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一句話
【雜文的價值】單論文學價值，魯迅先生的文章，散文第一，小說第二（有些小說可作散文來讀），雜文只能排第三。其雜文寫作，以1927年為界，此前大多可讀，此後無甚看頭。以前說過，《而已集》（1927年作品，1928年出版）之後的雜文，至少三分之二，於世無益，除了向後人證明，魯迅所生存的世道何其逼仄，所陷入的仇恨何其激烈，所選擇的生活何其虛妄。可悲的是，魯迅生命最後十年（1927-1936年）的寫作，恰恰以雜文為主，這實在是一種對生命的荒廢，與對肉身與精神的自殘。對此，以他的敏銳，早有預感。1925年12月31日，他編定《華蓋集》，感慨道：“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這彷彿有些“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的意思，對魯迅而言，當寫作的意義，從“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下降到對時代或歷史的見證，即便不能說退步，卻也呈現了一種深沉的無奈。
【關於長篇】有人責難魯迅未能寫出長篇小說，從而質疑其大師地位。這顯然是皮相之談。當年魯迅連諾貝爾文學獎都不曾放在眼裡，大師頭銜，更如浮雲。不過他與長篇小說無緣，的確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他這一生，曾兩次起意寫長篇，一是1920年代初，計劃寫一部以楊貴妃為主題的長篇，二是1930年代初，計劃寫一部以紅軍為主題的長篇，不幸俱告夭折。這背後最關鍵的原因，如魯迅自語：“創作既因為我缺少偉大的才能，至今沒有做過一部長篇……”（《魯迅譯著書目》，1932年4月29日）這裡的才能，竊以為一指架構或格局，二指敘事，三指體力，這三點，魯迅皆有所欠缺，他的架構與敘事能力，只能支撐其寫作中篇或短篇，至於體力，則屬下乘。
【文字功夫】蔡元培曾誇魯迅的文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多則影響文字的精煉，不可少一字，少則影響文字的清晰。這正符合我對文字的審美，一是精準，二是精簡。當然精簡過了頭，容易流於晦澀，這是魯迅文章不如知堂的一點。對此他亦有自知之明，在致許廣平信中，他曾評點錢玄同的文風，稱玄同之文，汪洋恣肆，使讀者覽之瞭然，最適宜表白意見。
徐梵澄曾談到魯迅文字功夫的淵源，認為受益於“治古學或漢學的傳統”。治古學，如編目錄、作校刊、加案語、為註解等，皆須簡單明白，有其體例，不可多言，文言如此，白話亦然，這等文字，如彈丸脫手，下筆即成。此外，魯迅早年有一段抄寫古碑的岑寂生涯，我以為這也鍛造了他的文風。若參照以書法，魯迅的文字，正可比魏碑。
【穩準狠】魯迅的文字，深得“穩、準、狠”三字真訣，試舉兩例：
“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革命文學》，刊於1927年10月21日）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談所謂“大內檔案”》，1927年12月24日）
羽戈
上學的時候就有感覺，魯迅的文章很難懂，總是話裡有話，而且，有很強的時代背景，不看課文下面的註釋，就讀不懂魯迅的真正含義。
當然也有人評價，魯迅的文章有鮮明的時代性，僅從文學角度評價，魯迅的文學水準不如同時期的梁實秋，周作人等。
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黑暗，人民麻木，魯迅先生的作品真實而深刻地展現了那個時代的特點。
魯迅先生的作品，大多是具有批判性的。
魯迅先生心懷民生，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他無可奈何卻又不甘於現狀，屢屢大聲的“吶喊”，在黑暗的現實面前“徬徨”，在“傍徨”中探索前行。
魯迅的小說，《傷逝》、《祝福》、《故鄉》等作品，就深刻批判和揭露了國民的劣根性，其獨特的審美價值與傾向也格外醒目。
《故鄉》是魯迅先生較為喜歡的一篇文章，1921年發表在《新青年》上，作品濃厚的鄉土氣息與飽滿的故鄉情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位讀者心頭，從先生對兒時故鄉的優美圖景和幼時玩伴閏土的形象塑造上，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先生心中對家鄉、對夥伴、對美好生活的無比嚮往和懷念，無一處不閃爍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
魯迅是現實的思想者，他對這個世界的一切人和事物的態度，都是通過對它的冷峻剖析，通過審美情感進行傳遞。
魯迅的情感，是一種外冷內熱的情感，而這正恰恰說明，魯迅深深熱愛著這個國家，愛著這裡的人民。
魯迅的文章，越來越多地離開了課本，或許以後，瞭解魯迅，喜歡魯迅的人，會越來越少。
王俊傑猛
總體上看，“文章”的意義要大於文學。魯迅是漢語書寫藝術的現代代表。
魯迅是不願樂於與他接近者為黑暗的影所威脅所裹挾的，這是他不願見到卻無力去阻擋的;但他或許也想到，這對樂於與他接近者是有益的:你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你自己在你自己身上去完成它搏擊的使命。所謂啟蒙，最本質的意義也就是如此。但魯迅最清醒的一點就是，骨子裡根本不相信它的成功。在《求乞者》 裡，魯迅狠狠地說:“我不佈施，我無佈施心，我但居佈施者之上，給與煩膩， 疑心，憎惡。” 可接下來又說:“我將得不到佈施，得不到佈施心;我將得到自居於佈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在《過客》裡，老翁一再地說:“你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沒有好處。”而過客也這樣說:“倘使我得到了誰的佈施，我就要象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 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魯迅在此後不久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同我有關的活著，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這意思也在《過客》中說過。”所以他的猶疑和自我憎惡便由此可以理解。但不禁要問，魯迅為何如此地害怕得到這些感激呢?這是不是和他急需復仇有關係， 是不是又和他的自我憎惡有關係?魯迅的害怕感激也許就是害怕自我的犧牲(其實就是復仇、啟蒙的另一種解釋)受到這些感激的阻礙，而得不到徹底， 被愛我者的眼淚、被要保存我的人的愛所阻礙。“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 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所以竟至於“得到了誰的佈施”反而要“祝願她的滅亡”，繼而自己就該得到“咒詛”。這是一種多麼難以想象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