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只要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
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进行的干部准备会上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
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指导下，新中国故意长期不对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表态，也不要求英国承认新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使得英方一时间也摸不准中国的意图。此后，香港成为新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
1
中英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英关系实现正常化。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以及随行人员。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谈到了香港问题。毛泽东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24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毛泽东的谈话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很随便，其实则蕴含深意。
第一，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主动提出香港问题，说明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第二，提出的香港问题中的两个不同情况：割让和租借，是由中英之间三个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分别是《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而新中国政府又不承认这三个条约，这就为将来中英之间的谈判奠定了基本的调子和基础：
香港是我的，你抢走和强借的事儿我都记着呢，但是接下来我会怎么办，现在不告诉你。 毛主席的话很灵活，英人摸不着头脑可心里打鼓，但又不明确中国到底主动提及香港的意图何在。毕竟香港离英国本土十万八千里，解放军万一哪天决定突然解放一下香港，英国人除了骂娘也来不及干别的。
长期以来，英国人其实也不太愿意主动谈及香港。在英国人看来，虽然他们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但这毕竟是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既然中英关系正常化了，那么新中国政府不承认的条约还硬要拿着说事儿，对于刚刚建立的外交局面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英国人又不得不面对香港问题，因为三条约之一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地区的期限是99年，如果中英之间不在1997年之前就此问题谈好，那么新界地区肯定是要归还中国的（英国人肠子都悔青了，不平等条约签就签了搞什么期限）。而新界地区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如果新界地区交还给中国，那么香港岛和九龙地区在经济、政治及日常管理方面完全无法正常运转。
此外，港英政府在治理香港期间，对所出售的土地签订的契约一般是75年，但是随着1997年的临近，有谁会愿意购买和开发新界地区只剩下一二十年使用权的土地呢?这些问题不早点解决，香港的经济政治就无法稳定。所以现实情况又迫使英国不得不主动地和中国接触，以试探中国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直接面陈邓小平，从香港新界地区的地契的期限问题入手来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
出乎麦理浩的意料，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针对新界地契期限的问题，麦理浩提出港英政府希望把土地租约截止1997年6月的有效期改为“只要新界仍由英国管治，租约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后依然有效”的字样，认为这样就能起到稳定香港人心的作用。
然而这明显是一个圈套，因为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了麦理浩的这一想法，那么就会给所有人一种错觉：1997年之后，香港还会继续在英国统治之下。
邓小平立刻指出“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港英当局的初次试探，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
2
中英高层博弈
1981年2月之后，中国政府正式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日程。邓小平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做出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随后，中央指示国务院港澳办会同相关部门一起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香港问题，收集相关材料，提出相关方案供中央参考，由时任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
鲁平负责。
鲁平
经过一年的调研和准备，鲁平等人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简称“十二条”，基本内容就是中国政府要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现有的相关制度和相关地位基本保持不变。
然而对于中方精心准备的“十二条”方针，英方根本不放在心上。当时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刚领导英国赢得了与阿根廷的马岛战役，在英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有着极高的声誉，这也增强了她与中国交涉香港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1982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她，而香港问题是重要的谈话内容。
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坚持认为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甚至颇带警告意味地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理它。”
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和挑衅，邓小平坚定从容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原则。
针对主权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明确的告诉撒切尔夫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1997年中国将收回包括香港岛、九龙在内的香港。并且强调：“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同时邓小平也提出，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香港回归，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但是“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
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的这番话分量很重，因为在这不久前，中国刚刚出手教训了不听话的越南，也向世界展示出历经文革十年浩劫，中国军队仍旧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听懂了邓小平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更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比自己更为强硬的领袖。
就在那一天，全世界媒体都刊登了一张照片，“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神思飘忽，以至于在走下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不慎摔了一跤。
3
漫长的谈判
之后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任何进展。然而中方的行动并未因为谈判的僵持而停止。在此期间，中方启动了收回香港的立法程序。1982年1月修改了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且着手完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政策方针。
英方眼看中国要单方面解决香港问题，终于沉不住气，力图阻止中国。撒切尔夫人于1983年3月致函，如果两国能就香港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既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稳定，又能为中国政府、英国议会和港人接受，我就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
邓小平看出了英方在立场方面的松动。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他指示谈判组适时给英国人递个台阶，并指出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方面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一方面“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同时邓小平还指示要为谈判设定期限，不能无限制拖延下去，要让英国知道，届时如果还未谈成，中方仍会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1983年7月，中英双方进入实质性会谈。英方先是试图谋求对香港的治权，然后又试图中英共管，最后不得已才承认中国对于香港的主权。邓小平的三个政策没有给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图谋留下任何空间。到1983年12月，英方不得不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并在此条件下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倒计时归零。在全世界亿万目光的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迎风飘展；而在维多利亚港湾，不列颠尼亚号游轮载着昔日的殖民者默默离去，黯然神伤。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随着香港回归开始了新的篇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只要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
