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格萊德荒涼的街道上陰風怒號，一輛白色的奔馳轎車在雨中載著亞歷山大-斯坦科維奇輕盈地駛向巴切萬斯卡大街上漸漸模糊的紅綠燈。這是2016年十月，這位因運輸生意而被稱為“可卡因騾子”的人剛剛度過了漫長的一天。
這一天充滿了電話裡的竊竊私語和匆匆忙忙的會議，其中交織著足球、政治和犯罪。在貝爾格萊德游擊隊體育館對面的一條被西邊的教堂和東邊的陵園包圍的街巷裡有一間咖啡廳，在那裡斯坦科維奇和他的禁衛軍（Janjičari：Janissaries）流氓團伙緊張地談論著晨報的報道。這篇報道把禁衛軍對反對派政客的襲擊和總理亞歷山大-武契奇的辦公廳聯繫在了一起。
當晚斯坦科維奇從巴切萬斯卡回家時，他沒有注意到一輛寶馬停在一旁的小巷裡。他也沒有看到的暗色車窗後面坐著兩個正給自動式武器裝彈的男人。當信號燈由黃變紅時，斯坦科維奇已經被17波子彈打成了沫子。他身體的剩餘部分已經碳化，第二天早上才在一輛悶燃著的奔馳轎車裡被人發現。
如果你今天去那個十字路口搜尋一番，就會發現為斯坦科維奇樹立的小小的石頭紀念碑。這不是塞爾維亞唯一的這類紀念碑。近來，針對塞爾維亞足球流氓大佬的刺殺導致了貝爾格萊德的街頭巷尾多出了不少紀念物。
舉個例子，一路向西，來到城市的茲拉斯尼克區，你會發現這裡不僅有共產主義時代褪色的粉色和黃色大樓，還有華麗的陶土花朵。
被塗上了貝爾格萊德游擊隊黑白色的花朵，是為了紀念2016年被殺的足球流氓頭領阿蘭-科斯蒂奇。
再向東來到富裕的戴迪赫區，你會遇到一排紅白圍巾掛在斯玻門公園的大門上，櫻桃紅的染料在貝爾格萊德炎熱的太陽下漸漸褪色。這些圍巾是在向貝爾格萊德紅星隊的足球流氓亞歷山大-洛格諾維奇和埃裡克-約克西奇致敬——他們都是殘忍暗殺的受害者。這些例子只是滄海一粟。在2016年，塞爾維亞頂級俱樂部有10位高層被害。而在201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2。
這些死亡激起了人們對今日塞爾維亞政治的廣泛反思。尤其是引起了對政府、足球流氓和有組織犯罪團伙之間關係的密切關注。塞爾維亞這個國家已經開始對披著足球外衣的極端右翼意識形態高度警惕。不要忘記拉多萬-卡拉季奇，這位主導了斯雷布雷尼察對7000名波斯尼亞人的大屠殺的波斯尼亞裔塞爾維亞將軍在擔任貝爾格萊德紅星隊心理醫生期間，就從紅星球迷中招募武裝分子。還有在1992年三月一個雷鳴般的貝爾格萊德之夜，火光如野火般劃過夜空，紅星球迷為國家軍隊高聲吶喊“殺死所有克羅地亞人！屠殺阿爾巴尼亞人！”。
20世紀90年代，體育和政治的惡性糾纏導致許多塞爾維亞人把足球流氓視作國家政治這座煤礦裡的金絲雀（注：用鳥是否還能鳴叫檢測礦內含氧量）。隨著連續多屆政府都採用和接納了足球暴力，一旦足球流氓的數量銳減，那麼就說明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出了什麼差錯。
記住，這對於一個招募足球流氓上戰場、攻擊2010年貝爾格萊德同志驕傲 大 遊 行上的LGBT抗議者以及2011年在科索沃和塞爾維亞交界處發動攻擊的國家來說，這並不奇怪。因此，根據2009年學者理查德-米爾的研究，52.9%的塞爾維亞人在國家隊比賽的狀態中看到了政府和球迷的暴力，這體現了國家政治體系更廣泛的完整性。
