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然（方塘书社主笔）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人们向来对自由情有独钟，一如《工业与帝国》的作者埃里克对英国的社会所描述的：自由是一种社会状态，当它充满了政治气味，自由便成了恰恰相反的社会奢侈品。
所以，英国的工业社会在经过短暂的工业革命黄金期之后，也迅速陷入了有着世界性特质的“大萧条”困境，待到所谓的第二次革命时，如作者所言的，它实则并没有大的根本性的大变革。英国的经济发展，难逃社会和世界的影响。有战争的地方，便有社会动荡，有社会动荡，便有经济和社会苦难。
当然，这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解读。但是，也毋庸置疑地表达了另一种观点：自由和文明是以社会状态而存在，非政治镇压下的存在形式。
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与埃里克所著的《工业与帝国》的时代背景几近相同，或者说，奥威尔思想存在的时间阶段是作者埃里克所著《工业与帝国》的其中一部分。他们都因为破坏性战争和政权斗争的存在，而萌生一种给予自由以新的姿态，甚至是基于社会稳固和世界和平而有的反对极权的思想。
民主的社会是高贵的，是有尊严的，会左右该国家的政治生态。这是《论美国的民主》所表达出的民主社会的状态，也是对何为自由和文明社会的阐释。然而，这种观点，实则也是对极权统治下的一种极度反驳。
极权是压抑的，是主动破坏性的，一如反乌托邦的奥威尔给出的判断：当统治了政权之后，如果少了民主监督，没有形成法治依据，这样的政治统治最终只能被束之高阁，成为再次政权争斗的开始。
所以，对于奥威尔而言，在《1984》中提出“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不免有着上文提到的对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的期待。对于奥威尔及其作品的解读，根据所处时代背景，直至今天，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1、奥威尔和他的政治寓言小说的诞生
人曾经经历过什么，他便会写出什么。将这句话移接到奥威尔身上，便是合适的。
奥威尔出过一本自传体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该作品是他的处女作，在稚嫩的文字中凸显出他对贫困生活的真情表露。奥威尔的一生都在为贫困和弱者、反对极权主义而发声。
在印度出生的奥威尔，之后便相继在英国、缅甸、西班牙、法国等国家，都有他到过的足迹。而正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动乱，便一度让其在这种政治压抑、极权主义泛滥的环境下，感受到了一个动荡的社会对于个人的迫害，以及社会不公所产生的所谓的“革命”。
他曾说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这成了他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开端。1927年，不谙于现状动乱的他，走向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于是，便有了以上所提到的处女作当中，巴黎、伦敦城市的存在，也是在这四年的流浪中，萌生了“社会主义思想”。
奥威尔是不幸的，在他的一生当中，都在极权主义环境下度过，而同时，他又是最幸运的，因为他的反对与倾向，便有了人们普遍对压抑的极权主义持反对声音的现象。他一生都在寻找自由，而历史环境则注定这种寻找需要时间的冲刷才能让自由重见天日。
让奥威尔产生完全反对极权主义的想法，除了少年时所受到的压迫和经历的难以诉说的苦难，便是所经历过的西班牙内战。由原来从幼年到长大后，因为不满于被排挤、压迫和极权主义怪相横生，而携妻子转向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的内战活动。在这期间，他感受到了到处存在的权力与支配，看到了压倒性地、只可追寻极权主义的专制体制，看到共和军对妻子的丑恶行为，而这则让他更加坚定地走向了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
因缘结果，都在人一生的经历中注定。贫困让人产生同情，极权专制让人看到“革命”。他曾在自己写就的文章中说：“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而这，便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诞生的历史背景。从此，反对极权主义，严肃地批判压抑的极权专制，便成了他于1928年开始投身写作后一生的追求。
在对政治小说的严肃作品创作中，奥威尔是聪明的。在当时那个极度黑暗、压抑的政治背景下，他深知直截了当地批判并不是纠正社会和争取自由的时候。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也为了避免自己有无故煽动的动机，以及受到另外两部反乌托邦作品《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的影响，便有了在表达形式上以寓言的形式，揭露一个所谓的“乌托邦”式的极权主义的真相。
2、极权专制背景下的《动物农场》和《1984》
在一个过度安静的夜里，曼纳农场里的农场主一如往常地将农场收拾完毕，回到住房。此时，一场反动“革命”正在农场里，被一群早已按捺不住的动物蓄谋着。以“老少校”的猪为头领的它们，不甘被人类统领和残害，以及毫无人性地将其压榨。于是，决定造反，将农场主赶出农场。
故事由此开始，一切都是顺利的。农场成了它们的绝对胜利之所。在这群动物眼中，人类是可憎的，他们制造出了极度不公的社会环境；他们压榨底层；他们是食利层......所以它们要将他们的政权推翻，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政权。
他们视所有两条腿走路的为仇敌，四肢行走的是朋友。它们制定在它们眼中认为是最公平的“政策”，所有动物皆生来平等，不允许互相伤害，只有人类才是它们一致的敌人。
然而，新的政权并没有维持多久，领导“革命”的猪们便发生了分裂，拥有绝对领导权的猪——拿破仑有了特别待遇和最大特权，另一头猪——雪球便成了它的敌人。而新的政权最终则沦落成为了人类曾经所统治的独裁、专制的旧政权。这便是《动物农场》所述故事。
但是，一如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奥威尔所揭示出的真相：围观的“窗外的动物们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它们已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而在这整个的动物政权争斗过程中，始终有一个中立者——本杰明。在诸多对该角色解释的版本中，便一致认为它意指奥威尔本人。本杰明虽然以保持围观的中立态度生存，但是在它的骨子里，依然对公正、自由、文明的社会和城市持积极态度。所以，它便一如奥威尔。
