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第08期《建筑学报》刊登了陈占祥的文章《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
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
陈占祥
早在公元早在公元前25年,古罗马建筑师兼军事工程师维曲罗维斯（Marcus Vitruvius Pollio）编写了建筑十卷书献给他的君主奥古斯塔斯大帝。可见建筑师职称是由来已久。维曲罗维斯在书的第一章就讨论了建筑师的教育。他要求建筑师能写善画精通几何学与数学，熟悉历史与哲理，懂得音乐乐理，各门自然科学以及各学科间相互关系，以及天体星球之间相互关系。这些是当时的要求，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完全一样。所谓“写”，“指建筑师要善于观察，总结经验，把它们记录下来。“画”是把他的设计型体表达出来进行研究；几何学就是为了帮助他达到这一目标。自然科学指的是视觉学、力学、几何学、乐理等。历史是为了更好理解建筑装饰的历史上的应用，不要盲目抄袭古人。天体星球相互关系用来观察气候等自然条件。可见，古代建筑师就不是一位独一门的工程师。维曲罗维斯提出对建筑师的要求是出于当时对建筑定义的看法，那就是“建筑是由许多种科学产生的一门科学，各门学问的发展丰富了它的内容；建筑科学有助于对其它技术成果的应用做出评价……” 两千年前的话，看来仍然值得今天认真研究。
建筑到今天还是各学科的综合产物：建筑师应当对一切技术成果能予以正确评价和实际应用。中古的欧洲，建筑师名称在历史中消失了，而代之以匠师（Master Builder），以高超营造技艺为宗教服务。在整个被人误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中古封建时期内，作为建筑师的匠人都是木工或瓦工匠师付，有自已行业公会，因此是独立手工业者。职工组织保证营造技术的持久而连续的发展，以及对宗教的虔诚保证服务质量。从古罗马到所谓“黑暗时代”，历史在前进，建筑学并未因建筑师称号的消失而停滞，相反却在不断前进。今天在欧洲中古建筑历史遗迹数量实际上大大超过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而且更有力地表现出建筑的人民性，尽管总的说来都带着显明的宗教调子。中古城市轮廓就是最好的例子：高地上高耸云霄的教堂尖塔俯视整个城镇；凡俗建筑物拥绕着礼拜堂；这里没有耀武扬威的轴线大道，令人生畏的左右对称，城市格局按地形地貌和城市活动需要而有机地成长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规划；不过是城镇自身在一定地点上和时间内有规律的发展。这类中古的城镇景观今天都成了城市的骄傲，旅游者的响往。
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中古传统受到挑战。15世纪的阿尔培蒂（Leon Batista Alberti）是大学问家、建筑师和艺术家，当过罗马教皇的拉丁文秘书，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也写了一本建筑十卷书，一本绘画三卷书和一本雕塑一卷书，为文艺复兴奠定了一个完整建筑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阿尔培蒂是把城市与建筑结合起来探讨的。虽然没有描绘一幅理想社会的兰图，但他设想的城市是秩序井然、公私建筑各得其所, 反对炫耀与夸张, 主张谨慎有礼。他的设计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尺度是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尺度。从这样建筑思想出发，他当然要对建筑师其人提出相应的要求。所以在第9卷第十章里他提出对建筑师这样的要求，首先是建筑师对后代的责任与本人的荣誉，切莫由于无知、粗率、愚蠢而为后世所不齿。“谨慎、明智和有学问的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应当既能得到富裕者的欣赏而同时又不违背勤俭原则。这样的建筑，用阿尔培蒂的著名主张来解释就是要求建筑整体中的一切细部都各得其所，多一点或少一点都不行，细部与细部，细部与整体密切联系，不可分割。要达到这一步，“建筑师必须有智慧，知识经验，善于判断构图并有能力把自己意图贯彻到最后完成的建筑上”。最根本的是“谨慎”和“深思熟虑”。必须避免的是“轻率、固执、炫耀、任性”。最后要求建筑师善于向人学习并详尽地指出如何向他人和过去学习。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生变化，对建筑不同的要求需要建筑师有相应的变化，阿尔培蒂的建筑十卷书是时代的必然。阿尔培蒂论点中，除了最墓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外，特别强调了“谨镇”，强烈反对不合理的浪费，这与奥古斯塔斯大帝幕下奴隶社会的维曲罗维斯很不一样，清楚说明了时代的特征。
