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帶走一片花瓣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王道士是誰？他和敦煌有什麼關係？這樣才好評價他是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且看堂哥分析！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圓籙。因為家裡貧窮，很早就離開家鄉雲遊四方。在光緒初年，進入肅州巡防營當兵勇。因為信奉道教，所以後來離開軍營，便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遊新疆，大約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此後他就與敦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開始他譭譽參半的後半生。

那到底他對敦煌做了什麼呢？我們可以看敦煌流失的文物，這些文物的流失直接或者間接和他有關係：一個是在光緒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再者就是光緒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並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再者就是宣統二年(1910年) 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後，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後，於數十洞窟鑿通道，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塔"之，有廷棟撰文並書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其事。在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以上是根據公開資料記載，當時敦煌流失的文物，但現在大多保存在國外的博物館中，當今敦煌學成為國際上研究中國文化的熱門之一，這些是魏晉南北朝以來比較珍貴的佛家文化經典，流失海外確實比較可惜。

那麼，為什麼敦煌文物如此珍貴呢？敦煌文化的起源在哪裡？

“敦煌”這個詞最早出自於《史記·大宛列傳》，據《漢書.地理態》記載“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輝煌之意。敦煌古稱“三危”。據《都司志》記載：“三危為沙州望山，俗名羿雨山，在縣城東南三十公里。三危聳峙，如危卵欲墜。故云。” 至今仍稱三危山。

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任用衛青、霍去病連年對西域用兵，敦煌地區就是在這個時候才首次歸入中國版圖。公元前121年至前111年間，漢朝在河西地區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並在敦煌設置陽關、玉門關。

漢代，敦煌此乃“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這條路東起長安，向西經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到達敦煌，自敦煌分為南北兩道。南道出陽關，經塔里木盆地到大月氏、安息、印度諸國；北道出玉門關，經吐魯番到大宛、康居諸國。敦煌處在這兩條大路的匯合處，扼中西交通之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必然要經過敦煌，所以成了河西地區的佛教中心。

十六國時期，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莫高窟源自於一位叫樂僔的和尚，其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雲遊，忽見山上金光萬丈，似乎有千萬個佛在金光中顯現，受其啟發，在三危山對面的莫高窟開鑿了第一個洞窟。

隋朝建立後對莫高窟進行了發展，現存隋代石窟101個，且規模宏大，技藝精湛。唐朝，莫高窟進入全盛時期，當時開窟數量達1000餘窟，但是僅現存232窟，其壁畫和塑像都達到了異常高的藝術水平。

在歷經“安史之亂”後，敦煌被吐蕃佔領；宋代，敦煌在西夏的管轄之下；到了元朝，敦煌才重新歸入中央政府管轄。所幸的是吐蕃、西夏和元朝的統治者都崇信佛教，莫高窟得以保護並發展。

明朝，朱元璋派宋國公馮勝平定河西，修築了嘉峪關，但不包括敦煌地區，此後敦煌被吐魯番佔領，而吐魯番人信奉伊斯蘭教，莫高窟遭損，情況已不可考。

清康熙後期，雖收復嘉峪關外的廣大地區，但對莫高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保護和發展。至王道士在光緒年間到此，很多洞口已經坍塌，底層洞窟則已為黃沙所埋，一片荒涼之地。

關於王道士的評價，主要是因為他賤賣了很多敦煌文物，損失不可估量。根據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記載:"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這算是對其一個正面的評價，但是出自於一個文物販子之口，難免會有人不信服。

而我國相關史料，如《西域考古圖記》等記載，當時西方人來到中國帶走文物的時候，是持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的，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王圓籙本身並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所以說，王道士在敦煌文物流失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可以說是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清以來的統治者不重視，是他們管理不力導致的惡果，所以國家強盛，文化自信要有識之士共同努力。

樸易堂國學易學文化

王園籙確實是“敦煌石窟的罪人”，這是沒有質疑的餘地的。

有答主說：

王道士確實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過並不是如餘秋雨所說的出賣敦煌文書、文物，而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

