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高26届文科（2）班毕业合影。
我的高考记忆（上）
谈 一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尤其在人年轻的时候。高考是我人生的紧要处。
两年复读三次高考改变一生命运。一晃将近30年过去了，我对高考的记忆依然清晰。第一次高考是1989年，第二次是1990年，第三次是1991年。
对我们农家子弟，高考是“鲤鱼跳龙门”的最主要的途径，也是相对公正公平的搏弈。“天之骄子”的无限荣光，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的诱惑，让我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的滚滚洪流中的一员。高考对命运的改变，是那样的直接，是那样的现实；是那样的残酷，又是那样的幸运。
“你个子小，体力活重，农民一年累到头，只能糊张口”。没有文化的母亲经常唠叨，要么当农民，要么考出去，当兵身高又不够，对我没有第三条路。
为了脱掉“泥巴水”，吃上“国家粮”，全家把高考当成改变命运的头等大事。1989年我作为应届生第一次高考，7月6日通晚失眠。第二天，我脑袋肿胀发晕地走进考场……当年7月7日至9日，那是决定一生命运的三天。
那一年，我所在的高26届文科（2）班50多人，应届生考取的人很少，班上第一、二名考上了湘潭师范学院。我以十几分之差落榜，在那个年代，我不敢奢求上重点大学，读好的专业，只要不当农民，读中专，当农技员、当小学老师等都行。那时数学满分为120分，我离及格72分还差一大截。落榜的命运，只能无奈地接受。复读，这是毫不犹豫的决定，也是决不甘心的选择。一中有复读班，但要交复读费，大约200多元。钱让家里犯难。
插班，逃避复读费，这是我父亲与一中段玉彪老师共商的策略。我母亲姓段，按辈份讲，段老师是我舅舅辈。我大舅在县城工作，与段老师很熟。段老师正好是高27届文科（2）班的班主任，他乐意我插班。为遮人耳目，段老师要我改名为“谭平”，将中间那个代表辈份的字去掉。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为了省钱，我曾改过名。
前排居中为段玉彪老师，他为麻阳划为少数民族县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与段少军、黄前福同学合影。
这一届也是两个文科班，我所在的二班是“差班”，一班是“优班”。班上有部分人看不起我这个落榜生。我喜欢在教室外走廊上与同学高谈阔论，尤其喜欢吟诵对联诗词，至今有两句还记忆犹新：“两猿伐木南山中，小猴子怎能对句；一马陷足淤泥中，老畜生不能出题”。“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地当琵琶路当弦，哪个能弹”。我越这样做，更给同学们留下了“夸夸其谈”的印象。
我还迷上了下象棋，找班上许多同学下，下棋的“胜利”冲淡了落榜的失败。为了提高棋艺，我勤学苦练，时常跑到高村兴隆街茶馆找高手下。其中一老者，满头银发，一副仙风道骨的“高人”样，棋艺高超，他与别人对弈，围观者众。
我常常挤在人群中专注地看他下棋，特别爱听他的点评。他还设残局摆擂台，引来许多人挑战。有时，我主动请教，虔诚的态度让他感动，他边下边指点，我棋艺不断精进。再跟同学下，大都不是对手。
插班时，我住在县鱼场大姑妈家，距学校大约有几公里。我每天早晚骑自行车往返。叔叔把他的“长征”牌新单车给我用。在鱼场与一姓向的大哥下，有时瞒着姑妈通宵达旦下棋。
有的老师讲课实在平淡无味，我实在听不下去，时常逃课，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外出溜哒，沿着与锦江并行的公路骑。记得有一天，阳光明媚，平直的公路两边是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叶子金黄，令人心旷神怡。我情不自禁地高声歌唱：“赶着那马车唱支歌，心里有多快乐。一条大道通向远方，平坦又宽阔……”
叔叔谭永明把他的自行车给我用。
放飞的心情，把高考失败的压抑暂时抛到九霄云外。还有一次，一路骑车专程到岩门乡玳瑁坡村滕代远故居寻访。那时故居没有修葺，断垣残壁，一棵高大的柚子树静静地矗立在废墟改成的菜园里。我怀着对家乡历史人物浓厚的兴趣，东看看西摸摸，问这问那，将所见所闻用小本子记上。我还骑车到凤凰去玩……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990年7月我第二次高考，那一年班上50多人，应届生仅考取两名，我又以十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连我们的女班长，平时成绩最好也以几分之差落榜。插班那年，大学没考上，后来成就了我与女班长的婚姻。如今，经常对妻子说，她是我插班最大的收获。