从15到17世纪，建筑师在宫廷享受供养，为他们的君主和贵族服务，传统的工匠则在一般工程中仍起着主要作用。为王公贵族服务的建筑普遍以文艺复兴为其风格。顺便提一下，文艺复兴一词看来有些不大确切，现在应改为“独特风格派建筑”（mannerist architecture）。因为从那时开始，建筑独特风格成了人们有意识追求的欣赏对象。18世纪的英国贵族纷纷去意大利和法国旅行（grand tour），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建筑，作为贵族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来标志贵族地位与文化修养。到18世纪, 建筑师已经确立他的无可争辩的建筑鉴赏仲裁者的地位（arbiter of taste）。到此，建筑的社会作用和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已经确立无疑，但作为现代职业的建筑师还要等到19世纪中叶才在法律上得到正式承认，这是资本主义到了全盛时期，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成立。所谓皇家实质上是国家批准的意思。协会实质上是继承了中古行业公会的传统，目的在于保卫建筑师的权利与义务，保证建筑师社会服务质量，协会审核申请入会会员资格，举行会员考试，及格后被接受为会员才正式为建筑师在社会中执行业务。协会有权过问建筑系教育，并制定建筑教育课程作为高等建筑教育的依据。协会规定建筑师行业守则，严格要求建筑师以最大的公正为委托人利益服务，在委托人与承包人之间保持公正立场。所以到今天英国一切工程合同，建筑师受聘合同，收费标准等，都是根据协会标准合同格式制定的。
资本主义社会向建筑师提出与以往历史时期完全不同的任务；服务对象不再是王公贵族，而是掌握社会财富的资本家。中世纪的行会，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取得的建筑艺术仲裁地位，两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现代建筑师新人物。建筑师协会的行业守则和各项合同制度，使建筑设计亦成为一种商品而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办事。
新兴资本家拥有大量财富，与过去贵族相比，文化修养上不是相形见细的。然而与技术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都比封建帝王更有能力发掘和积累历史资料，在建筑领域里，研究范围比世纪贵族旅行学习更加广泛：埃及学，古希腊，中东，远东等等各方面研究取得很大成就。于是在建筑设计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复古风格。有人认为这是当时浪漫主义思潮的反映。实际上，资本家凭其财富任意选其所好，埃及，印度，中国等等异国风格，相继出现，作为猎奇的表现。一切只追求标新立异，丝毫没有认真研究别的民族文化的愿望。19世纪中叶，英国修建外交部大楼时，建筑风格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首相派麦司东坚持用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师高脱袛好把原来的高直式设计披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外套（今天美国外交部大楼仍耸立在伦敦白厅街上）。原来高直式设计后来却又套用在潘格勒斯火车站上。这就是近代建筑史上着名的“风格之战”。正是在这样建筑混战之中，设计质量每况愈下，虚假造作，形象恶劣，细部粗糙，建筑艺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处于非常低落阶段。建筑界少数有识之士起而反抗。这些人从对建筑艺术质量低落发难开始，意识到根本问题还是在于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当时欧洲已进入工业化高潮，伴随而来的城市化暴露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伦教英国无产者的极端贫困与非人生活环境更激发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义愤。然而他们提出的对策始终带有浓厚改良社会主义色彩。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文的苏格兰勒那克（Lanark）创造工人示范村之后八十多年，法国名建筑师柯布西耶还在他的名著《关于新建筑》一书的最后一章提出“要建筑还是要革命”。这些先驱者确是认真为社会服务的态度探索了建筑问题。他们利用当代技术成就, 远在二、三十年代就看到建筑工业化的可能性去发展低造价人民住宅，由此，自然地引出了住宅群布置问题即邻里单位，最后必然更进一步迈入城市规划领域。三十年代的雅典宪章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一宪章确是建筑史中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建筑发展中一个根本转变：从为上帝神明帝皇到王公贵族，资本家逐渐向为社会服务转变。雅典宪章说的是城市规划实质上是建筑问题，因为对当时先驱者来说城市功能是住宅功能的继续与扩大，而建筑造型的根据是城市的功能；柯布西耶的“太阳城”就是建筑与城市结合的柯布西耶思想的产物。今天流行的一句话“建筑设计必须从城市内容（urban context）出发”，就是这个道理，不过现在的理解比雅典宪章更充实罢了。也就是说突破了纯功能的观点而深入到人类环境的各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雅典宪章曾对建筑教育起过积极作用，在指导实践方面，具体例子不多，所谓现代建筑在西方城市里几乎是凤毛麟角。战后，欧洲城市面临严重的战争创伤，居民住宅大量短缺，资源不足，劳力不够，时间紧迫等等问题。象以往那样，个体建筑个别处理、量身裁衣、个别加工、一一精心解决，显然是行不通的。先驱者以前的设想在新形势下有了开阔的前途。柯布西耶多年的设想在马赛公寓第一次得到实现。接着大伦敦市政府在罗汉姆顿模拟执行。美国在圣路易斯建造了依格罗、普洛铁住宅区。这些建设项目完成后曾显赫于一时, 但后来却不受欢迎, 因为那些设计不过是建筑师任凭自己想象与良好主观愿望把一种生活模式强加于人。为解决又多又快的住宅建设，体系建筑曾大显身手，用很短时间到处修建大批住宅。60年代大批高层公寓，不久为人所厌弃，更严重的是高层住宅对于社会治安和秩序不利。在快速大量住宅建设中，对于原有城市环境的考虑疏忽了，原有邻里和年代较久的城市环境都被推倒；新建环境往往是没有个性，没有面目的地段。新环境恰好缺少环境质量。因此，人们开始认识到，住宅不仅是四面墙壁，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应当是人的“栖息点”——现在被称为定居点（human settlement）。环境设计或综合环境设计现在代替了城市规划。并不是城市规划不提了,相反却是城市规划概念的进一步深化。