道士王園籙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這個說法唯一的文獻憑證只有王園籙自己立的《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和他的弟子給他立的《墓碑》裡說的：

“鄂省羽流園祿（園祿就是指王道士），又能宏樂善之心，不辭勞瘁，不避星霜，旋暏迤北佛洞寂寥，多為流沙所淹沒，因設願披沙開洞。”“園祿測度藏經佛龕，結造三層屋，仍屬戴君奉鈺提倡而振作之，廟貌煥乎為新。”

因為這兩份材料都是出自王道士和他的弟子之手，自我粉飾的程度值得懷疑。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記載了當地人流傳的說法：“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一人，泥塊封塞。”如果王道士是“設願披沙開洞”，為什麼要大半夜去鑿破牆壁呢？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歸功於王園籙的肯定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把藏經洞的文獻送的送，賣的賣，致使藏經洞裡的文物四散到全世界，更是鐵板釘釘，不可更移的罪事。

王園籙雖然只是個沒讀過多少書的退伍的老兵，但是看著藏經洞裡那麼多的古代的寫卷、書畫，怎麼也能猜出它們的“價值”。所以王園籙發現藏經洞後的第一件事，是在藏經洞裡挑了一批保存最完好、最精美的書畫、寫卷送給了敦煌當地的長官，像是安肅道道臺廷棟（廷棟很可能是王道士在肅州當兵時候的上司），並通過廷棟轉送給甘肅蕃臺潘某，這些事情既記載在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裡，還被斯坦因記載在正式的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裡面，題主如果有興趣可以翻看。除了廷棟，敦煌縣長汪宗翰、王宗海也收到了王道士送的敦煌文書。完全沒有證據說明王道士給甘肅當地高管贈送敦煌文書是出於要保護藏經洞的虔誠目的，反而有藉著珍貴文物巴結長官的嫌疑。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用四個馬蹄銀（相當於200個銀子）買下了29箱敦煌文物，而且是整個藏經洞中，從品相到內容都是最好的一批。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這個時候還能用斯坦因詐稱是印度來的取經僧欺騙了王道士來為他賣文物開脫，那麼一年後，1908年，伯希和用500兩，再次從王道士手裡換取了大量的珍貴文書，1912年大谷探險隊，1914俄國的奧登堡也買走了一批文書，同一年，斯坦因甚至第二次來向王道士購買藏經洞文書，這又該如何辯解呢？

其實當伯希和把敦煌文書帶到北京，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1910年，清學部（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撥款6000兩銀子來向王道士購買藏經洞文書。當然因為清末官吏腐敗，真正到王道士手上的錢銀只有三百兩作為香火錢，來換取約8000張零散的敦煌卷子（現在全部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從大谷探險隊、奧登堡以及斯坦因能第二次從王道士那裡購買到敦煌文書，我們就可以想見，王道士因為嫌清政府的款額過低，而故意私藏了一批文書沒有上交。

1925年，北京大學的陳萬里跟隨著考古隊到敦煌去考察，本來想拜訪一下王道士的，但是王道士避而不見，據說是因為他是受到當地百姓的譴責而得了精神病。題主可以參看陳萬里的《西行日記》，裡面記載的很詳細的。

總而言之，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的歷史功績是不能抹去的，但是他因為個人的利益而將珍貴的敦煌文書販賣給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是確鑿的事實。當然，在那個政府昏聵，國家動盪的時代背景下，去指責一個沒有多少文化修養的下層民眾流散國寶這麼大的罪名有些不太近人情，可以把一個造成既定惡果的人美化成一個“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的偉光正形象，似乎也有些不合理吧。

