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当年的“零余者困境”
游宇明
读郁达夫的《沉沦》，你不会忘记作品中那个留日学生苦恼的样子：他想为国家做些事，却不知从何做起；他希望拥有浪漫的爱情，却没有异性亲睐；他渴望经济自立，却总是贫困潦倒，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处处找不到生活的位置……郁达夫将这个人称之为“零余者”。我不知道沈从文先生看没看过这篇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沈从文充当的就是这样的“零余者”。
沈从文是大作家，新政权成立之后，也曾经想过创作转型，然而，新政权需要的东西与沈从文熟悉的东西形成了深深的矛盾，无论沈从文主观上怎样努力，他都再也写不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激情充沛、诗意盎然、人物灵动的作品了。他只好听从上级安排，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应该说，沈从文的研究是非常有成绩的，1974年，72岁的沈从文给时任馆长杨振亚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自己完成的工作，沈从文用的词是“拿下来了”，他“拿下来”的东西有：中国服装史、中国绸缎史、中国家具发展史、中国漆工艺发展史、中国唐以前山水画史、中国陶瓷艺术史……林林总总，有十种之多。不要说，沈从文是半路出家的文物专家，就是一个专业的文物专家做出如此成绩也是非同一般。然而，文化部文物局与历史博物馆的领导是如此对待他的呢？
搞研究需要办公的地方，这是常识，沈从文提出来想要一间办公室之后，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就是不松口，其实当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很多。老同事杨文和曾听到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沈从文后来自己回忆说：“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沈从文的工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开始的。
历史博物馆曾经分给沈从文三间房子，”文革”初期被人占了两间，此人将沈从文的书、家具扔到院子里，沈从文多次给馆里打报告，希望历史博物馆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以便他摊开手中的研究资料，历史博物馆却要求沈从文搬到远处。
沈从文手头有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算是“受命之作”。周恩来多次出访外国，见到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各国都是将服装史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展示，周恩来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中国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齐说：有，沈从文在研究。于是周将编著服饰研究大型图录的任务通过文化部布置到历史博物馆，并准备以这本书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礼品之一。此书成稿后，沈从文打了个报告给文物局，希望及时出版，但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就是不表态。文物局长不表态，此书自然也就出不了。激愤之下，沈从文提出离开中国历史博物馆，某馆长居然认为沈从文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在这样的情况下，沈从文通过胡乔木的帮助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该研究所专门为他成立了服饰研究室，并配备了助手。沈从文再也没有踏进过历史博物馆的大门。
沈从文的遭遇当然跟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关。从新政权成立到“文革”之前，“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文物研究不受重视，相反还可能被认为是“替封建主义唱赞歌”，加上那个时候只讲根正苗红，不讲专业对口，历史博物馆的领导、职工不懂文物与文化的比比皆是，沈从文对文物的热爱、对工作的敬业必然跟某些官员的只关注“政治”形成一定的冲突。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文物局的领导对沈从文有偏见。据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介绍：时任文物局长接近做过中科院院长的某权威历史学家，业务上也靠他，而这个历史学家当年恰恰写过《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跟蒋介石集团联系在一起，文物局长自然而然地将沈从文看作异类。沈从文的学生陈娟娟讲过一个细节：长沙马王堆发现文物，要组织分析团，她提出请沈从文参加。当时湖南有人不同意，说这个文物局长一提沈从文就来气。她仔细一问，原来文物局长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道干什么。”文物局长对沈从文是这个态度，历史博物馆的大小官员对他自然更不客气了。
现在 的人提起“反右”、“文革”发生的灾难，最爱说当时的大环境如何如何，似乎一切过错都是大环境造成的。不错，大环境确实对人的命运有巨大影响，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大环境是由各种小环境构成的，如果所有的小环境都营造得不错，再不好的大环境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重造”。很可惜的是，当年沈从文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只能无奈地做“零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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