當塞爾維亞晉級俄羅斯世界盃後，塞爾維亞人會發現這個現象具有兩面性。正如塞爾維亞人把國家隊比賽的狀態看做國家政治完整性的體現，國際觀眾也會通過觀察塞爾維亞球迷的狀態來判斷巴爾幹半島的社會進步狀況。如社會學家索維克-薩哈所示，自從20世紀90年代參與到南斯拉夫戰爭裡的塞爾維亞球迷組成的準軍事部隊獲得了國際關注以來，塞爾維亞的足球和社會都是透過足球流氓和殘暴行為的稜鏡被呈現出來的。
近年來，這一國際形象被重申。在2010年，伊凡-博格達諾夫手裡拿著電線鉗子，臉上照著巴拉克瓦爾盔式帽，在熱那亞的路易吉-費拉里斯球場從分離意大利球迷和塞爾維亞球迷的金屬旋轉門強行突破時，他引起了國際轟動。他發動的群體暴力事件再次加強了塞爾維亞是一個足球流氓和暴行叢生的國家形象。他被意大利媒體用十六世紀沙皇“恐怖的伊凡”命名，博格達諾夫又在2014年重演了20世紀90年代塞爾維亞對阿爾巴尼亞在球場上的群毆。
這次塞爾維亞的俄羅斯之旅，力圖展現全新的足球和社會面貌。如副總理伊維察-達契奇告訴塞爾維亞小包Kurir的那樣，這個國家需要驅散足球流氓進化成好戰分子的虛言。達契奇的信息反映了亞歷山大-武契奇政府想要改變自身政治形象——武契奇想要向西方的同行展示一個現代而寬容的國度。所以，塞爾維亞當局要確保任何世界盃期間關於“恐怖的伊凡”的討論都只是關於那位突然發瘋的俄羅斯沙皇。
當塞爾維亞抵達莫斯科和巴西比賽時，根據俄羅斯高等經濟研究大學的統計，他們會發現十五座這位沙皇的雕像正在被樹立。在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的伊凡也會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畫像上。2018年早些時候，塞爾維亞內務部長奈博伊沙-斯特法諾維奇對包括波格達諾夫在內的26名大足球流氓頒佈了禁足令，直到世界盃結束。
然而，在這個全新的塞爾維亞的討論中，亞歷山大-斯坦科維奇的死照亮了更深一層的真相。雖然塞爾維亞為了獲得西方支持而在外交政策上從嚴對待流氓行為，但在國內，專家認為武契奇的政權和暴力組織是串通的。根據貝爾格萊德犯罪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多布里奧耶夫-拉多瓦諾維奇的說法，比起把足球流氓看做是對法律和秩序的威脅，政府官員其實是把這群年輕人當做政治執法者。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聽任流氓們長期從事犯罪和販毒活動。結果呢？一個反烏托邦式的畫面出現在貝爾格萊德街頭，敵對的跨國犯罪集團反客為主上演殺戮，卻鮮有官方媒體報道。媒體三緘其口的原因在於：這些黑幫團伙通常都和政府官員有聯繫。
在斯坦科維奇的例子中，一份由有組織犯罪與貪汙報告項目（OCCRP）獲得的政府內情報報告展示了和伊維察-達契奇的國家安全顧問伊維察-東塞夫有聯繫的門的內哥羅犯罪團伙聲稱為謀殺他負責。2017年，武契奇由總理改任總統，他無法聲稱對此一無所知。媒體報道稱，東塞夫和門的內哥羅團伙的聯繫可以追溯到2008年。
在一個媒體被政府牢牢掌控的國家，這一切灰燼自然可以很輕易地被掃到地毯之下。即使是該國最大的私有廣播公司RTV Pink也在2014年到2016年間接受過700萬歐元的政府貸款。根據諾維薩德大學媒體研究教授杜布拉夫卡-瓦力奇-奈德洛克維奇所說，RTV Pink比起在接受貸款前，對武契奇的正面新聞報道的覆蓋率多了267倍。