八磚學士

正如各位所知，王道士從當時的一名大清小小兵卒，在那黃沙湮沒歷史的蠻荒曠野中行走，誤打誤撞地闖進那塵封以久的神秘洞窟……開啟的既是一段傳奇的人生，亦是詭異的歷史之門……接下來發生的一切，莫說一個普通兵丁，就是當時的行政當局都是懵逼的！因此，王道士首先是將發現上報官家，單憑這點，王道士那瘦衣襤衫的形象就彷彿不存了，換之是大清良民還挺知性莊嚴的形象了！以其這個第一行為方式來判定，我們豈能忍心動不動竟將其視為‘罪人’！？那我們反倒不成了‘大膽刁民’了嗎！

誰又能想象，大洋彼岸的另一傳奇人物，這個時候又會不辭辛勞風塵僕僕地屁巔屁巔地往敦煌這個不毛之境趕來？……

這邊，王道士日日清掃打理著洞窟，將意外發現的陳舊之物移來挪去，瘦弱佝僂的身影在昏黃火把光照下搖來晃去……

報官之後，王道士等候多日，清庭地方一級行政終於來了文書，命其繼續看護，並送來錢文少許……王道士送走衙役，返身走進堆滿經卷的洞窟，漠然而呆滯地坐了一會，繼續自己收拾的活計……

風沙掠過，斯坦因大隊人馬終於出現了，‘千年等一回’般的等待，在斯坦因恭敬而又恬噪的英語加手勢中……王道士似乎看到了某種嶄新的希望和景象，王道士內心雖有不安但更多的是一種莫名的欣喜。

……洞窟前辭別的日子終於來到，高大偉岸的牛仔斯坦因鄭重地將四塊沉甸甸馬蹄銀捧給王道士，王道士甚至懷著一種莫名的不捨的心情，臨走斯坦因張開臂膀快速抱了一下王道士，人馬走遠，徒留下一臉懵逼的王道士突兀地呆立洞前……

至此，咱們偉大敦煌最珍貴瑰麗的文物經卷正式地走向世界，王道土罪否功否，恐怕還只能欲說還休吧？說是罪，王道士的確將文物換錢了；說是功，人家確實沒隨意損毀或是交予不可託付之人。再說，一個小人物，背後沒有強大政治靠山之時，一時的下意識的過失，又能擔下多大的罪責？擔不下，也擔不起，甚至也沒那個資格擔！

綜上，功過一目瞭然，這一切能讓一個小人物全然攤上，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性的玩笑！而歷史我們總不能去判罪吧？

閒看楓林

　王道士確實是一名“罪人”，但他的最大罪過並不是如餘秋雨所說的出賣敦煌文書、文物，而是出於自己的善意、好心修復莫高窟的文物。

雖然是一名道士，但王道士對佛教同樣熱誠，他決定化緣募捐修復。在生命餘下的30多年中，他將各個洞窟中的流沙清理，補葺，修復殘破的塑像和壁畫，改建了三層樓、古漢橋、五層佛樓等建築。可以說，我們今天見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復的面貌。修復莫高窟是王道士的畢生事業，為此總共花費了他20多萬兩白銀。作為曾經一貧如洗的流浪漢，這些白銀幾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熱忱一點一滴募捐來的。我在這裡之所以用“幾乎”一詞，是因為修復莫高窟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夏至。王道士用河水沖刷後洞窟的壁裂開了一個孔，裡面隱隱有光線。原來牆壁後面隱藏著另一個洞窟，裡面堆滿了秘藏的大量經卷、繪畫、文書，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權時期的文物。據後人判斷，應該是因戰亂而有意秘藏的。作為一名虔誠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對佛經自然十分敬重，因此他多次上書官府，但官府以經費不足推委；絕望之餘，他甚至直接上書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西太后，但同樣石沉大海。

　就這樣7年過去了。忽然一天莫高窟來了一隊人馬，為首的是一位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一位探險家，他立即明白了這些文書獨一無二的珍貴价值。但王道士是這些文書的虔誠保衛者，單純用金錢無法達到目的。斯坦因聰明地稱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歷經艱險來中國取經。同樣是玄奘粉絲的王道士被感動了，任斯坦因挑選了24箱文書、繪畫和5大箱其他的文物帶回了大英博物館。王道士僅收下了斯坦因的200兩白銀，他顯然認為這並不是一場交易，而只是這位西方“玄奘”的捐獻。他需要這些白銀來從事他的修復莫高窟的偉大事業。同樣的故事在隨後的幾年內一直上演，法國、日本、俄國、美國的“玄奘”們來了，相繼從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大批文書，留下為數甚微的“捐獻”。

