面上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时时处处警戒他，对待他是精神高度紧张的。纪登奎生前回忆说：“主席生怕黄、吴、叶、李、邱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林彪对纪登奎出任高级军职，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对纪登奎也很警惕。在纪登奎找他汇报工作时，他基本不表态。中央和军委讨论战略、训练、科研、军工、政治工作时，林彪都不发表意见。1971年夏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在汇报时向林彪提出：军队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几个副职。林总，你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后，只是说：是啊，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林彪便闭了口，连第二句话都不说。
纪登奎出任高级军职后，除了承担“挖墙角”、“掺沙子”等任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准备打仗。那时，中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一旦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以苏联军队的高度机械化，是会很快开到北京城下的。纪登奎当时牢记毛泽东关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指示，对此头脑高度紧张，内心极为担忧。他认为，如果苏联军队真的发动突然袭击，开到北京城下，自己就要掉脑袋，至少是民族的罪人。因此，他尽管不懂军事，对国家的军事安全还是很用心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军事，也知道，李德生虽然比他强，懂得一些，但也只是指挥过军和师一级的军队作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没有国家全面防务经验。于是，他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把善于打仗，指挥过三野大兵团作战，在军队享有善战盛名的粟裕请了出来。粟裕对党十分忠诚，对国家安危十分挂心，接受任务后，来了精神。纪登奎给他配备了几名最好的参谋，由粟裕带着，坐上吉普车，在边境线上转了好几个月，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交给军事学院和军队内的老帅们、军事行家看后，都认为可以，纪登奎才比较放心。
纪登奎以一个长期做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而出任高级军职，是不得已的事情，但也使他自己获得了许多军队方面和军事上的知识。他也先后参与了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文件，就是毛泽东决定后让他起草的。他先后和李德生、陈锡联共事过，后来又与叶剑英共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军队的老总们一起混了七八年。”
◆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
由于纪登奎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毛泽东对他更加信任了。1971年，纪登奎除了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外，还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但他主要还是在中央工作，只不过河南省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要经过他同意。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时，纪登奎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外，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与“四人帮”存在矛盾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紧跟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凡是毛主席说的，他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调到中央工作后，能够站住脚，也全凭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平时，纪登奎工作中也十分小心谨慎，处事三思后行，遇到分歧问题，表态也很讲究方法。尽管如此，由于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在“四人帮”在党内结成帮派时，他自然并不支持“四人帮”的活动，这使纪登奎与“四人帮”发生了一些矛盾。
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件事情上看出来。一件事是，在1974 年，当时紧跟“四人帮”的迟群和谢敬宜在清华大学与刘冰矛盾很大，迟、谢二人在“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了讲了“批林批孔”的内容外，也强调批“走后门”，实际上，他们搞的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三箭齐发”。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也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正好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很关心政治，觉得迟、谢二人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群、谢敬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别的文件上点一下这个事。中央8号文件就是点这个事的文件。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纪登奎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心中有底，与迟、谢二人的矛盾更大了。后来，刘冰还提出要和纪登奎谈谈。纪登奎不知刘冰要谈什么，遇见吴德时，向吴德询问。吴德把刘冰写给他的信给纪登奎看了，纪登奎心中才有了数。他一直是支持刘冰，不赞成迟、谢二人的说法和做法的。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没有挨批，但也算经历了一次风险。从这件事情上看，纪登奎与“四人帮”是有矛盾的。
◆参加周恩来总理追悼会。
另一件事是，1976年4月4日，当天安门广场发生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四人帮”坚决主张镇压。江青更是大哭大闹。后来决定派吴德组织人在晚间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拿走。纪登奎在会上没有发言。散会后，纪登奎特意提醒吴德：把花圈拿走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纪登奎的这个话虽然说得含糊，但也表明了他与“四人帮”的看法不同，表明他很注意群众情绪。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江青曾经要对纪登奎下手，将其置于死地，而纪登奎恰恰知道了这一情况。
这一史实是吴德后来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1993年回忆时讲的。吴德的原话是这样的：
“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从吴德的回忆中可以断定：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事，汪东兴也肯定向纪登奎讲过，因为汪东兴能把这件事情对同是政治局委员的吴德讲，也就会对纪登奎讲，因为二人当时地位相当，而且江青的话涉及到了汪东兴。
◆1975年8月，纪登奎在遂平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要知道，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话，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等于把纪登奎推向了敌我矛盾，是重大叛党者，而且，话是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讲的，又是对当时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张玉凤说的，这实际上是要把纪登奎置于死地的。对此，纪登奎心中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
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并不显露于色，而是藏在心中。但是，从此之后，纪登奎与江青的矛盾可以说是已经解不开了，他在心中肯定是十分忿恨“四人帮”的，他无疑也盼望着早日解决“四人帮”。
以特殊方式向河南省打招呼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时，纪登奎也看出了“四人帮”的野心。当时他并不能够站出来与“四人帮”进行正面斗争，但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长期工作的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
因为纪登奎一直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一段时间仍然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因此，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是常来常往的，河南省委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来办事、开会，都要到纪登奎家里去看望他，顺便向他请示一些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纪登奎就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通过他的儿子，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没有想到，纪登奎向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的情况，却被人告了密，告到了姚文元那里。这使纪登奎经受了一次极大的政治风险。庆幸的是，姚文元没有把这封告密信交给江青或者张春桥。
最早提出解决“文革”中的问题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纪登奎是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已经把“四人帮”抓捕之后，得到中央通知，到玉泉山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才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是高兴的。
◆在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上。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会议做出由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通过了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中央16号文件。纪登奎对此都表示拥护。
在讨论16号文件时，纪登奎还提出，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文件中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怀疑或者否定意见的第一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纪登奎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纪登奎仍然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他的职务没有提也没有降。他是拥护华国锋的，工作中也是努力的。
1977年召开党的十一大，纪登奎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仍然主管他过去分管的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也包括纪登奎。当时，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给纪登奎提的意见很多，有的意见还很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还做了检讨。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到了1980年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了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晚年纪登奎。
纪登奎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在工作中，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也会给国家带来较大收入的意见，他用“无烟工业”一词形容旅游业，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一些具体意见。他的意见很受中央重视。后来中央按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这与纪登奎的意见和工作是分不开的。
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给他定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这在当时是职务级别最高的研究员了。
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部级研究员”后，对研究工作也很努力。他到一些地方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也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经验和新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1988 年 7 月 13 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閱讀更多 黨史博採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