鑑於武契奇的背景，僱傭流氓為其服務並不足為奇。克羅地亞週刊Globus在2008年的調查報告發現武契奇自己就是前足球流氓，而且是貝爾格萊德紅星臭名昭著的球迷組織“英雄”的成員。武契奇承認曾在“馬西米爾之戰”中戰鬥過，那是1990年五月薩格勒布迪納摩和紅星之間的一次騷亂。在這個幾乎神話般的事件中，武契奇聲稱是“英雄”中最先衝上球場的一批人之一。該事件中有76人重傷，或刀刺、或槍擊、或催淚瓦斯中毒。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武契奇在南斯拉夫戰爭中和足球流氓的政治接觸。武契奇是切尼可民兵首領沃伊斯拉夫·舍舍利的發言人，後者分別對波斯尼亞維謝格拉德和克羅地亞沃欽的大屠殺負有責任。當舍舍利2009年出現在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仲裁法庭時，呈現在法庭的材料表明武契奇本人可能有從伏伊伏丁那隊招募流氓為切尼可作戰。舍舍利的審判在2016年結束，而這件事仍懸而未決。
武契奇在2012年到2014年間出任第一副總理時也沒有激發人們的信心。在2012年慶祝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競選成功地政治集會上，武契奇和臭名昭著的極右紅星球迷組織Obraz首領穆拉登-奧布拉多維奇聯袂出席。據稱他是2010年貝爾格萊德反同性戀騷亂的主導者，當時6000名極右激進分子用莫 洛 託 夫 雞尾酒（注：土 制 燃 燒 彈）、磚塊和石頭攻擊了1000名LGBT權益保護激進分子。奧布拉多維奇的Obraz被塞爾維亞憲法法庭在2012年底以促進反納粹意識形態為由禁止。
正是在這個反同性戀騷亂中，武契奇因為第一次利用他的政府辦公室支持足球流氓而在2012年進入公眾視野。在這一年，他就任副總理，並宣佈展開全國範圍的“向犯罪開戰”行動。也是在這一年，塞爾維亞的國家公訴人斯洛博丹-蘭丹諾維奇宣佈了第一批針對涉及2010年騷亂的足球流氓的案子。
學者多拉貢-孔孔維奇稱，當涉及到武契奇的“向犯罪開戰”時，政府壓力下的法官判罪率從2012年的所有刑事訴訟的51%上升到了2014年的63%。然而在國家公訴人針對足球流氓的案子裡，定罪率跌到了2.4%。
低定罪率顯然和2012年武契奇用政府資金救助紅星的決定有關。在任命其商業夥伴斯拉維薩-孔克薩為俱樂部副主席後，武契奇顯然施壓讓大量法官在球隊董事會中獲得了榮譽席位。最高法庭的左蘭-伊沃塞維奇和諾威卡-派克維奇快速地被任命了董事會席位。負責監督足球流氓案件的三位法官也接受了榮譽席位。
於是，貝爾格萊德第六城市法庭主席安特-博斯科維奇成為了紅星集會的主席。這是一個先鋒管理機構，而法官托米斯拉夫-澤科維奇和左蘭-帕薩里奇也都獲得了任命。
無論是否和這些任命有關，塞爾維亞的法官似乎都開始堅定地支持這個國家的足球流氓了。13名原本因2010年騷亂被判罪的足球流氓都在2013年一月被推翻了罪行。因此，329例針對足球流氓的案件中沒有一件被判罪。
尤其是在帕薩里奇的那些案件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程序性違規行為。針對阿蘭-科斯蒂奇的案子，後者因八起嚴重身體傷害被起訴，被簡單地駁回了，而且沒有任何現場訴訟。
帕薩里奇的理由是因為警察無法找到科斯蒂奇，所以不能進行審訊。而當科斯蒂奇終於被捕後，帕薩里奇批准了保釋，而非押監。儘管很明顯，科斯蒂奇會再次跑路。這樣的事在盧博米爾-馬爾科維奇和亞歷山大-瓦力奇的審訊中不斷重複，儘管兩人都受到了謀殺未遂的指控。