　當敦煌文書在世界上引起了轟動時，一向注重世界影響的政府終於覺醒了，下令將剩下的文書運往首都。但這時文書已經被意識到其珍貴价值的各級官員或明或暗地盜竊、毀壞殆盡（將完整的經卷剪切成數段以便盜竊）。敦煌文書的發現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時又是一個悲劇。敦煌文書從此散失於世界各地，有些已經被人為毀壞，再也無法恢復原狀，這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更大的悲劇並不是敦煌文書的散失，因為流落海外的文書絕大多數得到了妥善的保護與並開放利用，留存在國內的文書反而被各級官員盜竊、破壞，因此當王道士在幾年後重逢斯坦因後，他不僅不後悔文書散失到海外，甚至表達了當年應該將所有文書全部給斯坦因的意願，這樣文書就會完整地保存在海外。

王道士造成的更大的悲劇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樣也沒有意識到莫高窟本身的價值，王道士僅以個人之力募集鉅款，花費30餘年的時間修復莫高窟，可謂鞠躬盡瘁。他清理了各個洞窟的流沙，發現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繪畫和塑像有些殘缺、損毀，於是他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現在我們可以在莫高窟發現的大量晚清時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業績。但是，王道士是一個文盲，是一個有著低劣藝術品位的文盲，而且同時期的敦煌的工匠們早已失去了他們前輩的藝術品位和技藝，他們重塑的佛教、道教以及傳說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畫的背景下顯得更加拙劣刺目；他們甚至把唐代塑像塗抹上了大紅大綠的色塊，我們只能在沒有被禍及的部分才發現原來的色彩是多麼幽雅宜人。　

　　一個人出於熱誠和信仰，獻身於一項自以為偉大的事業，越勤奮努力其危害越大，由於自身的愚昧和侷限，他卻對此一無所知。這樣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這就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義同道們的悲劇，更是人類的悲劇。

侯楊方

站在沒有任何風險的道德高地吹牛逼，是沒風骨的文人們最喜歡做的事。餘秋雨罵王道士，便屬此類。

天下事，時也，勢也。

以今時之勢論昨日之事，豈不荒謬！

坐在舒適的書齋裡，說那黃沙茫茫裡的生存不易，豈不可恥！

關於王園籙與敦煌石窟的種種關係，“他人之述備矣”，不再重複。

評價前人，不煩設身處地想想，如果你是當時的他，你會怎麼做？

一個貧窮的道士，在亂世避難，某天發現了一片經書古冊。

他最先想的是“上交國家”，這種境界，我覺得已經夠可以的了！

但如果站在文物的角度來看：如果王道士當時把所有的文物都上交了國家，這些文物，今天還會在世嗎？

雖然它們被偷被搶，但至少還能得到妥善的保管，延續著自己承載文明的使命——而這，恰恰也正是文物的價值之所在！

餘秋雨罵王道士是罪人，未免太過可笑，有罪的豈止是王道士？

面對敦煌，你我其實都是罪人！

風談天下

沒有到過敦煌的人，是無法瞭解到莫高窟的壯美的;沒有了解莫高窟的百年曆史，是無法領略到敦煌學存在的意義的。為了讓大家能更好地感受莫高窟的藝術價值，我覺得有必要給大家講講莫高窟背後近百年的風雨故事。敦煌學博大精深，因此，我也只是很粗淺地瞭解了一些皮毛，如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還請大家見諒!

我們講故事都應該有人物，那麼，我就先從人物入手了。

首先，我從“一個道 士和-群強盜”開始了啊!

