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莲悦
作为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小时候对海峡彼岸的台湾唯一的认识也许就是，一直被教育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们要立志解放台湾人民。
前些年看了一部台湾影片《泪王子》。张孝全、范植伟、关颖、朱璇，清一色的俊男美女告诉你穿着制服的国军飞行员可以帅到什么程度，而身着旗袍的传统中国女子可以美到何种地步。平心而论，这是一部非常“养眼”的片子，虽然我只认识里面打酱油的老戏骨曾江。更重要的是，这部戏里还有“拉拉”的伏笔作为核心看点。
但其实，《泪王子》这部电影讲得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戒严时期的台湾，空军少尉孙汉生被指为匪谍最终遭处决，而引出空军眷村里四位男女主角及跨越两代之间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
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从1949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全境实施戒严。这次戒严历时38年又56天，是世界历时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戒严。为防“共谍”渗透，国民党当局用高额悬赏诱人告密。仅20世纪50年代，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就有29407件，受难人14万。
《泪王子》这部影片是我第一次对台湾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生态有所认识。难怪国家会将如此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交给我们这代人，敢情台湾人民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啊。
后来有机会去台湾旅游，到了位于台湾中央山脉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这里竟然到处都是摆夷风味的餐馆，里面有极具傣族特色的菜肴：油炸竹节虫、酸笋鸡……在云南生活过两年，知道摆夷是过去对傣族的称呼。于是，开始潜心了解这里的历史。原来，清境农场是由一群国民党老兵所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率部辗转撤至滇缅边境，成为一支异域孤军流浪金三角。直到1954年，该部老弱病残约3300名将士撤到台湾。
撤到台湾的国军将士部分被安置在南投县仁爱乡，铸剑为犁，这些脱下戎装的将士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建设，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打造了一个丰饶美丽的农场，并开始发展观光农业，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清境农场。
李弥是云南盈江县人。在1944年的对日滇西大反攻中，正是时任第八军副军长的李弥指挥国军将士克复战略位置十分险要，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松山，全歼日军守敌。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第八军被全歼。1949年，第八军重建时，很多将士都来自云南。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台湾莽莽中央山脉中，会有那么多正宗摆夷风味的餐馆。这大约就是当年的国军将士对家乡故土最执著的眷恋和最深切的爱。
对台湾的好感其实应该是我们内心的自然情感，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而在很多层面上，他们甚至比我们更加“中国”。我们和他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之所以隔膜和敌意，只是因为长久的分割和彼此互不了解。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不应该再有仇恨和战争。
前不久台湾著名话剧《宝岛一村》到重庆巡演，有幸看了一场。
《宝岛一村》讲述国民党百万军队及家属撤退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
作为眷村的第一代居民，那些在1949年之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去到台湾的中国人；那些在历史的大江大海中被政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悲剧，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毕竟太过遥远，他们的爱恨悲欢似乎很难能引发共鸣。但当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并根据天上的星星判断北京、天津、青岛的方位时，仍能戳中泪点。不过，当他们因为渴望重返故乡而寄望于“反攻”时，也不禁让我们这些打小就立志要“解放”他们的人莞尔。
倒是眷村的第二代居民，那些国军将士的子女的成长环境让人备感亲切：一家买了台黑白电视机，抱到院子里放，左邻右舍都围聚在一起看得入迷；居住环境太逼仄，没有隐私，青春期的小伙伴们便到防空洞里谈天说地……
整部剧三个多小时，没有任何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情节设置，只是简单却真实的家居生活，邻里间的琐碎磕碰。然而，剧终时剧场内雷鸣般的掌声却经久不息。
有影评说，《宝岛一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地域和冲突，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真善美。
可是，台湾人为什么能做到超越？不正是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历史的三峡，并且有足够的历史自信，相信自己绝不会走回头路。这种自信当然是建立在对过往历史的罪恶能够深刻反思和自由言说基础之上，否则，所有刻意营造的温情脉脉都会让人觉得虚假和矫情。如果戒严时期的历史对于台湾人民来说仍是一段不可触、不可说的言语禁区，那么，台湾人不可能从《泪王子》走到《宝岛一村》，不可能建设出宛如人间仙境的清境农场。
如果文艺作品只能千般避忌之后向人们选择性地呈现出那些即便是真实存在过的人性真善美时，相信人们也自然会选择性地嗤之以鼻。
在《宝岛一村》的剧中，自进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第二代居民成长起来后，舞台的背景音乐就换成了英文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
这首歌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很多小伙伴在青春期的英文启蒙歌曲。那个时候，从卡朋特到老鹰乐队，从《The end of the world》到《Hotel California》……这些英文歌曲、歌手、乐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过想想，不对诶。台湾眷村的二代居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正好应该和我们的父母同辈。史琪特·戴维丝所唱的《The end of the world》是美国1963最受欢迎的歌曲；卡朋特兄妹也是六十年代开始走红，七十年代大获成功；老鹰乐队则成立于七十年代早期。而我和小伙伴们聆听、传唱这些歌曲的时候已经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和台湾小朋友，和整个世界差了三十年的时间。
这些时间都去哪里了？
整整一代人被这段时间吞噬了。
《宝岛一村》的最后，一位已经过世的眷村一代居民留给儿子一封信。信中，他殷殷祝愿：希望你们此生再也不用颠沛流离，再也不用经历战争的痛苦。
只有经历了真正深刻的反思，彻底看清楚了过往的历史灾难，才能对中国人的未来给予如此美好而深情的祝福。而不愿反思的人，也许只会硬邦邦地来一句：你们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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