因販毒而對亞歷山大-斯坦科維奇的2013項指控將司法行動推向了新高度。貝爾格萊德第一法庭判斯坦科維奇有罪，但卻拒絕把他送去監獄。在斯坦科維奇死前，法庭12次允許他推遲服刑。接受的理由包括斯坦科維奇患有尿路感染、腰間盤突出以及膝蓋痠痛。
提供給法庭的其它證明室友國家醫療機構提供的，主要是軍隊附屬醫療學院和急症中心。法官顯然會對軍隊的證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2012年，塞爾維亞軍隊聯盟的頭腦尼古拉-安蒂奇在採訪中承認斯坦科維奇和他的禁衛軍經常受邀前往軍事機構受訓。有鑑於此，一些評論員認為軍隊為斯坦科維奇提供醫療診斷是非常方便的。
受到司法保護的鼓勵，足球流氓顯然開始扮演起政治執法者的角色。2014年在貝爾格萊德武契奇的競選集會上，斯坦科維奇和他的禁衛軍被拍到和塞爾維亞特種警察一起控制人群。當一個年輕的武契奇反對者開始咒罵著走向舞臺時，斯坦科維奇打斷了她，拽著她的頭髮把她拖走了。
還有報道稱足球流氓幫助武契奇推行政治改革。在2016年議會選舉前，武契奇和阿聯酋一家公司簽署了3億歐元的合同，重新開發貝爾格萊德的濱水區。然而當地居民的反對使得武契奇在規劃開發場地拆除現有建築物的企圖遭到挫敗。結局？2016年四月選舉當晚，30個據稱是禁衛軍的蒙面人輕易地推到了這些建築。隨後還殺死了唯一的目擊者。
當塞爾維亞球迷到達莫斯科紅場時，他們會看到著名的聖巴西爾大教堂的彩色洋蔥穹頂。這個大教堂是16世紀的“恐怖的伊凡”下令建造的，導遊一般會很調皮地告訴遊客，建築師的眼鏡在教堂建成後被挖去。這樣野蠻的故事可能會讓一般的塞爾維亞遊客感到不安，他們自己的“恐怖的伊凡”的鬼魂還不能降級到那麼久遠的歷史去。這時離伊凡-博格達諾夫衝上球場揮舞著大阿爾巴尼亞旗幟才剛過去四年。
然而向東看著那克林姆林宮的紅牆，塞爾維亞球迷可能更容易感到賓至如歸。在普京的俄羅斯，塞爾維亞人會看到自己國家政權的鏡像。在普京的民主管理中，足球流氓也被用作政治執法者，而空虛的媒體持續冬眠。三家最大的俄羅斯電視臺都是國有的，或由國有企業經營。
在俄羅斯，足球流氓也被徵召去參加對外戰爭。索瓦信息和分析中心，一家俄羅斯本土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研究機構，在2014年報道了克林姆林宮派遣了200名極右足球流氓出戰烏克蘭。類似的是，根據2016年的白廳報告，在馬賽的歐洲盃中襲擊英格蘭球迷的那些俄羅斯人是普京的“制服服務”成員。
在俄羅斯，政府也試圖消除足球流氓轉變成好戰分子的印象。如果普京確實使用了這些政治執法者，那麼他無論如何都要確保俄羅斯世界盃期間，他們在全球觀眾的鼻子底下保持低調。在2016年十二月，超過一百名警察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成員襲擊了流氓老家，查抄了軍火武器。共計超過兩百名俄羅斯流氓在世界盃期間被禁足。
儘管這個名字會讓塞爾維亞人戰慄，儘管所有這些會喚起往昔被遺忘的不堪回憶，但是塞爾維亞會發現在“恐怖的伊凡”的土地上如家般溫暖。
亞歷山大-希亞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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