“一個道士”,不用說大家都知道肯定是那個愚昧無知、鬼迷心竅的王圓策了。下面我們簡單瞭解一下王圓策的簡歷吧，他是湖北麻城人，於清咸豐六至七年( 1856 ~ 1857年)間因乾旱而背井離鄉流浪到了我們酒泉，在巡防軍裡當差。在他年近半百時，退了伍，並在酒泉就地披髮為道了。從此，帶著對道教的信仰，他雲遊、雲遊，游到了敦煌，游到了現在的莫高窟，大概他的雲遊有些我們今天自助旅遊的味道吧!然後，他又帶著將莫高窟發展成為道教聖地的志向，將雲遊的腳步停了下來。我覺得這正是他對後人犯下的最大錯誤:一個道士選擇了一處佛教聖地，並想要扭轉乾坤，而且付諸行動!

所以，並非有了王道士，強盜們才來了。而是，因為有了莫高窟藏經洞，強盜們才聞風而來。而是，因為有了莫高窟藏經洞，強盜們才聞風而來。

其實，王圓策只是“敦煌百年史”中的一個小人人物而已，對於國寶的流失，我們就不得不說說這樣一群“強盜”

這第一位“ 強盜”便是英國史學界的“ 英雄”——斯坦因。我們說很多大人物的成功都是小人物造就的，斯坦因和王圓策就是這樣一層關係。斯坦因來到莫高窟，不是偶然的。他精通匈牙利語、德語、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和英語等六國語言，獲得過東方學的博士學位，同時還掌握著梵語和波斯語，這一切的一切，都促使著斯坦因在英政府的認同下，帶著他不合法的護照，闖進了中國,強行來到了莫高窟,用四錠馬蹄銀和500兩銀子換走了大量的無價之寶，其中有各種文字的經文寫卷、絹畫、壁面和珍貴文書，到底有多少，據說,1915 年那次掠奪,最終出現在沙漠上的是一支裝滿182 個大箱寶藏的45 頭駱駝的駝隊。一次又一次，斯坦因轟動了世界，是莫高窟造就了斯坦因的人生巔峰。

大家會不會認為斯坦因盜走了莫高窟絕大多數的寶藏呢? 其實不然，還有更大的強盜在背後窺視著我們的國寶，那就是來自法國的保羅。伯希和。如果說斯坦因發現莫高窟還有一丁點兒的偶然性,那麼，伯希和的到來則是必然的了。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儘管斯坦因精通六國語言，可他終究不會漢語,所以我們只能說他有語言天賦,可伯希和就不同了。他曾在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校攻讀漢語，並追隨當時世界知名的東方學大師學習中國學和東方國家的歷史文化。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而且還是個語言天才。大家都知道，咱們的漢語是世界上最難學、但又是最優美的語言文字之一，伯希和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精通漢語,而且到了可以引經據典的程度。這樣個程度可就非同一般了。 我們通常稱伯希和為打開莫高窟寶庫大門的“阿里巴巴”，他用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征服了王道士。一個外國人用一口純正的“京腔”征服了一箇中國道士，是不是很滑稽? 伯希和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用了20 天來翻閱藏經洞中所有的寫本。隨著一件件寫本的不斷過目，他越來越明白眼前的事實:他已經成為阿里巴巴。不，應該說，他已經有資格傲視阿里巴巴了。阿里巴巴的財寶是巨大的，但根本無法與他伯希和相提並論。財寶再多、再貴重仍然是可以計算的,而他得到的寶藏是無法計量的。並且隨著人類歷史進程的不斷推進,記錄人類歷史的真跡會越來越少,越來越稀缺,越來越珍貴。因為珍視人類的歷史，是人類成熟的特徵,而保持人類文明的完善記憶，是人類正確理解自己的重要途徑。讓我們換一種寬容的想法: 在中國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如果這些寶藏沒有這些“強盜”來盜取，如果當時的中國人沒有認識到莫高窟的珍貴,如果有人曾設想在這裡另建它物，那麼今天，所有的敦煌學者將無不痛哭流涕! 最終,伯希和以500 兩銀子換取了他挑選出的藏經洞寫本精華和斯坦因所遺絹紙繪畫及絲織品。雖然斯坦因到達藏經洞的時間比伯希和要早一年,但斯坦因並未能進入藏經洞挑選,未能看到全部的藏品。加之他不懂漢語，即使看過的藏品也因不能識別而沒有帶走。伯希和則不同，他不僅進洞翻檢了所有的藏品,而且憑藉他對中國和中亞歷史文獻的豐富知識，遺書數量雖不如斯坦因獲得的多，但質量卻遠非斯坦因所能比。1908 年5 月27 日，伯希和志得意滿地離開了莫高窟，回到了敦煌縣城。第二天，是他30 歲生日。孔子說“三十而立”，會引經據典的伯希和一定知道這句話，而且他對這句話的體會一定比誰都要深刻。

