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無子，臨終遺詔，以其五弟朱由檢即皇位。朱由檢在十八歲即位後，面對著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尋求治國良方，勤於政務，事必躬親。與前兩朝相比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朱由檢是一位相當勤政的皇帝了，他對國家政務的重視程度絲毫不亞於他的先祖朱元璋，在位期間，幾乎沒有一天睡過五小時以上的囫圇覺。同時，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託付他收復全遼的重任。但是朱由檢這個人又有一些古怪，就是生性多疑，凡事舉棋不定，當斷不斷，做事又反覆無常。為剿流寇，崇禎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剿農民軍的負責人。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皆功虧一潰。無奈積重難返，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剷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中後金反間計，自毀長城，冤殺袁崇煥。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在大臣反對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後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逼周後自殺，手刃袁妃、樂安公主、昭仁公主，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時年35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這就是崇禎皇帝。
他與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有一點顯著的不同，就是諡號比較順耳，明思宗。歷數前朝亡國帝王的名號，桀紂之君、哀帝、殤帝、煬帝、愍帝、後主，等等等等，朱由檢以思己過為榮，在位期間多次齋戒，並敕令大臣潔身自好、反省自恭，並且身為一國之君，能到最後時刻與國同赴其難，也得到了後世的尊敬，故稱為思宗。崇禎皇帝在史書上記載的也是譭譽參半，那麼崇禎皇帝到底能不能作為中興之主重新在歷史的舞臺上出現呢。其實假說就是想告訴大家應該怎麼做。我們首先來看崇禎即位時的不利條件。魏忠賢奸黨亂國，朝廷官吏腐敗，貪贓枉法大有人在，北方後金興起，時常寇犯中原，朝廷要拿軍餉來抵禦侵略，於是只有頻繁的增加民間的賦稅，民不聊生啊；再有，從世界範圍上看，十七世紀的地球處於全球變冷的時期，地處北溫帶的中國的氣候與以往變化也很大，整個節氣被打亂了，莊稼是整省整省的顆粒無收，冷空氣由高壓帶控制著，連年沒有低氣壓，也就沒有降雨，乾旱的年份多達十幾年相連，這天一干旱，鳥類也無法繁衍，使得蝗災頻繁發生在已經乾涸的大地上，蝗蟲和老百姓爭搶著草根樹皮充飢，正可謂天災不斷、人禍頻生啊。這就是崇禎即位時的背景，祖上積攢下來的大明國庫，被前面幾個皇帝糟蹋得差不多了，又要賑災，又要打仗，還得禁得住貪官汙吏的瀆職與貪婪，崇禎皇帝的困難可想而知，這對於一個十八歲登基的少年來說，不是一般的考驗啊。之後整倒閹賊魏忠賢，雖然使得國家的風氣有所好轉，魏黨的家財也可暫時緩解一下極度空虛的國庫，這個時候是崇禎皇帝必須要抓住的歷史時機。政治經驗的缺乏，以及父兄並沒有留下什麼值得學習的帝王馭下之術，一切只有靠自己了。崇禎皇帝深知其中的重要，幸虧自己還年輕，有一副好身體，於是廢寢忘食，孜孜不倦的審理著自己已經破敗不堪的江山社稷。在這個角度上，有誰能說崇禎帝不是一個敬業的好皇帝？
當時國家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內外的都有，來自於內部的就是西北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並且以李自成的“闖軍”為最具威脅，李自成已經攻陷了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已經是無論如何也安撫招安不下去了；來自於外部的則是東北的後金政權，女真人已經處在了向進步發展的快行道上，阻攔他們的似乎只有山海關和長城，明朝同樣腐敗的軍隊在女真人眼中，似乎不值一提。從起初來看，崇禎帝在對外威脅的處理上還是有自己的魄力的，啟用袁崇煥，怒斬毛文龍，都是好兆頭。