公布高考分数的那天，父亲正好去县城赶集，他挑着一担糠去卖，糠没有卖掉，心情小不爽。当得知我复读又没考上，他专门去学校问我的情况，老师把我逃课、下棋等“不务正业”之举又告诉时，父亲心中大不快。
二十多里路，父亲饿着肚子挑糠回家，这可能是他最沉重最漫长的一次回家。他穿着一件早已败色的蓝背心，一条秋冬穿不透气的蓝裤子，裤腿高高地卷在膝盖之上。父亲脸色阴沉地回到那个叫“冈夹冲”的家。狗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情，摇着尾巴迎接父亲，没有平常欢快的叫声。
我正好与弟弟在屋檐下“杀”象棋，看到父亲脸色不对，立即停止。低声的怯怯地叫了一声“爹，你回来啦”。父亲没有应答，将箩筐一放，一个箭步冲过来，一把抓起红格塑料棋盘，整个抱住黑底嵌红字的牛角象棋，愤怒地将象棋一把甩向门前柑桔园，“车、马、炮、帅”噼哩叭啦地落入杂草中。“你们还有心下棋，让你们下！”父亲的话，像重重的耳光打在心上。
又闷又热，让人窒息。母亲一下懵了，赶紧给父亲舀一瓢凉水。父亲一饮而尽，随后把木瓢重重地甩回桶里，水花溅得老高，碰撞之声回荡在灶房。
母亲接着给父亲端了一碗锅巴稀饭。父亲默默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喝，那声音格外沉重。
我默默地站在屋檐下，大气不敢出，小腿不敢挪。
那一年我第二次高考，弟弟是第一次，两个参加高考，双双落榜。弟弟离录取线只差几分，加上高考时感冒发烧。老师为他惋惜，父亲觉得他情有可原。怨气主要是冲我来的。
当晚，我与父亲又共睡一床，并且是同一边。当煤油灯吹灭时，土砖房顿时陷入一片沉沉的黑暗中，挂着满是补丁的黑色蚊帐，感到透不过气的压抑。
夜虫在土墙角落里不知疲倦地鸣叫，更让人烦燥。
我侧着小小身子弯弓般睡，紧贴床沿脸朝里面，纹丝不动，内心翻江倒海，愧疚、失败、迷茫………
身心疲惫的父亲咳嗽几声，叹息几下，就沉沉地睡去了，他的鼾声大，身上汗味重。
那一年，哥哥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兰里中学。这让父亲感到一丝欣慰。
哥哥还在读大学时就曾写信鼓励我复读时一定发奋，为自己争前途，为父母争光荣。
记得在一封信中专门问我准备考哪一所大学？我说想报考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哥哥期待我的捷报。
第二次高考，连最低的录取线都未达到，还奢谈“中南民院”。那年暑假，我发现哥哥也变了似的，不再亲切地叫我“平”，而是以“中南民院”的绰号称呼我。他动不动吆喝地叫，从语气和表情看，分明是一种讥讽挖苦。“中南民院，你去挑水！”“中南民院，你去砍柴！”，精神上的伤口一次次被撕裂，落榜的失败一次次被羞辱……
有一次我怒目而视，拳头紧握。“你再敢叫我一下，我就对你不客气！”，“不用功，爱吹牛皮，到处玩还说不得！”“中南民院”哥哥真的重复了一遍。
我冲上去就打他。他拔腿就跑，高高的门槛时，前脚刚进，后脚未进时，铁拳重重地砸在他背上。他震惊了，却没有跟我对打，眼泪涮涮地直流，伤心惊恐地看着我。我双手不停地抖动，眼泪汹涌而出。
听到父母的脚步声，我们赶紧擦干泪，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又恢复了平静。从此，不再理睬对方。
从那后，对家里的农活，我总是主动地干，起早贪黑地干，超负荷地干，那简直是一种自虐，不断折磨自己的肉体，以减轻灵魂的负罪。母亲要我戴斗笠，我总是不愿意，让自己曝晒在阳光下，晒脱皮了，洗澡时不断用手去搓，一层层地掉。蚂蝗叮在小腿上，听之任之，不用稻草把它刮掉，任殷红的血流。
那年双抢，无论是割早稻，还是插晚秧。我主动划分区域，进行分工“竞赛”，独自一组单干，故意让哥哥、弟弟、妹妹三人一组，把稻田分块后，让他们先挑，然后开始一场完全不对等的PK。
主动提出与父亲抬打稻机。父亲说我抬不动，我偏要抬。他就让我抬后面，有一次我趴在水田里，把头伸进打稻机后面，父亲在前面用肩膀往上一抬，由于我没有与他同时用力，我的头被压在稻田泥巴里，半天没起来。
父亲感到不对劲，马上放下，绕到后面，双手抬起打稻机，把我“解救”出来。看到我满脸泥巴时，父亲用他粗糙的手一边给我擦脸，一边心疼地叹息，父亲的手充满着汗味和稻草的混合味。