大家知道這樣一幅畫嗎? 它的名字叫《時局圖》，現收藏在德國柏林的歷史博物館裡。這幅畫是在一張中國地圖上畫出來的: 北方，一頭黑熊眼露著兇狠的目光準備南下;東南，一隻惡鷹從海上撲來;華南，毒蛙的利爪由廣東伸到了海南;西北，一個盜寶徒抱著大箱小箱連走也走不動了;東部，日本島上兇惡而貧焚的目光死死盯著沉睡的中國大地。由此可以看出，各列強對中國的政策，“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同吃通吃。”莫高窟是屬於中國的，因此，這一政策也適用於莫高窟。

在20世紀初的前30年間，外國的這些“科學家”來了走，走了又來，強盜們“前赴後繼”呀! 這其中還有這樣幾位也很有名:首先來看一下這支來自於日本的“大谷探險隊”。它的隊員有日本佛教界的知名僧人、西本願寺第22代宗主 一大谷光瑞，和尚橘瑞超、野村榮太郎和吉川小一郎等。我們說這批強盜是十分不敬業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大谷探險隊隊員缺乏起碼的考古知識，不僅沒有發掘記錄的詳細報告，甚至連有關發掘品的發掘點也沒有詳細記載，更不用說發掘品的科學編號了。正是這樣混亂的局面，使得大谷的收集品流散到世界各地。在這一點上，比起斯坦因和伯希和，他可真是差勁兒呀!

我們看看還有哪些列強們沒有講到。對了，還有德國、俄國和美國。德國的勒柯克學習了阿拉伯語、突厥語、波斯語和梵語等東方語言,僅他最後一次從敦煌運走的文物就有156 箱。在當時，最感謝中國清政府無能的應該是俄國。在它竭盡全力擴張的時候,正遇上清政府肆無忌憚地腐敗。它利用與中國接壤的地緣優勢，賜給近代中國的恥辱是無以復加的。因此,1915年,奧登堡這個來自俄國的強盜就從莫高窟帶走2 萬件敦煌寫卷。最後，我們不得不提一提美國人。美國人是奉行“利益均沾”政策最好的國家,所以,華爾納來了，他帶著分離壁畫的化學溶液，做好了進行實驗性剝離壁畫的準備。結果嘛，後來發生的事，地球人都知道了!