然而，发生在假想的政治空间里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与《动物农场》不同的是，主人翁温斯顿最终依然没有接受住拷打，而服从了极权统治者“老大哥”以及老大哥统领的所谓的“大洋国”。以“老大哥”为首的独裁者，以追求权利为最终目的，利用强权之便利将人性彻底抹杀，借着自由的幌子将自由彻底剥脱，在思想受到严酷的钳制后，让他的人民彻底臣服于他及由他统领的“大洋国”。人民的贫困生活，从此再无缓和之日。
奥威尔将主人翁温斯顿印上了自己的影子。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这是始终贯穿整本书的，有着深度含义的一句话。所以，“老大哥”便拥有着这一切控制权。而主人翁温斯顿则主要负责“篡改”历史的工作内容。
在那个从未发生过战争的国度里，温斯顿是唯一的清醒者。他面对这样极度恐怖、灭绝人性的极权政治，反抗精神始终在他内心活跃着。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是这个疯狂社会里的异类。他没有同类，他更像一座孤岛，活得小心翼翼，孤独、害怕，对恐怖社会感到悲哀。他试图用日记记录他的所见所思。
然而，觉醒后的温斯顿终究不能逃脱被拷打的命运。奥勃良作为“老大哥”的直属下属，他对人的思想有着绝对的管制和训斥权，他是一个思想警察。
奥勃良发现了温斯顿觉醒的变化。他像一个狡诈残忍的猎人，一步步将温斯顿引入圈套，将其关进101囚室，实行严刑拷打，以实现对其从身体到思想的完全控制。
然而，人人都将屈服于自己的软肋面前。或许，当温斯顿被关进囚室的那刻起，他便永久地死去了。没有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人，一如躺在棺材里的等待下葬的逝者。腐肉的气息让温斯顿喘不过气来。
一同受难的另一个人便是茱莉亚（根据版本的不同，所译人物名字有所不同）——温斯顿所钟爱的情人。在极权专制背景下，当温柔的茱莉亚将写着“我爱你”的纸条塞进温斯顿的手中时，便似乎让人感受到了在腐肉、恐怖的极权社会里，人类最原始情感的可贵。一如有人对此形容的：“在权力者眼里，爱情可笑的像在鼻头涂了胭脂的布娃娃，愚蠢而又不堪一击。”
但是，当温斯顿对着填满老鼠的铁笼时，却满腹恐惧到放弃了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冲着思想警察——奥勃良声嘶力竭地大喊：“去咬茱莉亚，去咬死那个该死的娘们儿！”
这不仅让人想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经典诗歌《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抛后方知晓。如若没生命。爱情哪里找。”生死面前，情感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也正是透过奥威尔所刻画的茱莉亚这个女性的角色，让人从侧面也看到了纯粹情感存在的可能性，文明社会有存在的可能性。
3、何为社会文明
嘶喊之后的101囚室，恢复了平静，然而，这却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和反抗极权主义失败的开始。文明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像煤油燃尽的灯盏，立在黑暗里，再无人将其点亮。
奥威尔曾在他的随笔集中提到：文明有时候可以自由发展。当然，从上文提到的，文明和相对自由的社会需要民主监督的角度来说，文明自由的发展是违背他个人意愿的。
然而，并非如此，他随后解释到：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经济所决定的，在一个等价交换的商品贸易中，提供一个公正的市场和逐渐将法治趋于完善，就是文明自由发展的开始。
而奥威尔提出的这种观点，却在某种程度上和《社会契约论》存在相似性。作为一部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对政治权利、自由和人民民主主权的阐释，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
在这部书中，作者认为，自由人人都有，而且这种自由皆产生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则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存。一旦他到了能够独立判断的理智的年龄，他就拥有了相对自由。
于是，作者卢梭便说出了在我看来相对理想化甚至趋向于“乌托邦”的理论：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一选出了代表，他们就不自由了，他们就无足轻重了。从这个角度与奥威尔的理论思想相比较，自然又是对立的。然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二者之间的共通点：都用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了文明、自由和民主是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社会稳固和发展城市文明的未来的基础，亦是根本——反对黑暗、压抑的绝对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另外，在奥威尔所提到的反对极权专制观点中，残忍的战争成了首选。
在季羡林先生所著的《繁华落尽是孤独》中，他描述了自己于德国的一座小城求学的经历。然而，不幸的是，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世界大战给人带来的惨不忍睹的迫害。
曾经“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宜居宜游的小城，一时间化为灰烬。高楼大厦在他面前被轰炸机投来的弹药击中，轰然倒塌。被埋在楼底的民众从未想过，希特勒曾告诉他们的飞机很脆弱，像纸糊的“软柿子”，然而只是刚硬到无法轻易击穿的硬东西。
愚民教育与极度的专权统治，让德国小城光鲜不再。文明小城和文明社会再也无从说起。站在一片废墟中的季羡林愤恨交加。若论生命的自由与可贵，全都比不过市民。只是，曾经生长在小城里的他们，此时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
小城内大部分人的遭遇，便是奥威尔眼中曾经生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所以，他们于绝望中重新寻找希望，在希望中暗自哀伤。一个人的孤岛，注定是失败的，也注定是不被允许的。所以，禁书便一度成为了奥威尔人生失落的代名词。也因此，他的思想理论、政治倾向、文明见地、自由追求和卢梭有着极度的相似性，使其作品成为今天的经典。然而，奥威尔和他经典的存在，似乎在人们极度反对极权主义的背后，也在讲述一个文明社会的未来。
不论是卢梭的政治哲学之思想，还是“反乌托邦”的奥威尔，我想，他们都在试图给社会文明，一个与众不同的概念：文明社会应该是永久的，社会文明才能成为可能。极权主义、失去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社会，与文明相去远矣！
閱讀更多 方塘智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