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雲飛
教育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是人類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社會的文明程度越高，教育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就越明顯。 兩晉時期的教育有官學、私學、家學三種形式，它們三位一體，互相補充，形成了這個時期教育的新格局，而書法教育是兩晉教育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一）官學
官學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種學校，兩晉時期的官學不僅包括中央建立的太學、國子學及其他一些專科學校，還包括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種學校。儘管兩晉政權在官學教育上並不是很成功，但兩晉的官學教育體制呈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它衝破了“獨尊儒術”的藩籬，先後湧現了史學、文學、律學、書學、玄學、道學等專科教育學校。雖然當時專科教育在形式、內容、規模上還都未形成完備的制度，開辦的時間也不長，但確有極大的意義。兩晉之所以出現這些專科學校，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是社會需要各種專業知識和專門人才；其次是社會生活的豐富，必然會帶來學術的多彩。兩晉專科教育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內容就是書學教育。
書學教育與文學教育、律學教育一樣，也是兩晉時期開辦較早的專科教育之一，但兩晉時期的官辦書學教育主要侷限於朝廷的有關機關。兩晉書學專科教育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是由於這時紙張開始流行。兩晉時期，造紙技術已經很高，紙張的流行為書法藝術的普及與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二是由於朝廷大量抄錄經籍的需要。多思潮多學科的學術氛圍使各政府對書籍的擁有慾望更為迫切，抄錄經籍的需要促使了官辦書學教育的產生。西晉時期，“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 《南齊書》則記載：“晉秘書閣有令史，掌眾書。見《晉令》，令亦置令史、正書及弟子，皆典教書畫” 。其三，書法藝術自身發展的規律。兩晉時期，字體的演變已經完成，書法藝術走向自覺。書法藝術引起人們的普遍興趣，書法藝術的進步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在官學的書法專科教育中，書法和書法家取得了官方的正統地位。所以自此以後，對於書法專科中的學生來說，掌握寫字是入仕的敲門磚，這就使書法教育在這種誘導下展開。但書法教育以社會的、仕途的需要，乃至帝王們的好惡來規定其內容，來調整自身的審美理想。因此，這種功利的書法教育構成了中國古代書法教育的基本目的，即儒家的入仕思想。書法教育中如此強烈的功利目的，必然導致封建當權者壟斷書法風格的出現，改變整個書法發展的過程。古代大多數文人以讀書入仕為終生追求的唯一目標，“學而優則仕”正是讀書人的美好願望。書法教育必然為此服務，所以兩晉的官學書法教育體制只是在客觀上為造就古代書法藝術家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但在主觀上，卻是傳授寫字的方法，為統治階級輸送人才服務的；另外，由於官學“獨尊儒術”的辦學模式，使得書法專科的學生始終存在著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氣度，特別是以儒家為主流的思想體系更是強調社會倫理方面的價值。所以說兩晉的官學書法教育正是這樣一種“重教化，助人倫”的典型，而不是純粹弄技巧之事。
儘管這樣，但凡事應該一分為二，無論怎麼說，兩晉的書法專科教育在客觀上對書法藝術的發展的確功不可沒。官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統治人才，而我國古代的取仕制度的作用則在於選拔這種人才，二者相互聯繫。兩晉時期由於採取的是“九品中正制”，這種制度使士族有了做官的基本保證，所以他們並不需要死肯經學，雖然王導曾經上書請求興學，說了一大套正人倫，明五經的大道理，但貴族們所談的、熱衷於的是玄虛，就是學點經學也是為了掌握一些清談的資料。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書法教育的功利目的相對削弱，不只是仕途的工具，而是發展成一種純藝術的賞玩，表現出了書法家個人的性格特徵，風格流派也日益繁多
（二）私學
與“時興時廢，若有若無”的官學教育相比，兩晉的私學教育卻生機勃勃。在兩晉近二百年的時間內，無論時局如何變換，私學的發展不僅是香火不斷，而且在組織形式、教學內容、教學方式、社會影響等方面有著長足的進步。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急劇發展的社會需要。動亂的局勢影響了官學的正常運作，社會發展的需要必然要求私學來填補這一空白。兩晉的私學發展掙脫了獨尊儒術的羈絆，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來確定發展的重心。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和辦學形式的多樣化，便成為這一時期私學發展的顯著特徵。長此以往，學術和教育的中心便轉移到了私學。兩晉的私學是依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學者的學術專長多向發展的，在客觀上對獨尊儒術的官學體制起著一種瓦解作用，使兩晉教育體制最終突破獨尊儒術的藩籬。這個時期私學的興盛和發展有以下特點：第一，私學的老師大都學識淵博，水平很高。許多私學的教師不但是當時的著名學者，而且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著名的書法家，如學者王裒本身也是一位書法家，《晉書．王裒傳》載他的門徒竟有千餘人。第二，私學在兩晉時期不但始終具有一定的規模，而且它的覆蓋面也廣。與官學相比，兩晉時期的私學在教學內容、學生來源、涉及的地域等方面都顯示出覆蓋面光的特點。
書法教育中私學的形式和途徑，除了蒙童教育外，培養書法專門人才都是採用以師帶徒的方式，進行個別傳授。這是中國書法家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方式，幾千年來從未間斷過。如鍾繇、胡昭師劉德升為師；王羲之拜衛夫人為師等。史載中羊欣拜其舅王獻之為師，《書斷》雲：“入於室者，唯獨此公。”時人稱：“買王得羊，不失所望。”這些都說明了私學在書法教育中的作用之大。
（三）家學