希望大家帶著這些感想去參觀莫高窟，去體味它歷經的百年滄桑。我們說歷史是厚重的，是時間所沉澱下來的精華。莫高窟正是如此。

八月呢喃

個人以為，餘秋雨的評論是作為一個文人的身份進行評論，而不是以歷史家的身份進行定論。所以說他所講王道士是罪人也是嚴重的。更多是別人曲解餘秋雨的意思而導致。

當然了，餘秋雨的文章是作為歷史散文存在，而不是學術論證，所以他在裡面耗盡心血為中華文化悲傷，但是這是感性的分析，而不是理性的分析。

與其說王道士是歷史罪人，倒不如說當時整個中國渾渾噩噩的社會，民眾導致。與其說是社會民眾導致，倒不如說是那些領導階層目光短淺，自私自利導致。

王道士本是一個農民，在當時視人生命如草芥一般的時代，生存都是困難，得以保存便是萬幸，何況是其他。

豈幾山人

王圓籙何罪之有？

有罪的是那個時代，麻木不仁的朝廷！

偌大中國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紫禁城，圍在一對孤兒寡母身邊搖尾乞憐，他們的時間多寶貴，哪有時間來管王圓籙的事情，儘管甘肅學臺屢次上書要加以保護，但都以經費不足為由推卻，這裡透顯一個矛盾，一個小小洞窟地方都要上書到朝廷才能處理，這也說明自上而下的政府是多麼的被動，這完全是一個科級幹部就能幹的事情。說到底，還是整個官場的不作為，朝廷當然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處理這樣之謎綠豆的小事，他那知道哪些鄒巴巴的經文在今天是天價呢？！他的時間是儘快把譚嗣同問斬，繼續追殺康有為！這才是大事！

敦煌石窟算什麼，大片江山才是硬道理，東北、西北、蒙古將近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丟失才是真正的罪人！

《道士塔》文中透露了一點可能會受到大家詬病：王圓籙，一介農民，掌管著中國最燦爛的文化寶庫。就是輕視農民。其實那個時代就是派梁啟超來掌管這裡，也不見得能保得住，圓明園都能被火燒，那是什麼位置，這又是什麼地方，北京的那個老太太哪會關心西北偏北的沙漠中一個破洞裡面的事情了！

餘秋雨並沒有怪王圓籙，只是一個比喻的說法，道士塔這片散文無論立意、品味都算是散文類的上乘作品。

北斗地球

餘秋雨將王道士定位為敦煌石窟的罪人應該說對是的，但又不完全對。對王道士王的評價，我覺得可以一分為二來分析。他是有大錯，但也有一點點小小的貢獻。

王道士的罪過是讓敦化的珍貴寶藏流失到國外，很多的經典因為他的緣故而損壞。這真是歷史的罪人，也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如果沒有王道士打開敦煌寶藏大門，也就沒有這些寶物袒露在大眾，進而流失到侵略者的手中，被迫流失到了國外。如今，國寶不能夠迴歸故里，我們研究敦煌的歷史還得到國外去看真品真跡，這是何等屈辱的歷史。沒有王道士，也就沒有如今的結果。因此，王道士是歷史的罪人。

不過，如果沒有王道士打開敦煌珍藏的大門，也可能因為環境變化、氣候影響、地理原因等，有可能這樣的絕世珍寶依舊隱藏在大漠深處。我們也許不能夠見到東皇如此壯觀的藝術寶藏，也不能夠研究敦煌的歷史，乃至中華民族的歷史。 從這個層面說，他有那麼一點點的小小的貢獻。

客觀的講，王道士的確是一個罪人，是歷史的罪人，是敦煌的罪人，是文化的罪人，
是民族的罪人。

燕南月

只有佔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才有資格發言，不管你是什麼人，1900年大家想想中國的大環境是什麼，民不聊生內憂外患，八國聯軍虎視眈眈，在遙遠的大西北一個叫敦煌的地方，離縣城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聖殿-莫高窟，因為王圓籙無意中清掃16窟的流沙發現了舉世聞名的藏經洞……王圓籙沒有人給他發薪水，他卻默默的守護著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王道士第一時間拿的藏經洞的寶貝去找當地主管領導了，可是沒有人重視莫高窟沒有人重視藏經洞，而遠在新疆考察的斯坦因第一時間趕到莫高窟連哄帶騙從王道士手中分二次騙走了29輛馬車的寶貝，後來伯希和，鄂登堡等等強盜都來了……分分騙走了藏經洞的珍貴文獻寶貝，留在我們自己手中的珍貴文獻只有殘卷了，這是歷史的悲哀……那個特定年代的悲哀，試問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我們自己保存下來珍貴的東西又有幾個呢……王圓籙的功過是非不是我們後人所能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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