四十年代规划把总图看成为规划最后成果,以为总图有了，建设就可以按此实现。这一幻想很快就被现实所否定，一二次大战以前并无这样的实践机会。规划必须是个动态过程，也是实现政策的过程，因此是不断在发展着的。所以到1965年修改过的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就把总图改为“结构计划”（Structure Plan）用文字图表说明城市发展纲要。而规划指的是局部开发规划，这是从城市现状，存在问题出发而圈定的，当然要求符合“结构计划”, 圈定为行动范围应当是整个建设过程中必然的第一步。显而易见，这不是单凭建筑师、规划师（我指的是有双重训练的人员）所能胜任的，一定是庞大队伍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制订规划时，单凭专家还是不够的，检验规划是否接近实践只能是群众。今天群众参与（Participation）的工作方法己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并在各国规划法中作了规定。1973年联合国在斯德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会议通过宣言，开宗明义首先指出：环境是人民创造的。目前世界上建筑师都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挑战，同时也给建筑师展现了广阔前途。肯定，我们不能再象前辈那样承担建筑师职责了。从维曲罗维斯起到今天，建筑已经变成一项为社会服务的艺术和技术建筑师再也不能高居艺术鉴尝的仲裁地位，他必须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结合，当群众的环境设计代理人。这并不降低建筑师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增加了建筑师的责任，更能够发扬他的创造性。
建筑师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职业。各个时代按不同的要求对建筑师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责任是历史的必然。建筑师历史地位演变到今天应当要求建筑师在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着的需摇要时起着更大的作用。为此，建筑师在正确认识自己历史使命的同时，需要对专业的历史与理论做出再评价；需要从综合环境设计去考虑建筑设计，脱离城市总体环境的个体设计思想不应当再保存下去了。这是亟待回答的问题，而且并不简单, 最近几年国际建筑会议上几乎毫无例外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夏华沙国际建协第14届会议还要讨论。应当说，今天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应当更重要；他不再以某一个人为服务对象而是整个社会。
在我国,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建筑师地位的社会承认。直至今天，建筑师还仅仅是为“甲方”委托工程“画张图看看”。建筑师接受“甲方”在某一已定基地上的设计任务，只能按此要求进行设计甚至还得去迎合“甲方”领导个人的喜爱。对设计人这样的制约, 建筑创造性活动是很难进行的。为了更好地进行建设，对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建筑师本身更应当认识自己历史使命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不要把自己贬低为受甲方委托的一方。这是设计生产中的关系问题, 不解决这一问题, 今天的建筑很难大踏步前进。
陈占祥
高级工程师。祖籍浙江奉化，生于上海。1943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1944年获该校都市计划硕士学位。1945年至1947年任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大会副主席。曾任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总图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1950年与梁思成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撰有《中国建筑理论》、《古代中国城市规划》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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