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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十年（1850年）陕西郿县凤鸣镇有一个大财主，名叫宋兆奎，这个宋财主饱读诗书，虽然做过南郑县教谕、汉中府教授等等的职务，但都属于芝麻小官，他索性就让儿子好好读书，自己一心为商，经过多年经营，宋家成了当地最大的财主。
宋兆奎有钱后，觉得金银等浮财，实在容易散失，不由存上一件可以传家的宝贝，留给子孙后代，更为稳妥。正好，眉县常兴镇的李家村有个土财主，要出售大盂鼎，他用一车银子（估计有3000两），将这件西周的青铜重器，买回到家中。
这件西周的青铜器高101.9厘米，直径是77.8厘米，重153.5千克，更为珍贵的是，里面还有291字的铭文，铭文的内容是周康王训诰大臣“盂”，牢记“殷代因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的教训，一定要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云云……宋兆奎就将其命名为大盂鼎。
不久之后，那位财主又在发现大盂鼎的土崖下，挖出了更大的一尊青铜鼎，宋兆奎得知消息后，不惜重金，又将重500余斤，高110厘米左右，比大盂鼎还要“威猛”的第二尊青铜鼎买到了家中。
第二尊更大的青铜鼎，同样是周康王赏赐给大臣“盂”的，怎么命名？总不能叫它老盂鼎，或者叫它超盂鼎吧？第二尊青铜鼎虽然体积大，但里面400余字的铭文字体却有些小，它就被宋兆奎命名为小盂鼎。
重300左右斤的小鼎就成了大盂鼎，而重500左右斤的大鼎就成了小盂鼎。《木兰诗》中有云，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套在这里，不说明白，你就分不清哪个鼎大，哪个鼎小。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当时的岐山县令周赓盛仗势欺人，他以借鼎欣赏的名义，将宋家的大盂鼎骗走，其实是悄悄地将其卖到京城，当时宋兆奎的孙子宋金鉴，在京城做翰林，他在琉璃厂闲逛的时候，发现了这尊大盂鼎，自己家的东西，他焉有不认识的道理，他就用3000两白银，将这尊大盂鼎赎回，然后不远千里，又将其送回陕西郿县的家中。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意思是，富裕的家庭，一般超不过五代，就会变得贫穷，当时宋家的后代有个官迷，他花钱捐了一个后补知县，为了将知县落实，他就不惜将小盂鼎送给了当时的陕西巡抚，那个巡抚就让他成了东阿的知县。（大盂鼎被另一个抽大烟的宋家子弟卖掉，解放后，大盂鼎被上海一个大收藏家献给了国家）
我们接着说小盂鼎的下落。根据史学家研究，这个宋家的官迷子弟，将小盂鼎送给的陕西巡抚应该名叫升允。
随着清政府在1912年灭亡，升允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虽然他也折腾过，先后在天津和青岛联络宗社党人，图谋复辟，可最后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他饱受打击，并于1931年病故于天津。
张扶万曾经在1938年《西北史地》杂志发文：《商周铜器多出于今陕西凤翔岐山宝鸡眉县扶风各县说》曾经提到过这个西周的传世重器：小盂鼎，或云亦宋金鉴家物，民国初年，陆建章为陕西督军，得之，陆去陕时，为朝邑王飞虎（即王银喜）截获于省垣东关，载归朝邑，王死后，为部下傅振甲所得，以后下落不明。
如果将上面的记载通俗一下，就是：小盂鼎在民国时代流传的次序是：陕西巡抚升允→陕西督军陆建章→陕西军阀王飞虎→王飞虎手下傅振甲→接下来小盂鼎就真正地不知所踪了。
但也有传说，西周的重器小盂鼎，就藏在大荔西的柿子村，因为这里是王飞虎等很多陕西军阀的老家……亲爱的读者朋友，您怎么看待小盂鼎的藏身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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