家學也是私學，但它是私學的一種特殊形式，與前述意義上的私學相比，在生徒對象、單位教學規模、教學內容等方面二者都具有許多不同。家學的學生是自己的後代，而一般意義上的私學其生徒是社會上的莘莘學子；前者以家庭為基本教學單位，規模較小，而後者則無此限制。兩晉士家大族興起，他們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有特殊的地位。這種特殊地位，又使他們的家族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特點。第一，家族教育以儒學為主。如琅邪王褒曾說：“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如能修之，吾之志也。” 一個“崇”字，說明了儒學在王褒家世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第二，家族教育習染玄風。魏晉之時，玄學興起，對士家大族影響頗深。所謂“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正說明魏晉時以儒學為宗的門第教育逐漸習染玄風。第三，家族教育重視家世門風。如王羲之在與謝萬書中說：“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由此可以看士家大族何等重視出家世門風。
兩晉時期家學教育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對子女才學的培養。士族大家是社會中的貴姓，他們不但經濟政治地位特殊，在門第教育中也傳授高雅的知識與技能。書法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種，也是家族教育的重要內容。
家族教育表現在才學方面的內容主要有兩個：一是識字啟蒙教育，另一是家學的傳承。
古代社會兒童的啟蒙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承擔的，這在兩晉時也不例外。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教育應該說是在文字產生才真正開始。文字的發明可以說是文化教育的前提，有了文字才能積累知識，提供學習材料。雖然在史書中極少介紹兒童識字教育的具體情況，但要教子讀書首先得先過文字關，這是不言自明的。兩晉啟蒙教育的狀況，只能從當時啟蒙教材的發展來略作推測。據《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載，魏晉時流行的字書遠比兩漢豐富。漢代史游編寫的《急就章》依然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啟蒙教材，但在魏晉，這本書已經有了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索靖等書法家的書寫本，可見當時兒童識字是與練字結合在一起的。而眾所公認的文字的產生即書法的開始，雖然這時期的書法僅是為了實用，還不能算作一門獨立的藝術，或者說這時的書法還沒有自覺的意識，但可以肯定這時的書法已開始有了美的追求，它與文字一樣都同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中國文字如康有為所說：“皆以形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為主，即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用有形耳。中國文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文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 正是因為此“用目的文字”，使它一開始就追求一種形的美，造就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藝術——中國書法藝術。它是最典型的中國傳統藝術，好不誇張地說，書法藝術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積澱了中國人的深層心聲，凝聚了中國文化的內在基因。因此，在中國文化傳統下造就的書法教育，同樣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縮影。
在兩晉的家族教育中，除了玄學、佛學、道教、文學成為家學的新時尚之外，書法、醫學、史學等也成為門閥士族的學術新追求。這些新時尚的流行，實質上是兩晉社會發展需要在家族教育中的反映。也就是說，兩晉的家族教育在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過程中，也在多角度地選擇自己的發展重心。家學教育中的書法教育就是私學教育中的一種特殊形式，也是更為普遍的教育形式。中國書法教育中一個典型的特徵就是家族世傳。書法藝術在家族世傳的過程中獲得充分的藝術個性化、風格化和流派化，並且家族世傳培養了一代代的書法家，這些都對書法藝術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從漢蔡邕把筆法 傳其女蔡文姬，到魏晉衛氏書派、王氏書派等。翻開每一位書法家的傳記，均可以找到其家學的淵源，這一方面是家傳技法、書法教育傳統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家庭文化教育的結果，可以說書法教育比其他文化教育的家學世傳來得更普遍，更廣泛，也更有生命力。兩晉的家學書法教育培養了一大批著名的書家。唐代書法理論家蔡希綜在分析了唐代及以前的書法界為何人才輩出時就曾說：“父子兄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瑗、弘農張芝及弟昶、河東衛瓘及弟恆，穎川鍾繇及子會、琅邪王羲之及獻之……！”
兩晉時期的教育其社會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它是儒家文化傳承的主要手段；其次它為思想和學術的百家爭鳴提供了前提；第三，它為這個時期的人才輩出提供了土壤。兩晉時期、官學、私學、家學三種教育形式，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就有大批的書法家。教育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活動，它使一個民族的文化代代相傳，它促成了一個時代思想和學術的發展，它為社會培養出各類人才。沒有教育，便沒有社會的建康發展，兩晉時期教育的社會作用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書法藝術經歷了以實用為目的的不自覺時期，大約到漢末至魏晉時期，由於政治的、經濟的、民族文化的發展，以及書法自身發展的原因，使書法走向藝術化的覺醒，而最終成為一門可以抒情達意、最具民族特徵、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特質的藝術形式。發展到兩晉，這一時期的教育對書法藝術的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
1、《晉書》卷三九《荀勗傳》。
2、《南齊書》卷一六《百官志》。
3、參見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之10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
4、《梁書》卷41，《王規附王褒傳》。
5、《三國志．魏書》卷27，《王昶傳》。
6、《晉書》卷80，《王羲之傳》。
7、康有為《廣義舟雙楫》。
8、參見金開誠《中國書法文化大觀》之420頁。
9、蔡希綜《法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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