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 1940 体制就是指日本战时对经济进行统制的体制，日本战后体制与日本战时体制的连续性已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1940 体制在战后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是如何成就日本奇迹，而之后又如何因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而让日本陷入失落的三十年的，并不是十分清楚。身为日本战后奇迹的参与者和八十年代泡沫的第一批发现者的野口悠纪雄，在其回忆自己官学两界生涯的《战后日本经济史》中，对此着墨甚多，读来让人颇开脑洞，颠覆了不少人们先入为主的成见。
比如人们一般认为后发国家如德日都倾向于银行主导的金融资源分配，而先行国家如英美更喜欢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其实日本战前也是以直接融资为主，是在二战期间才在 1940 体制下确立“银行中心主义”，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支配，改由日本兴业银行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
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这种情形下不断分离，这导致公司股东无法像战前一样对公司管理指手画脚，也使公司最高管理者自己选择后继者成为管理，其结果是日本大企业的管理者都是从公司内部选拔上来的。
此外，为调节劳资关系，降低劳资纠纷而以企业为单位设立的日本产业报国会，在战后也摇身一变为各个企业的工会。这种以企业而非像欧美那样以产业为单位的工会，不把与资方的斗争作为重点，而是尽力协调劳资关系，推动企业成长。
换言之，以“对企业忠诚”为特色的战后日本式企业管理方式和劳资关系都源于战争期间。
再比如人们曾以为是日本财阀和军部合谋将日本推向了战争的深渊，其实战后日本的大企业多数都是战争期间在政府的扶持下，依靠军需生产快速成长起来的。
还有人们经常以为是由麦克阿瑟军政府推行的日本农村改革，也在战争期间就打下了基础。这些战时农村改革法案极大地削弱了地主阶层的势力，比如 1942 年制定的《粮食管理法》规定佃农将粮食缴纳到国家，国家付款给农民，农民再把其中一部分钱交给地主当地租。通过这些法令，地租由实物支付转为现金支付，而且政府又规定地租为固定金额，不随物价变动，很好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令其负担大为减轻。此外，政府还制定双重米价制度，以高价收购农民粮食，而以低价收购地主的粮食，结果以地主利益受损为代价令农村的状况大为改观。
一般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为日本带来经济复兴，战后诞生的新兴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而野口悠纪雄则认为，是 1940 体制，也即战时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带来了战后经济复兴，战时成长起来的企业实现了战后的高速增长。
公平而言，应该说是战争期间和战后推行的改革形成的接力赛将战前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光，为形成后来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比如在战后进一步推行的农地改革中，政府强行收购了地主的大部分土地，而政府作为买地款付给他们的交付公债，则因为节节升高的通货膨胀而导致实际价值严重缩水。
城市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急剧减少，因为根据战争时期修订的《租地法》和《房屋租借法》，房主无权单方面提高租金，并且一旦缔结租赁合同，如果没有法院认可的“正当理由”，就不能解除合同。这样一来因为面对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而无法提高租金，城市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价值也严重缩水。而 1946 年颁布的《财产税法》，对纳税金额超过 1500 万日元的个人资产，税率高达 90%。这样一来，日本的地主阶层与富裕阶层不可避免地没落了。
在将社会变得更加公平以外，日本经济官僚们通过 1940 体制在战后初期实行抑制银行利息、资金分配统治和金融锁国的政策，从而得以集中资源向重化工业等日本经济官僚们认为应该优先发展的产业倾斜，令相关产业实现了快速超常规发展。
由于占领军对于战时操纵日本经济运行的官僚组织的实情知之甚少，导致支持战时体制的技术官僚们大体都被保留下来，因此他们得以继续掌控日本经济的运行。野口悠纪雄还指出，占领军要么通过翻译，要么只能与精通英语的日本人谈话，翻译不一定精通经济，而当时精通英语的日本人又几乎全是官僚，所以官僚恩通过操纵信息来诱导占领军实现自己制定的政策并非难事。
1940 体制为何特别适合战后日本的高速增长？在野口悠纪雄看来，当时全世界工业化的前沿领域主要以钢铁、机电、造船、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中心，这些领域都利于大型企业利用垂直一体化管理方法提高生产率。因此，经济活动不易通过市场的合作为主，而是主要以大企业内部的职能分担与合作为核心。在这些领域，强调个人对集体的风险更胜于追求个人利益的 1940 年体制恰恰能发挥其最大效用。
这也解释了为何到 1970 年代，日本和德国能够迅速崛起，成为贸易盈余国家，而拥有关键货币的美国却沦为贸易赤字国。由于当时发达国家的经济都以重工业为中心，由大企业主导的垂直一体化生产管理方式效率更高。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相比于完全依赖市场的英美模式，日本和德国所采取的市场和统制相辅相成的混合型经济体制，更有利于其发挥活力。
