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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名牌”，被化肥、農藥行業詬病；在種子行業，“傍名牌”變身為“套包”“套牌”等形式。
“市場上哪個品種熱銷，就有人套包哪個品種。”這是種業人對套包最深惡痛絕之處，也是企業最頭疼的問題：一個好品種剛進入市場，很快就被竊取親本進行擴繁，套包種子緊跟其後進入市場。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套包造假行為屢禁不止。
套包不僅重創了企業，還極大地削弱了種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實力。“如果姑息套包肆意暢行，何談提高民族種業競爭力？”山東萊州金海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吳瑋霖感喟。
金海種業創始人鄧茂金感謝安丘經偵隊
造假售假玩“創新”
價格越高的種子，被假冒的概率越大。賣套包種子，是不少投機者眼中的“暴富產業”。什麼是套包種子？偽造某品種種子包裝袋，裝入假種子銷售。
套包的假種子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市場上A品種熱銷，套包者就會以其他X品種種子冒充A品種，屬低級別的套包，往往打一槍換個地方；二是以劣質或來源不明的A 品種種子套包，套包者頗費了心思和精力，往往披上合法外衣，違法隱蔽性強。
套包假種子
查獲白袋散裝種子
不法企業往往通過盜取正規種子親本，直接複製或稍作改動後生產，雖然產量、質量上稍差，但價格便宜。“前幾年有人專門從基地躉種子，一列車或幾車皮，到站就有下家接貨，分送到村到戶，幾萬幾十萬元就到手了。銷售散種子本小利大甚至無本萬利！”一位業內人士說，東北地區熱銷的某品種，經營套包種子的淨利潤達正牌種子的兩倍左右。
2016年新《種子法》實施，管理部門先後制修訂9個配套規章和規範性文件，新制度對淨化種子市場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近幾年種業管理部門對制種環節的監督檢查、對品種真實性的嚴格抽查，都對不法企業和個人的造假行為產生了震懾作用。 新制度帶來種業環境的改觀，但套包種子依然在困擾種子行業和企業。隨著物流體系更加快捷、網絡銷售更方便，新的造假銷售渠道在形成，新的造假、售假模式出現。
首當其衝的，是假冒偽劣種子銷售轉入“游擊戰”——挨家挨戶推銷種子，買種子送禮品，進村入戶或到田間地頭。還有種糧大戶和種子銷售企業直接到種子生產基地購種，自用或者散裝出售，造成合法正規企業合理利潤流失。一些地方還盛行一種由“萬能袋”包裝的種子。“只要買個噴碼機，需要什麼樣的種子，噴上即可”。
優秀品種的種子一定是“一分價錢一分貨”。吳瑋霖認為，當前出現的新的造假、售假模式，無論哪種模式，都在利用人的貪便宜心理。從制種到加工，再到包裝上市，正規種子生產的每個環節都經過嚴格把控。種子價格中品種研發費用所佔比例不小，有些品種研發成本甚至佔到種子價格的一半。不法公司盜取複製的品種親本，不但衝擊了合法企業的市場，而且嚴重侵犯了品種權人的知識產權，是對品種創新的褻瀆。
造假屢禁不止，違法成本低也是根源之一。假劣種子違法事件多發生在縣一級，經營者可能只有幾間房子。“他賣了50公斤種子，查到是假種子，按《種子法》本該處以幾萬元罰金，但他只有幾間房子，如何執法？”給農戶造成的損失更無從彌補。
合法企業“傷不起”
套包種子產銷一條龍，一些不法企業披著擁有種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的合法外衣造假。私繁亂制，專門有人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取得親本，自行生產或委託農戶進行生產；“掏地溝”，以高於被委託制種農戶的合同約定價格，從制種農戶手中套購種子，讓制種企業蒙受雙重損失——減產賠償、市場被打亂。
打假成本高昂，是不少企業寧願吃啞巴虧的重要原因。“企業成立維權部門負責打假，人員工資加上長時間在外地調查，每年經費少則幾十萬元多則幾百萬元，成本太高了。”王超說。不僅如此，單靠企業取證十分困難，而且很多時候不法企業被罰款後繼續造假，問題無法解決。
