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军督军张作霖，他年仅27岁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接管东北政局。虽然当时的军政要人表面上拥戴张学良，但暗中仍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一些绿林出生，曾与张作霖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居功自傲，一手遮天，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
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担任副官，他投入奉军后因其为人聪明能干、计谋过人，有一套钻营手段，很快获得张作霖的赏识。杨宇霆曾在袁世凯死后一手策划、力促张作霖用武力赶走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助张作霖登上了奉天督军的宝座。此后杨宇霆一直作为张作霖的贴身智囊，策划军机，颇受宠信，被时人称为“狗头军师”。
常荫槐，毕业于奉天法政学校，其为人“铁面无私”杀人不眨眼，有股猛劲，从而得到张作霖的重用。常荫槐对杨宇霆十分推崇，多方支持，两人勾肩搭背，沆瀣一气，张作霖在世时便常常欺压张学良，张作霖死后更是不把这个“小六子”放在眼里。杨宇霆常以老臣自居，动辄直呼张学良为“汉卿”，时常在官兵面前训骂张，这让张学良感到很不舒服。
杨宇霆与常荫槐在政事、军务上时常喧宾夺主，杨宇霆整日在杨公馆内接待各地官僚政客，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他对张学良的施政纲领指手画脚，气焰鄙人，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之势，而他对张学良的数次任命皆拒而不受。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都自作主张，很多事情先斩后奏，都是先办好后再找张学良签字认可。
张学良与杨、常最突出的矛盾还是表现在东北易帜的问题上，张学良站在朴素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立场上，主张易帜南京，统一山河，共同御外侮；而杨、常则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早已取得或即将取得的个人利益。因此他们是从在张学良决定易帜的问题上带动山东反对，甚至谩骂，但张还是冲破了重重阻碍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
张学良对杨、常的出格、越权行为始终保持着忍而不发的态度，而下面这件事最终让他动了杀心。1929年1月5日，杨宇霆为其父大摆寿宴，张学良带了重礼：金条30根，崭新未开封的银元两万块前往祝寿。当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喊：“副总司令到”时，全场宾客除了少部分人欠身，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目视一下而后接着赌钱。
当杨宇霆步入客厅时，全场宾客则全体肃然起立，鸦雀无声。杨示意众人落座后，来宾才敢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的礼节待之，连手也没握，只是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吃过饭再走”，随后便转身招呼别人，对张的态度与普通宾客无异。张学良呆了不到一刻钟便返回帅府，半宿没说话，直至天将拂晓才向于凤至说出了除杨、常的想法。
于凤至本是坚决反对，但苦劝无果后便设法劝慰道：“古人遇难事时，以卜决疑，今日不妨卜上一卦，听从天意吧！”于是张学良摸出一块银元说：“这块银元我投掷3次，若正面全朝上，就是天让我杀杨、常”，结果他连投3次都是袁大头朝上，张仰天长叹道：“天要我杀此二贼”。于凤至本还想劝诫，张却说：“大姐，你这是妇人之仁，天意不可违”，此事遂决。
张学良以签“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文件为由召杨、常二人至帅府，随后去掉了他们的警卫队，然后由高纪毅、谭海率6名彪壮的卫士闯进老虎厅，以“阻挠国家统一”的罪名将两人就地枪决。随后张学良对杨、常两家各送了一万元的抚慰金，表示不株连任何官员，罪不及妻孥。至此，张学良除掉了阻碍他易帜的最大障碍，加速了东北易帜、祖国统一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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