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作為抗戰時期的汪偽政權頭領，無論他有過怎樣的初衷，也無論他有過怎樣的苦痛，漢奸這個恥辱大約是很如影隨形了。伴隨時光，大約很少再有人記起那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翩翩少年了。幼年的寄人籬下，陰柔悲觀，又渴望出人頭地，潛伏成他的釜薪觀，隨時準備做那釜底之薪，燃燒自己，成就大業。應該說，他本該有著一個遺世獨立的浪漫人生，才華橫溢，風度翩翩，為國效力。
抗日戰爭爆發，發表慷慨激昂誓言的是他，伴隨殘酷的節節敗退，滋生悲觀思想的還是他，想忍辱偷生的又是他，1940年汪精衛投敵與日本簽訂賣國條約後，上海各界均極為憤慨，一時間馬路邊的電杆上，牆壁上隨處可見聲討汪精衛的標語和印刷品。曾經不少被汪精衛妖言迷惑之人，在看清楚汪精衛敢當國家罪人，民族敗類後，極為憤恨。以至於汪精衛的偽政權的機關報《中華日報》竟然也刊登出了反汪標語。
年輕時候的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元老之一，汪精衛最早在1905年就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然後跟隨孫中山從日本返回國內，七七事變以後，汪精衛就暴露出了親日的思想，最早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一文中，汪精衛就對發表言論說：如果和了，那麼肯定是要吃虧的，但是老實的承認吃虧，是會有所補償的，但是如果強行要打仗，可能是會被打敗的，汪精衛終日活在恐日的思想中，終於在1939年走上了叛變的道路。
如果要用幾個詞總結汪精衛的一生，無外乎有勇無謀階段、畏戰求和階段、反叛投敵階段；年輕時的汪，有著一身血勇，卻謀略不足，敢於隻身刺殺攝政王，卻逃不過失敗；但這一勇字，也曾經助他在在革命初期創下不少功績，在孫文先生逝世之時，他更有著起草遺囑的殊榮；然而在後來，汪精衛一生都活在“恐日”情緒之中，避戰畏敵，從始至終，從來不敢生出與日本對戰的想法，是決絕的求和一派；甚至直到後來反叛投敵，最終投降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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