一些中小企業套包還有急功近利的因素。這些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弱，要麼低價購買大企業淘汰品種，重新包裝銷售；要麼套購原種，製假售假維持企業生存。很多時候這些假劣種子不進入市場渠道銷售，而是由小商販直接進村到戶。隨著農業規模化程度提高，許多用種量大的種糧大戶直接到廠家訂購，加大了製假售假取證工作難度，個別合作社甚至參與造假。
執法人員檢查
“劣種子不假”現象最容易迷惑農戶。有農戶覺得，一樣品種的種子，只要能種出合格的農產品就行，牌子、資質、經營權並不重要。一些基層幹部甚至認為，這樣的假種子雖然侵犯了合法企業的知識產權，但價格便宜、產量和質量差不多，農民買種子成本低。殊不知，一旦發生減產絕收事故，不明真相的農戶等先揪出來和投訴的，就是合法企業。如果可以查明真相還能洗清冤屈，否則合法企業就是被口誅筆伐的對象，有理也說不清。前些年的玉米粗縮病風波、去年夏季熱害造成的大面積倒伏等，均有假種子的身影。
吳瑋霖認為，農業企業的一個重大風險就是天氣等自然災害，而不法企業的假種子質量不能保證，讓種植者承受的風險更大。對於不法企業，從管理部門到被套包的企業，都不應網開一面。
創新能力需呵護
品種創新難。每個新品種的背後，都凝結著育種人10年、數10年如一日的辛苦：從當地到海南，一年種植三代，候鳥式育種，還要從成千上萬的育種材料中遴選。育種家培育一個成熟的新品種需要10年左右，品種審定還要經過3年左右的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真正走向市場的時間不過5～10年，之後將進入衰退期，原因包括品種退化、新品種迭代、市場競爭等。
一個優秀品種的生命週期並不長，這也意味著品種創新的代價高昂、過程艱辛，而在當前品種“井噴”的大環境下，新品種的生命週期在縮短。創新越來越難，但抄襲者和造假者拿走創新成果卻越來越簡單。互聯網讓信息的獲取變得極為便利，拿來主義盛行，創新的價值難以體現。造假不但打擊了企業創新的積極性，而且劣幣驅逐良幣效應更大。“育種者擔心科研成果被剽竊，企業擔心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培育出的品種打了水漂。從長遠和更高層面來看，最終受害的是種業、農業和農民。”吳瑋霖表示。
以金海種業為例，1992年白手起家，即使在創業最艱難的日子，也要保證育種所需的土地、資金和物質，累計投入育種科研經費數千萬元，在萊州投資建立了科研中心、在海南陵水建南繁育種基地、在全國三大生態區建新品種測試站、在甘肅臨澤建制種基地……一切的心血都為了新品種培育。
套包、高仿的盛行，不僅重創了企業，還極大地削弱了種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實力。國內種業企業一邊與抄襲者和造假者搶市場，另一邊還得與國際種業巨頭博弈、提高國際競爭力，實在是辛苦至極。
執法部門應“重拳”
企業維權，打假最有效的，是在制種環節。制種生產週期相對較長，不同品種的親本從出苗到開花，從雜交操作到成熟，典型性狀表現期長，可查找線索、固定證據。
“有效的打假，主要靠地方農業局、工商局，還有公安部門的經偵大隊。比如，安丘市公安局經偵大隊查獲了5000公斤金海品牌系列種子。”王超表示，金海種業一旦知道自己的品種被套牌，會舉報到當地農業執法部門，等待執法部門的行動。
套包假種子
不過，基層種子管理和執法部門受條件所限，普遍靠“肉眼”識別假冒偽劣產品，缺少必要的檢測設備。比如，用DNA檢測品種的真實性，只有省級以上的權威機構、科研院所和某些大型企業擁有技術和設備，基層沒有這樣的條件。
對於基層執法不力現象，某法學專家曾經指出，種子執法需要的不僅僅是種子法律知識，更多的是種子質量標準、技術規程甚至一些檢驗儀器的使用等專業知識。我國尚未建立上下統一、專業的農業行政執法體系，多數農業行政執法人員沒有經過基本的農業知識培訓和法律素質培養，執法人員缺乏法律知識和依法維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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