此外，1940 体制在应对 1970 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当然，这其中也有日元升值消化了一部分价格上涨压力的因素。相较于欧美国家物价上涨工资必须上涨进而陷入通胀和工资上涨恶性循环的劳资协调机制，强调“从公司首脑到最基层工作人员，所有人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的 1940 体制，使日本的工会与公司管理层能够团结一致，把公司的生存问题置于加薪之上，从而使日本得以避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总之，1940 体制对日本战后复兴和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在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情况下，1940 体制保障资源能够被战略性地优先分配给产业部门，帮助日本实现了战后复兴和工业化发展。到了 70 年代，在面对石油危机这种外部冲击时，1940 体制又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日本得以采取对整个经济最为有利的政策。
然而，祸之福之所倚，福之祸之所伏。在野口悠纪雄看来，正是无比强大的 1940 体制，最后又令日本陷入了泡沫经济的窘境。野口悠纪雄认为，1980 年代的泡沫经济，除了金融缓和政策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80 年代后半期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 1940 年体制”的事实。
在 1980 年代，金融领域的战时体制面临着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金融领域的 1940 年体制，是割裂日本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实行锁国政策才得以成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利率实行统制。但是随着日本卷入经济国际化和自由化，战时金融体制也终于迎来了它寿终正寝的时刻。
此时，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直接筹集资金。企业通过市价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 CP 等各种直接金融方式，不仅从国内市场，还可以从海外市场获得资金。此外，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已经不再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旺盛。企业没有资金需求，就把低息获得的资金存入大额定期存款，或者用来购买信托基金等金融资产。
面对上述经济结构的变化，金融机制原本应该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也就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系需要向直接金融体系进行软着陆。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存在，1940 年体制“垂死挣扎”，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结果引发了空前的泡沫经济。
在此一过程中，日本的地价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野口悠纪雄看来，这并非人们经常所说的日本土地稀缺，而是因为城市土地面积没有得到有效的集中利用，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 1940 体制关系甚大。如前文所说，战争时期中修订的《租地法》与《房屋租借法》强化了土地和房屋租赁方的权利。因此，本来可以通过出租实现有效利用的土地，其所有者却宁愿让它闲置起来。对一些年代久远的旧房，房主们也会一直让它空着，直至倒塌毁坏为止。因为一旦租出去就不能随意把租客赶走，房主们宁愿空置也不愿意出租。
此外，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分工的到来，1940 体制特别能发挥作用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也寿终正寝。1990 年代，互联网得到普及，通信成本几乎降低为零，中小企业也具备了较高信息处理能力，距离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因此多家企业通过市场分工协作变得更加容易，制造业由垂直一体化走向水平分工。在这种情形下，小型企业能更迅速调整企业政策和决定，比笨重的大型组织更快地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因此许多新兴创业公司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世界规模的大型企业。
而在这方面日本企业界也迟迟无法快速转身，以更有效地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的挑战。在野口悠纪雄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并未完全走出 1940 体制的阴影。
题图：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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