“农民不是那么好当，你个子这么小，这份苦怎么受得了，去烧炭更吃不消！最好是考出去。”父亲每说一句话，我就点一下头。
父亲叫叔叔来抬。暮色中，叔叔与父亲一高一矮，抬着打稻机一弯一拐，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山路间，我跟在后面，看不见他们的头，只见暴着粗大动脉的四条带泥巴的腿有节奏地挪动。
父亲还是那件败色的蓝背心，上面已有一层汗水蒸发后的淡淡盐粉。叔叔那件黄色的背心印有“黔阳师范”的红字，也完全被汗水浸湿。
放下打稻机，他们脱下背心擦脸，随后双手一扭，汗水顺着背心哗啦啦往下直流。他们上身黑白分明，背心遮着的部分相对白点，其余是古铜色，对比十分鲜明。白色部分正好是穿背心的印子，那印子一直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
金色的梯田又重新绿油油的。父亲坐在田埂上，看着长势喜人的晚稻，充满期待。那一年的早稻产量不高，他把希望寄托在晚稻上。
那段双抢的日子，他带领全家拼命地劳作，心怕错过节气。务必在立秋前把晚稻插完。过了立秋，推后一天插晚稻，收成将相差很远。
人生的路上也有“节气”，错过紧要处，命运将完全不一样。父亲说不出这样的话，他用抢农时的紧迫感，诠释了这样的道理。
为了我的人生有个好收成。他决定继续让我去复读。我和弟弟两个人的复读费，又让他犯难了。
临近九月开学的一天，在叔叔屋后的水泥晒谷坪。如水的月光下，晒谷坪上的风车、晒谷簟等，仿佛镀了一层银。
立秋后的风清爽凉快点了，父亲和我的影子在月光下拉得长长的。他特意把我单独叫那里，仿佛有重大的事相商。
先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再说，这已成为父亲多年的习惯。“平，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父亲终于郑重地开口了。我先是怔了一下，什么人生大事啊？
“今年你到三中（民族中学）去复读，段老师老婆黄老师在三中教书，黄老师告诉我，按你的分数线到三中免收复读费！”父亲觉得这既复读又省钱，也是明智无奈的选择。
“好吧。”我只有答应。我哪有资格讨价还价。三中不能跟一中比，那里的整体教学质量和校风都要差些。
谁要我不争气呢？两次都没考上。如今弟弟到一中复读。能让我再复读，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没那么多钱给你交伙食费，你去兰里中学找你哥哥。他已有两个月的假期工资。你去找他要点生活费，米自己挑去，碰到泸溪浦市去高村火车站的车搭顺风车。”父亲详细交代。
第二天，父亲把用蛇皮袋捆扎好的一担米给我准备好了，我自己收拾好书包，踏上第三次复读之路。
“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感谢温暖我的人。”多年后听到刘欢唱这首歌，我泪流满面，非常切合当年去复读的心情。同行的还有去一中复读的弟弟，父亲帮弟弟挑米，一直送我们到山下的马路。
分手时，父亲把一大把毛票紧紧捏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在嘴唇上先沾点口水，再次仔细清点一下，然后给了弟弟。父亲昨晚在煤油灯下点过一次钱。父亲一再交代弟弟妥善保管好，一到学校先把复读费交了。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了，只能给你两元。到县城后，先把米放在梅水桥熟人那里，再坐汽车，到兰里中学找你哥哥。到兰里只要1元车费。”父亲一脸的无奈。接着又对我说：“再不能贪玩了，把棋戒掉。事事不过三，你一定能考上”。
我和弟弟沿着马路前行。到了拐弯的地方，我们习惯性地回头，这一次没有看到父亲的背影。
两个儿子落榜让父亲不仅感到经济的压力，更觉得在中寨坪当地人面前没有脸面的精神压力，更为我们未知的前途感到担忧。
父亲作为村长，搞计划生育，代收上缴款，调解纠纷等等，难免得罪一些人。有的“红眼病”巴不得他的几个儿子都考不上大学。
我们家个子都不高，有人曾讽刺调侃地说，他们家只要一个人，可以把我们全家挑走！父亲反击道：“我儿子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你们全家都挑不动！”听到父亲讲这些时，我既气愤更感到压力山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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