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问题是楷法未能过关。应当承认，所有书体中，楷法最难，楷书的点画种类最多，变化最多，楷书的结构最为严谨，最为讲究，楷书的用笔也要求丰富变化，此其所以难也……”
“笔者愚见，生在唐以后，唐楷便是一道越不过去的坎，生在唐以后，便不能说没有唐楷的话，所谓楷书过关，大体可以认为是唐楷过关，显然……”接下来杨吉平先生引用北宋苏轼的话来说明：“苏轼尝言：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杨吉平还写道：“苏轼虽言：我书臆造本无法。但这话不可当真，苏轼的唐楷——颜体楷书是完美无瑕的，什么是‘溢而为行草’？就是楷法完美到‘溢’的程度，就是完美的程度，此时才去写行草，方为正道”。
笔者对杨吉平先生的此段论述有异议。
苏轼《寒食帖》局部
其一，自相矛盾和有用无用说
杨吉平先生引用北宋苏轼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很显然，北宋苏轼的这番话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与自己的见解契合无缝，能支撑支持自己的观点，是为可用有用的。
然，杨吉平先生忽视了一个概念，即命题的真伪，见解的真伪。苏轼之历史成就无可指摘，但苏轼的突出贡献是他的诗词造境和儒、道文化造诣，而非书法上的艺术成就。苏轼之书法，因苏轼其人而闻名。因名而名，由此推断，苏轼关于书法的见解，未必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未必能经得起艺术实践的考验。如果以之为论断，岂非名人之屁亦为香屁哉！再者苏轼认为的“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来证明他的观点，试问苏轼，如果我们以孔子语而放言，是不是也是无是道也？显然，苏轼的这个比喻本身就有问题。以错论正，正焉为正哉？
杨吉平先生在文中还提到“苏轼虽说，我书臆造本无法，不可当真。”大概是觉得，苏轼这番话与自己意见相左，与自己的论断南辕北辙，无以支撑支持自己的观点，是无用无效的，就告诉人们，不要相信苏轼的话。杨吉平先生为自己的观点，要人们对自己有用就信，无用就不信，这个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前句认同后句批判，这种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其二，因爱而爱和主观臆断说
杨吉平先生对唐楷的情有独钟，从他的字里行间，可见一斑。“唐楷是写好书法诸体的唯一基础，即：要写好行草书，唐楷是一道越不过去的坎……”
笔者以为，不要说唐楷，既便是唐以前的楷书也未必是所有书体唯一入门的基础；更不能说要写好其它书体，写好楷或唐楷是唯一的学习的路径。因为，在书法诸体发展史上，楷书的出现远远晚于篆、隶、行、草诸体。楷书在出现及成熟之前，历史上的篆、隶、行、草已兴盛。当时的古人没有见过楷书，也没见过唐楷，更没有练过唐楷，更谈不上越过唐楷这个坎。那么以杨先生之观点，没有按照杨先生的观点学书，那么行草书就会是一塌糊涂的了。
王羲之 《兰亭序》局部图
事实上，魏晋时期“书圣”王羲之的行草高峰就是在那个没有见过所谓的唐楷时期完成的。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其行草体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可谓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行、草书法先河。
由此观之，杨吉平先生所提观点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书法是否必须从楷体学起？学习书法究竞该以何体入手？唐楷是否是现今学习诸体的必须要越过的坎？还有待行家商榷，有待历史见证，有待后学者校验证。杨吉平先生钟爱唐楷是对的，因爱而爱也是对的，但因爱而执爱就错了。这种主观臆断说，混淆大众视听，实在不是大师该犯的错。
其三，将错就错与回头看说
唐以后，秉持以楷书为基础，尤以唐楷为基础的观点盛行，沿续至今。我们身边就有写了一辈子唐楷，始终不敢染指行草书的大有人在。
比如自称唐欧楷第一的田英章先生，就是典型的代表。田英章先生出身书法世家，将“以德养书，以书扬德”奉为圭臬，践行“正人正字”，是我国当今欧楷大家，对欧楷深得研究并发扬光大。如果按照杨吉平先生的观点，田先生的唐楷基本功算是可以吧，但令人失望的是田先生的行草书，业界行家有几人认可？
颜真卿《祭侄文稿》
我们再回头看看唐楷的颜、柳、欧诸体大师，除颜真卿在极度悲忿的特定环境下，留下了后世传颂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外（就是这个现在还有人说其为丑书的始祖），欧阳询和柳公权均是以楷书称世留名，其行草书远不如其楷书影响后世和被人称道。唐初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博士、专立书学，都需要寻找法则，建立法式，制定规矩，推出典范。 “法”正是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下成为一种标准。 “法”最初是依附于楷书而存在的。
唐朝的大师能写出传世之楷书是在其特殊社会背景影响下，以及唐尚法的书法理念支配下的艺术成果，是其特殊性的时代背景造就的。“笔画详备、框架分明、应规人矩、有法有式”，他们本人所创楷书的高峰不容质疑，但这些楷书大师们，其行草书不如其楷书，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唐楷诸公用自身楷书的成就和行草书的“成绩”，告诉后人，唐楷有其特殊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结晶。简言之，唐楷写得再好，不一定能写好行草书。此种现象表明，杨吉平先生认为的行草书要写好必须写好唐楷的论断是荒谬的，经不起推敲的。
学习楷书，尤其是唐楷写的越规范，行草书就越难以写好，甚至无法写好。但行草书写好了，楷书不一定写不好。魏晋时“小楷鼻祖”钟繇及“书圣”王羲之的楷书就是明例。楷书与行草书的学习，二者无论从书法理念、用笔、结构、点画等都有完全不同的理念，这点唐代孙过庭《书谱》中有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乘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孙过庭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真书（楷书）与草书的理念完全不同，甚至二者的理念相悖相反。
如果按照杨吉平先生的观点“在所有书体中楷法最难，楷书的点画种类最多，变化最多，楷书的结构最为严谨，最为讲究，楷书的用笔也要求丰富变化，此其所以难也。”那么楷书的这些特点和难度，依据孙过庭《书谱》的理论，这些楷书的特点和写好行草书有什么关系？如果学习者死拉硬套地依据杨吉平先生所论及的书法特点学习，那么此种方法他掌握得越多，行草书写的就越糟糕，甚至背道而驰。这对学习者是多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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