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怡
這是世界外交史上最富幽默性的事件之一，以至於時隔40餘年，雙方當事人依然會對此忍俊不禁。
1969年12月3日夜間，波蘭首都華沙大雪紛飛。在中央車站東側的文化科學宮地下一層，由南斯拉夫大使館主辦的一場外貿服裝展示會正在進行，受邀前來觀看的各國外交使節人頭攢動。從簽到後的第一分鐘起，美國大使小沃爾特·斯托塞爾（Walter J. Stoessel, Jr.）及其隨員、使館二秘西蒙斯就在尋找一個熟人——中國駐波蘭大使館譯員駱亦粟。自從一年多前上一輪中美大使級會談無果而終後，他們已經有很久沒有跟中國外交官打過照面了；對1969年6月抵達華沙的中國駐波蘭使館新任負責人、臨時代辦雷陽政務參贊，美國人也是僅聞其名、未見其人。但在最近幾次有限的直接聯絡中，西蒙斯獲悉參與過大使級會談的譯員駱亦粟依然在任，因此急欲找到這位老相識。在展廳的另一個入口附近，美國人看到了兩張東方面孔；儘管略顯陌生，但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已經明示了其國籍。“我見過那兩人中的一個，似乎是中國使館的翻譯”，西蒙斯用手一指。斯托塞爾興奮地說道：“另一個大概就是新來的代辦了。機會來了，讓我們趕緊去纏住他們！”
阿納託利·多勃雷寧
“臉盲症”略顯嚴重的西蒙斯並不知曉，此時他已經犯下了一個想當然的錯誤。雷陽代辦和駱亦粟的確都在華沙，但當天晚上他們正在阿爾巴尼亞大使館出席一場宴會；在文化宮會場裡觀看時裝展示的兩位中國外交官，一位是新任二秘李舉卿，另一位較眼熟的則是資深譯員景志成。在一年多以前的會談中，西蒙斯和景志成曾經有過幾面之緣，因此把他誤認成了另一位翻譯駱亦粟。景志成對西蒙斯也略有印象，但並未見過一旁的斯托塞爾。當他發現兩個美國人正朝著自己指指點點時，立即向李舉卿做了報告，後者當即決定：“美國人說不定要耍什麼花樣，不要理他們。活動一結束，我們馬上離開！”8時許，當最後一位身著婚紗的服裝模特出場進行壓軸表演時，李舉卿和景志成悄無聲息地站了起來，朝入口處走去。兩個美國人也跟了上去。
在地下展廳的樓梯盡頭處，有一個供觀眾存放大衣的小接待處。斯托塞爾和西蒙斯首先到那裡取回了自己的外套，隨後才小跑著走上樓梯。而一開始就沒有除下大衣的李舉卿和景志成走得飛快，已經到了樓梯中段。西蒙斯快步追上前去，攔住景志成，氣喘吁吁地嚷道：“先生，這是我們國家的大使，他有話要對您說！”而精通波蘭語的斯托塞爾來不及藉助翻譯，直接自報家門：“我是美國大使，我想和您談談。”在此過程中，三個人都沒有停下腳步。走在最前面的李舉卿因為沒有搭理美國人，此時已經穿過樓梯、來到了文化宮後門，徑直朝停車場走去。斯托塞爾擔心“中國代辦”就此離開，繼續對落單的景志成喋喋不休：“不久前我回了一趟華盛頓，見到了總統。我想告訴您，總統十分嚴肅地希望與貴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因為我們希望與你們國家改善關係。請把這一情況報告上去，我樂意聽到您的迴音！”景志成發現李舉卿已經走得老遠，擔心就此被美國人纏住，也是一邊小跑一邊低聲回覆道：“我會轉達！我會轉達！我一定把這個情況彙報上去……”
1970 年1 月20 日，中斷兩年之久的華沙大使級會談正式恢復，美國駐波蘭大使小沃爾特·斯托塞爾在
誠如基辛格在其回憶錄《白宮歲月》中所言，在中美外交“破冰”的醞釀階段，毛澤東是冷靜、有遠見的革命領袖，周恩來則是魅力十足而精明強幹的行政主管。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依據國家利益重新規劃中國的外交藍圖，到60年代末期利用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內政局的變化、適時促成中美高層直接對話，周恩來為兩國關係最終實現正常化做出了不遺餘力的努力，展現出了頂級外交戰略家的思維深度和執行能力。如同俾斯麥所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是可實現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從審時度勢、靈活權變，力爭實現儘量多的“可能性”的角度來說，周恩來以及那一代中國領導人不愧為20世紀政治藝術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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