1954年，周恩来在一次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而进行的干部准备会上明确指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
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指导下，新中国故意长期不对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表态，也不要求英国承认新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使得英方一时间也摸不准中国的意图。此后，香港成为新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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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英关系实现正常化。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以及随行人员。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谈到了香港问题。毛泽东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24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毛泽东的谈话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很随便，其实则蕴含深意。
第一，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主动提出香港问题，说明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第二，提出的香港问题中的两个不同情况：割让和租借，是由中英之间三个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分别是《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而新中国政府又不承认这三个条约，这就为将来中英之间的谈判奠定了基本的调子和基础：香港是我的，你抢走和强借的事儿我都记着呢，但是接下来我会怎么办，现在不告诉你。
毛主席的话很灵活，英人摸不着头脑可心里打鼓，但又不明确中国到底主动提及香港的意图何在。毕竟香港离英国本土十万八千里，解放军万一哪天决定突然解放一下香港，英国人除了骂娘也来不及干别的。
长期以来，英国人其实也不太愿意主动谈及香港。在英国人看来，虽然他们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 ”，但这毕竟是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既然中英关系正常化了，那么新中国政府不承认的条约还硬要拿着说事儿，对于刚刚建立的外交局面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英国人又不得不面对香港问题，因为三条约之一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地区的期限是99年，如果中英之间不在1997年之前就此问题谈好，那么新界地区肯定是要归还中国的（英国人肠子都悔青了，不平等条约签就签了搞什么期限）。而新界地区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如果新界地区交还给中国，那么香港岛和九龙地区在经济、政治及日常管理方面完全无法正常运转。
此外，港英政府在治理香港期间，对所出售的土地签订的契约一般是75年，但是随着1997年的临近，有谁会愿意购买和开发新界地区只剩下一二十年使用权的土地呢?这些问题不早点解决，香港的经济政治就无法稳定。所以现实情况又迫使英国不得不主动地和中国接触，以试探中国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直接面陈邓小平，从香港新界地区的地契的期限问题入手来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
出乎麦理浩的意料，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
针对新界地契期限的问题，麦理浩提出港英政府希望把土地租约截止1997年6月的有效期改为“只要新界仍由英国管治，租约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后依然有效”的字样，认为这样就能起到稳定香港人心的作用。
然而这明显是一个圈套，因为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了麦理浩的这一想法，那么就会给所有人一种错觉：1997年之后，香港还会继续在英国统治之下。
邓小平立刻指出“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港英当局的初次试探，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
2
中英高层博弈
1981年2月之后，中国政府正式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日程。邓小平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做出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随后，中央指示国务院港澳办会同相关部门一起成立一个小组，专门研究香港问题，收集相关材料，提出相关方案供中央参考，由时任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鲁平负责。
鲁平
经过一年的调研和准备，鲁平等人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简称“十二条”，基本内容就是中国政府要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现有的相关制度和相关地位基本保持不变。
然而对于中方精心准备的“十二条”方针，英方根本不放在心上。当时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刚领导英国赢得了与阿根廷的马岛战役，在英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有着极高的声誉，这也增强了她与中国交涉香港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1982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访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她，而香港问题是重要的谈话内容。
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坚持认为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甚至颇带警告意味地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理它。”
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和挑衅，邓小平坚定从容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原则。
针对主权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同时明确的告诉撒切尔夫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1997年中国将收回包括香港岛、九龙在内的香港。并且强调：“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同时邓小平也提出，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香港回归，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但是“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
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的这番话分量很重，因为在这不久前，中国刚刚出手教训了不听话的越南，也向世界展示出历经文革十年浩劫，中国军队仍旧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听懂了邓小平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更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比自己更为强硬的领袖。
就在那一天，全世界媒体都刊登了一张照片，“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神思飘忽，以至于在走下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不慎摔了一跤。
3
漫长的谈判
之后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任何进展。然而中方的行动并未因为谈判的僵持而停止。在此期间，中方启动了收回香港的立法程序。1982年1月修改了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可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且着手完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政策方针。
英方眼看中国要单方面解决香港问题，终于沉不住气，力图阻止中国。撒切尔夫人于1983年3月致函，如果两国能就香港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既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稳定，又能为中国政府、英国议会和港人接受，我就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
邓小平看出了英方在立场方面的松动。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他指示谈判组适时给英国人递个台阶，并指出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方面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一方面“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同时邓小平还指示要为谈判设定期限，不能无限制拖延下去，要让英国知道，届时如果还未谈成，中方仍会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1983年7月，中英双方进入实质性会谈。英方先是试图谋求对香港的治权，然后又试图中英共管，最后不得已才承认中国对于香港的主权。邓小平的三个政策没有给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图谋留下任何空间。到1983年12月，英方不得不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并在此条件下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倒计时归零。在全世界亿万目光的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迎风飘展；而在维多利亚港湾，不列颠尼亚号游轮载着昔日的殖民者默默离去，黯然神伤。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随着香港回归开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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