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作为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头领，无论他有过怎样的初衷，也无论他有过怎样的苦痛，汉奸这个耻辱大约是很如影随形了。伴随时光，大约很少再有人记起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翩翩少年了。幼年的寄人篱下，阴柔悲观，又渴望出人头地，潜伏成他的釜薪观，随时准备做那釜底之薪，燃烧自己，成就大业。应该说，他本该有着一个遗世独立的浪漫人生，才华横溢，风度翩翩，为国效力。
抗日战争爆发，发表慷慨激昂誓言的是他，伴随残酷的节节败退，滋生悲观思想的还是他，想忍辱偷生的又是他，1940年汪精卫投敌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后，上海各界均极为愤慨，一时间马路边的电杆上，墙壁上随处可见声讨汪精卫的标语和印刷品。曾经不少被汪精卫妖言迷惑之人，在看清楚汪精卫敢当国家罪人，民族败类后，极为愤恨。以至于汪精卫的伪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竟然也刊登出了反汪标语。
年轻时候的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汪精卫最早在1905年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然后跟随孙中山从日本返回国内，七七事变以后，汪精卫就暴露出了亲日的思想，最早在《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一文中，汪精卫就对发表言论说：如果和了，那么肯定是要吃亏的，但是老实的承认吃亏，是会有所补偿的，但是如果强行要打仗，可能是会被打败的，汪精卫终日活在恐日的思想中，终于在1939年走上了叛变的道路。
如果要用几个词总结汪精卫的一生，无外乎有勇无谋阶段、畏战求和阶段、反叛投敌阶段；年轻时的汪，有着一身血勇，却谋略不足，敢于只身刺杀摄政王，却逃不过失败；但这一勇字，也曾经助他在在革命初期创下不少功绩，在孙文先生逝世之时，他更有着起草遗嘱的殊荣；然而在后来，汪精卫一生都活在“恐日”情绪之中，避战畏敌，从始至终，从来不敢生出与日本对战的想法，是决绝的求和一派；甚至直到后来反叛投敌，最终投降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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