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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基層幹部感慨，現在基層要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多，但是基層幹事的人卻沒有增加。
身兼數職、“5+2”“白加黑”成為很多基層幹部工作常態，即使這樣“忙碌”，很多事情還是幹不完。
一些基層幹部反映，層層傳導到最基層的責任往往“兜不住”：或因部門事務繁雜而疲於應付；或因不具執法權而師出無名；或因專業力量欠缺而有心無力。
“雖然在聯合執法的文件裡頭，有執法權的上級職能部門列了七八個，但是基本都沒什麼明確的責任，反而成為配合我們鄉鎮執法的角色。”談及某些上級職能部門對監管責任的推諉與不作為，一位鄉鎮幹部略顯氣憤地說，“他們只是坐等鄉鎮把工作做完後再下來‘檢查’，收收執法照片和彙報材料後一走了之。”
徵地拆遷、項目服務、社區管理、糾紛調解……這些大事小事本已耗盡基層幹部的心力，但在“屬地管理”的名義下，不少原由上級部門擔負的職責紛紛“甩鍋”給了基層。
當前我國基層治理中，上級“甩鍋”的表現形式很多，有上級政府“甩鍋”下級政府的，如縣政府“甩鍋”鄉鎮，有鄉鎮“甩鍋”村；有上級職能部門以“屬地化”管理為由“甩鍋”鄉鎮甚至村的行為。
為什麼會“甩鍋”？為什麼在基層尤其在鄉鎮（街道）會出現較多“甩鍋”現象？
上級“甩鍋”，本質上在於權責失衡
在我國的“壓力型”體制內，上下級政府與政府部門都有彼此尋求“減壓”方式，有動機讓上級政府及職能部門“甩鍋”基層政府。政府及政府職能部門具有“理性人假設”的特徵，會在自利性的驅動下進行權衡和算計，繼而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行動策略，集中表現為尋求規避風險。
一般情況下，做事越多出錯概率越大的“洗碗效應”，會使得上下級政府及部門，尤其是承擔供給公共服務的縣（區）政府及政府部門的行政運行遵循“不出事邏輯”而展開，而不出事的最省力路徑就是少做事、不做事。因而，不作為、懶政行為，在基層治理中較為普遍。
基層老被“甩鍋”，是為啥？
一是我國行政總彙是在鄉鎮（街道），具有被人“甩鍋”、自身“接鍋”“背鍋”的天然缺陷。在這個“節點”上，由於政府職能重點不明確，縣（區）政府下達的目標與任務，往往在這一“節點”堆積，鄉鎮（街道）承擔著無限責任；往下是村居自治體系，行政權力邊際效應小，如果解決或者疏導不當，在這裡容易形成“堰塞湖”。
如媒體曾報道過湘西某縣一位鎮長2016年與上級黨委、政府簽訂的責任狀共33份，除計劃生育、安全生產、食品安全、防汛抗旱外，還有菸葉生產、網格化管理、勞動力轉移和金融環境創建等。然而，來自上級的眾多考核內容和目標，並不能有效形成合力達到基層的善治。按照2017年2月中央“兩辦”印發了《關於加強鄉鎮政府服務能力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鄉鎮政府要向公共服務職能轉型，有責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有40多項。有多少個責任，就有多少個“背鍋”的理由。
二是基層這個“節點”，治理上難度大，容易讓職能部門“甩鍋”。近些年來，我國努力打造“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然而，整體上我國社會轉型期中基層治理體系建設，正經歷著“成長的煩惱”：“共治”體系尚未完善、“法治”模式尚未全面建設、“德治”風氣尚未充分形成、“自治”形式尚受影響、“智治”（信息化網絡）手段尚未充分發揮作用。與此同時，社會公眾的訴求、追求與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意識與能力日趨高漲，因而，上級職能部門面對困難問題時，就有“甩鍋”的衝動。
三是鄉鎮（街道）基層政府和組織，是權責博弈的受害者。上級職能部門與鄉鎮（街道）由於具體的利益追求和麵臨的考核標準不一樣，存在諸多差異，進而形成條塊矛盾。由於資源配置掌握在上級政府與職能部門手中，鄉鎮（街道）成為權責博弈的受害者。
為了讓鄉鎮重視，部分上級職能部門一般會聯合草擬文件，通過上級黨委政府的名義下發。草擬的文件還會時不時提及“屬地管理、各司其職、失職追責”等字樣，以督促基層貫徹落實”。 因而，由於地位、權力不對等，上級部門“甩鍋”現象本身，很少甚至不用被問責。
治理“甩鍋”現象是個系統工程！
首先，要對“甩鍋”現象進行專項治理。在2017年2 月中央就規定“縣級職能部門不得隨意將工作任務轉嫁給鄉鎮政府”。然而，具體落實還是需要藉助我國行政體制本身的優勢，以專項治理方式，遏制在鄉鎮（街道）轉向公共服務職能過程上級政府和職能部門的“甩鍋”勢頭。
在這裡必須指出，有些專家提出釐清權力清單，並非治理之法。事實上，在依法行政中，權力清單是面向公眾與企業的，它解決不了體制內權責失衡的問題。因而，我們更應該提倡釐清承接社會責任的清單，具體說明責任的落實主體、實施方式與時間，而非簡單簽訂責任書，以防止職能部門簽下責任書後又“甩鍋”基層政府。
其次，加強資源向下配置、完善考核指標、加強信息化平臺建設。
加強責任與權力、資源的對應配置。
二是用人政策向下傾斜，有利於各類人才向鄉鎮（街道）流動。
三是加強資金投入，劃分縣（區）鄉鎮（街道）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建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屬於縣（區）政府事權的足額安排資金，不能要求鄉鎮安排項目配套資金，推進鄉鎮國庫集中支付全覆蓋。
完善考核指標，體制內推行一次性綜合考核，避免“桃谷六仙”效應，為基層政府減輕體制內多頭考核干擾，減少日常低效甚至無效勞動。
加強信息化平臺建設，使各種資源圍繞問題、貼近公眾進行有效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的有效性。
最後，從系統工程角度，綜合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建設。 鄉鎮（街道）作為基層治理體系的中間層，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如果作用發揮不充分，或者本身成為問題角色，則往往會成為基層社會衝突、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的交匯阻梗點。
因而，完善基層治理“節點”，需要從頂層設計、轉變理念、改革體制、完善機制、制訂法律規範、建立平臺、文化建設、人員隊伍、信息技術、科學手段等方面，推進共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等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上策是花時間逐漸形成基層政府治理體系的“獨立人格”，而非依賴上級政府及職能部門的“依附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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