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我擔任朝鮮核計劃六方會談的美方首席談判代表時，拿到了針對當時的首次會晤——也就是由中方主辦、朝鮮代表參加的一次宴會所下達的指示：如果宴會期間有人舉杯祝酒（在中國宴會上這種情況非常常見），我不能參與。顯然，他們希望我坐在那兒，交叉雙臂，冷眼旁觀，不碰酒杯，直到所有人將酒杯放回到桌上為止。後來，當我首次訪問朝鮮時，我接到指示，不要對主人露出微笑。他們希望我一直怒目而視。
唐納德·特朗普顯然修改了這些指示。事實上，隨著對金正恩領導能力無休止的讚美、他對金正恩手下一位將軍拙劣的即興敬禮，以及他對朝鮮所有事物（尤其是關於海濱房產開發潛力）的認可，特朗普已經撕掉了美國的所有偽裝，放棄推動更廣泛的價值觀。
1995年9月，在波斯尼亞戰爭最後一個月，由助理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率領的美國和平談判代表團抱著與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舉行會談的目的抵達貝爾格萊德。米洛舍維奇稱，他不能強迫波斯尼亞塞族撤出重武器，並解除對薩拉熱窩長達四年的血腥封鎖。他要求霍爾布魯克與波斯尼亞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會面，這兩位塞族領袖後來都被裁定犯有戰爭罪。霍爾布魯克詢問他們在哪裡。“就在那邊的別墅，”米洛舍維奇回答，“要不要我打電話給他們？”
霍爾布魯克匆忙召集我們這些代表進行討論。“我們應當見他們嗎？”他問我。“如果見他們，我們要不要和他們握手？”想想數十萬薩拉熱窩人——其中許多人遭到謀殺，還有不少人因為持續的圍困而瀕臨飢餓，我回答說，“握個手，之後早完事早回國。”我們同他們握了手。對薩拉熱窩的圍困第二天就得到了解除。
無論握手是否有所助益，但握拳的談判幾乎不可能成功。副總統邁克·彭斯原定在今年的平昌冬奧會上會見朝鮮代表團。也許為了要在國內鞏固支持，彭斯在會面前傳達了當時非常強硬的談話要點。朝鮮人立刻取消了會晤，就像在問，如果這樣還有什麼必要會談？
在參與六方會談期間，我儘量避免抨擊朝鮮。我知道往往每隔一週我就要重新和他們見面，雖然示強或許能在華盛頓對我有所幫助，但它在談判前線卻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我的工作是通過談判說服朝鮮棄核。在電視脫口秀上大放厥詞和與朝鮮人面對面談判是完全不同的。直接外交是為達到嚴肅目的而採用的嚴肅手段。隔得老遠擺擺姿態不包括在這當中。
有時很難理解肢體語言。身為美國駐伊拉克大使，我從華盛頓接到的指示很少考慮到對產生的後果負責任。我被告知我的職責包括幫助伊拉克反對派推翻當時的總理努裡·馬利基。美國官員沉醉於華盛頓會議室中極度狂熱的強硬表象，就像高中運動員在大賽前狠敲更衣櫃。但當他們真的上場與馬利基會面，他們沒有給馬利基任何理由相信他們考慮了他的利益。
而我會坐在會議室裡看馬利基盯著我，想知道我為什麼之前警告他美國政府會對他的專制統治失去耐心以及由此帶來的可怕後果。此外，華盛頓派來的人表達太過微妙細緻，馬利基可能需要一臺解碼裝置才能理解他們想表述的真實含義。
任何外交官必須在代表國家進行的談判中明確目的，也就是說對預期結果和實現結果的最佳方式有著清醒的認識。在新加坡，核心問題是朝核問題。其他問題其實都是無關緊要的。
時間會證明朝鮮人是否會回饋特朗普所表達的關愛。金正恩幾乎沒有做出任何讓步， 就史上第一次讓一位美國總統當面承認朝鮮對美韓聯合軍演的憂慮，這一結果也許讓金正恩也感到吃驚——其實朝鮮人心裡清楚，美韓軍演屬於防禦性質。這個讓步實在太大了。從更廣義的角度講，必須設計一套涵蓋所有直接相關方的和平及安全框架——包括韓國、日本、俄羅斯和中國。
同樣，朝鮮幾乎世界最糟的人權紀錄必須在未來某個時間被提及——也許就像我在六方會談中所表述的那樣，要納入最終的美朝外交關係中。但目前，朝核問題必須處在談判議程的首要位置。
特朗普的對朝方法能否成功將取決於新加坡峰會之後的外交努力——這項任務已經交到了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手裡。
（作者系前美國東亞助理國務卿，丹佛大學全球交往校長首席顧問兼外交實踐學教授，著有《前哨》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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