姑且不談今後，只說當時，無論是祖大壽，還是洪承疇，或者是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他們都是能征慣戰的將軍，都是在魏忠賢閹黨倒臺後仍然屹立在政壇、軍界的鳳毛麟角的能臣，好好使用他們，再憑藉長城的防禦，後金軍如想入關，恐怕還要再等上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然而，我們這裡暫時不說然而，因為我們要假說，就要給崇禎帝假說的可能。擺在崇禎帝面前的問題，還是先攘外、或是先安內的問題，據當時的情形分析來看，後金政權已經綏撫了漠南蒙古，通過聯姻等政治手段，與漠北的科爾沁等部盟也聯合到了一起，漠南蒙古諸部乾脆就編入了蒙軍八旗裡，同時，大明屬國朝鮮，在經歷了努爾哈赤、皇太極的一系列打擊下，徹底和大明帝國斷絕了關係，早早投降了後金政權，才換得沒有滅國的待遇，但是每逢皇太極出征，朝鮮則必須派兵協同參戰，遼東走廊這邊，錦州等重鎮雖然仍在明軍手中，但是經常被後金軍圍困，既是雞肋、又是雞肉，不能捨、也無法守。另一方面，李自成的軍隊自佔領長安後，迅速東渡黃河，佔領山西，對北京已經形成了“泰山壓頂”之勢，北面可進攻居庸關，西面可出太行紫荊關，南面出娘子關從京南定州殺來，北京城已經處於了三面是敵，一面（東出山海關）是絕路的境地了。皇太極和李自成的目的都是把崇禎從寶座上轟走，自己坐在皇極殿上。分析利弊來看，皇太極是女真貴族出身，身邊的文臣武將都是貴族出身，也有關外的漢族鴻儒輔佐，皇太極的野心雖然和李自成一樣大，但是其手段和手腕則要強得多；再看李自成，因為飢餓而造反，手下將軍雖能征慣戰，但是軍隊的組成大都是由貧苦農民、破產的城市手工業者為主，李自成身邊的文化人幾乎沒有，部隊作戰也有著明顯的“拼命”痕跡，目的性不強，人數雖眾，但是缺乏管理，士卒盲從者眾。
因此，崇禎帝當務之急是收縮山海關關外的防線，撤回已經守不住地錦州等地，分小部分兵力駐守天險喜峰口、冷口等長城關隘，回收兵力充實京城防務，急調山東、河北官軍馳援京城，再命河南、江蘇、安徽、湖北的軍隊進攻長安，截斷李自成的退路，湖南、江西、雲貴的軍隊進入四川，消滅張獻忠的同時，也可以叩響關中的大門，浙江、福建、江蘇、山東的海防要加緊防禦，北防後金從海上入犯、南防倭寇趁亂襲擾。此時，如果要出現“崇禎中興”則仍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個是人，一個是錢。人的因素，可以解決，就是重用剛才那些能臣，不殺袁崇煥是最基本的，這隻有寄希望於崇禎帝戒除自己身上的多疑、剛愎等毛病了；第二個條件是錢，這倒是個難題，因為剛才我們說了，整個國家連年欠收，災荒不斷，百姓已經是苦不堪言了，從民間是無論如何也榨取不出來更多的財富了，留給崇禎帝的唯一道路就只有一條了，“殺貪嘴攪事的母雞，再取它的蛋”！這就是各個地方官府以及京城的貪官汙吏，抄家取財，同時可震懾官場，殺一儆百。另外一件事，很容易被人們忽略，但是又是極其重要的問題。這就是顆粒無收的農民，在沒有了糧食之後的生計問題。明末時期，中國的大城市裡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大批手工工場出現在市郊，裡面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的剝削與被剝削的形式，作為朝廷，如果要解決饑民的生計問題，首先就是要穩固人口的流動，杜絕逃荒要飯的可能，既然土地沒有了收成，那麼進入工場成為廉價的勞動力，則是最好的選擇了。
崇禎帝應該從國家的高度來稍稍鼓勵一下大城市中的手工工場的發展，客觀上也算是支持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發，緩和一下官府與農民的階級矛盾。在解決了來自於李自成的壓力之後，再認真的與後金周旋，此時的崇禎帝業應該是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年富力強的中興帝王了。我所說的先李自成，再後金，絕對不是什麼“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而是假說中實現“崇禎中興”的步驟。歷史進行到了這裡，本該翻起一頁新的篇章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隨著大明帝國的覆滅，也一起被壓制了，入關的大清朝沒有發展資本生產的想法和精力，中國的歷史繼續由封建來作主。崇禎帝的死，最終也沒有警醒他自己，至死他還認為是奸臣誤國。崇禎帝認為的這些奸臣，到了李自成的大殿上變成了阿諛奉承之臣，李自成被趕跑了之後，這些阿諛奉承之臣並沒有走，到了滿清的乾清宮裡，卻變成了從龍入關的中興之臣。人都是一樣的，不同的主子卻用出不同的味道，這能怪“奸臣誤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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