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國民劣根性”論者，將個人應負的學習及道德責任轉嫁到了抽象的民族特性、傳統文化之上，既削弱了個體向善、求真的積極主動性，又否定了品行端正者的正面意義。
甘肅慶陽通報女孩跳樓救援情況。女孩父親稱，她到死都覺得老師被處理太輕。視頻來自“我們視頻”
文 | 唐米
近日，甘肅慶陽一19歲女生李某奕跳樓自殺事件引發關注。25日晚10時許，慶陽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召開“西峰6·20女孩跳樓死亡事件”媒體通氣會，介紹李某奕自殺過程的同時，也介紹了其此前受到高中班主任猥褻，及有關部門對此事的處理情況。
此外，針對圍觀群眾在現場起鬨以及發佈視頻，警方介紹稱，已有兩名圍觀群眾因妨礙救援被行政拘留，4月24日又確定6名，事件正進一步調查中。
“你倒是跳啊!”、“怎麼還不跳啊!”，慶陽19歲女生跳樓自殺案之所以廣受輿論關注，除了對一個鮮活生命逝去的惋惜，人們還對圍觀者冷漠的言語刺激，甚至在現場錄製小視頻上網傳播，表示相當的憤怒和震驚。
6月20日，救援人員營救現場。新京報“動新聞”截圖
而隨著事件的進展，輿情也出現了“歪樓”的跡象——網絡迅速產出大批以“看客冷漠，千年未變”、“這個民族太爛了”之類主題的文章，將少部分人的圍觀起鬨上升到國民劣根性的高度，大加鞭撻。
不可否認，冷漠看客圍觀慫恿當事人跳樓已經不是第一次了。2003年，湖南湘潭一名輕生者意欲跳樓，消防人員在營救時，圍觀群眾中有人連續喊“跳下來”，最終導致男子情緒激動，一躍而下;
而在桂林與瀋陽，甚至還發生過，有人想跳樓輕生，現場竟然出現小販兜售望遠鏡。無比冷漠的做法，都引起較大爭議。
這樣的做法，讓人憤怒，但如果就此認為此乃“國民劣根性”，是“數千年不變之惡”，可能就是以極端代替整體了。
慶陽女孩跳樓事件中，圍觀看客冷漠麻木，慫恿跳樓者還可能涉嫌尋釁滋事，要承擔法律責任。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他們的素質也無法代替全體國人的素質。以少數人的冷漠，給國人扣上“國民劣根性”的帽子，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常識是，每個族群都有素質高的和素質低的，有善的，有惡的，當然，素質極高者和極善者，與素質極低者與極惡者都是少數，大多數人仍然處於正常的道德水準線上，這是一個呈正態分佈的狀態。
如果以素質極差者和極惡者來概括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這無疑陷入了“素質論”的陷阱。
“國民劣根性”之所以大行其道，一是因為批判者的偷懶卸責，二是因為知識不足。
所謂偷懶，是懶得去尋找真正的事件根源;所謂卸責，是說這個“民族劣根性”的標籤很容易成為公共責任主體和每個個體不思進取的藉口。
而知識不足，則是因為批判者缺乏邏輯和方法，卻偏偏試圖去解釋社會現象和解決社會問題，端著“國民劣根性”這個“法器”，自以為“一招鮮，吃遍天”。
“國民劣根性”經魯迅剖析批判後，播遷不絕。
固然，有一些人道德水平不高，對他人的苦痛不能共情，但大多數人是心存善念的，拿“國民劣根性”說事，不免對好人形成誤傷。
這是一種整體主義的觀念。它將個人應負的學習及道德責任轉嫁到了抽象的民族特性、傳統文化之上，既削弱了素質不足的個體向善、求真的積極主動性，又否定了素質良好、品行端正者的正面意義。
這些人可能沒有想到的是，既然“國民劣根性”是一種衍生於集體主義觀念的論調，那麼自己也自然包含其中，因為他自己也是“國民”中的一員。
“國民劣根性”決定論其實就是一種文化決定論，即似乎有一種古今一脈、根深蒂固的歷史沉澱，像某種遺傳基因一樣決定了國民素質和命運。
按這個觀點，人性是沒救的，因為由“基因”決定，但實際上，每個個體都應該對自己負責，對社會負責，而不應該要求國民性對自己的素質問題負責，更不應該將少數極端問題視為整體缺陷，否則，這種邏輯不亞於慫恿他人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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