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發動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血腥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刻，周恩來找賀龍談話，賀龍接受共產黨領導，毅然決然地把自己指揮的軍隊交給共產黨，參加了南昌起義，並擔任起義總指揮，與共產黨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對此，彭真有過堪稱經典的評價：“賀龍絕不是一次談話把他拉過來的。這好比春天播種，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該收穫了。” 賀龍是個天生的革命者。
“我真想成個紅腦殼”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年的9月，擔任國民革命軍湘西巡防軍第二支隊支隊長的賀龍率部駐防湖南桃源黃石鎮，與知識界人士廣為交往。因家庭貧窮，賀龍幼年沒能念多少書，拉隊伍受到文化水平不高的困擾，所以他對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十分尊重，虛心向他們求教。
這時，一個叫花漢儒的寶慶（今湖南邵陽）人，來到賀龍司令部住了半個月。花是日本留學回來的，帶有很多進步書籍，他給賀龍大談社會主義，說蘇俄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也叫共產黨，已經推翻了沙皇專制，建立了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農民當家作主了。還說社會主義也適合中國，中國廣大工農一旦覺醒，一定會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賀龍第一次接觸社會主義，第一次聽到俄國十月革命。他對這些新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覺得跟他的“人人平等，大家有地種、有飯吃、有衣穿”的樸素想法十分契合。
花漢儒還向賀龍建議：“帶隊伍光有人和槍還不行，還必須有一個黨作靠山才穩當，黨如同行路時的指路碑一樣，有了黨才有方向。”賀龍問中國有沒有共產黨？花說，全世界有個總的“國際黨”（即共產國際），中國也剛剛成立了共產黨。
賀龍在延安過50歲生日時，回憶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特別提到了花漢儒，認為“對我很有幫助”，“當時我聽他談社會主義的，條條有理，有根據，對於我的思想是一個很大的啟發。”“這時候，共產黨在我腦子裡印象就相當深了。自從我知道了共產黨，我就注意找共產黨了。”
1926年8月，賀龍在湖南常德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派出以共產黨員周逸群為隊長、由20多名共產黨員為骨幹的宣傳隊，來到賀龍的第一師。賀龍喜出望外，他終於真正地接近共產黨了。
賀龍與周逸群神交已久。1924年夏，賀龍率部駐貴州銅仁時，就住在周逸群家裡，還收到過周逸群從廣州寄來的革命刊物和關於廣東時局、國共合作等情況的信件，賀龍認真地閱讀了這些書刊和信件，很佩服周逸群的見識。
周逸群到部隊的第二天，賀龍召開歡迎大會，熱情地把他和宣傳隊全體隊員介紹給軍官們。第三天，賀龍便約周逸群密談。
賀龍首先就鬱結在心頭幾年的困惑向周逸群討教：“我從兩把柴刀（後演化為“菜刀”）起家，追隨孫中山先生，護國護法，入川討賊，在槍林彈雨中拼了幾年，可打來打去，軍閥還是軍閥，貪官還是貪官，老百姓還是過的苦日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難道我跟孫先生錯了嗎？”
周逸群沉思片刻後說：“你跟孫先生沒有錯，孫先生也是一片赤誠為國為民。孫先生錯就錯在，他是借這夥軍閥力量去消滅那一夥軍閥，結果打來打去，不管誰勝了，還是軍閥的天下，老百姓能好嗎？”
賀龍豁然開朗，一拍大腿道：“說得太好了，一下子解開了我心中疙瘩。怪不得我賀龍這些年在軍閥堆裡滾來滾去，沒得個結果。”
周逸群說：“孫先生創辦的黃埔軍校，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力量。後來孫先生又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可惜先生走（病逝）早了。”
賀龍還坦誠地提出一連串問題：革命政府是怎樣領導部隊的，國民革命軍為什麼要設黨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員，為什麼要組織宣傳隊，宗旨是什麼，部隊應該怎樣整頓才好，等等。周逸群耐心地作了詳細解答。
賀龍感覺如魚得水，只恨相見太晚。他任命周逸群為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在部隊內開始建立政治機關，併為各旅、團、營、連編配了政治工作人員，在連隊建立了士兵委員會。
賀龍身邊的人提醒他：“小心別人說你成紅腦殼（共產黨）了哦。”賀龍認真地說：“我真想成個紅腦殼。”他鄭重地向周逸群提出：“我要參加共產黨！”當時，中共中央規定，在友軍內部不準吸收高級軍官入黨，所以周逸群只好說：“共產黨是不關門的，只要夠條件，時機一到，一定會有人找你。”
在賀龍的支持下，周逸群在部隊大力開展政治工作，共產黨在第一師營以下各級官兵中開始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號稱“豹子營”營長的羅忠義就是該師第一個由周逸群介紹參加共產黨的。羅入黨前，還去向賀龍請示可不可以參加。賀龍說：“好得很，趕快參加，我還要參加呢！”不久，營長羅統一、王炳南、賀桂如等也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賀龍又請周逸群幫助改造部隊，希望廣州方面從黃埔軍校派一批幹部來。周逸群說，不能指望廣州方面派人，要立足自己訓練。賀龍就委託周逸群在常德招學生，挑選優秀年輕的下級軍官，開辦了政治講習所，為改造部隊培養了一批人才。從此，賀龍與周逸群並肩戰鬥，成為親密的戰友。
賀龍的思想進一步傾向共產黨，他所指揮的部隊也經過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使第一師大大先進於其他北伐部隊。
中共湘區省委1926年9月20日給中共中央的《湘區政治報告》中指出：“在軍事上扶賀（龍）制王（天培）……有兩個理由：1.我們對他們不能消極，必須拉一個有力者，於袁（祖銘）、王、賀中擇一；2.袁在歷史上絕無希望，王為保定系，賀比較與我們有聯繫，且對民眾亦較好。”
這個《報告》中儘管沒有把賀龍看作“自己人”，但已經把他當成“同路人”了。
“他老蔣打錯了算盤”
1926年9月，賀龍率部從常德出發，參加對吳佩孚北洋軍的討伐戰爭。12月，宜昌戰役後，根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命令，賀龍率全師官兵，乘輪船順江而下，移師鄂城（今鄂州），擔任“拱衛革命中心”武漢三鎮的重任。1927年2月中旬，賀龍所部在鄂城改編為獨立第十五師，賀龍任師長。師部設在漢口，部隊駐徐家棚、鄂城、黃石港一帶，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隊伍，引起各方的關注。
南京方面的蔣介石想方設法，一再收買、拉攏賀龍。3月12日，是賀龍31歲生日，他與家人親友歡聚，周逸群也在座。他向賀龍說：“明天你會碰上一位客人，他是蔣介石的秘書長李仲公，他帶了好多錢來，像是專門來運動軍隊的。”賀龍胸有成竹地說：“那你就莫操心了，那些說客我見得多了，有的是辦法對付他們。”
3月14日，李仲公約請賀龍當晚到賀的秘書長嚴仁珊家打牌談心。賀龍明白“談心”是什麼意思，心中暗暗發笑。李仲公一到嚴仁珊家，賀龍即將他逮捕，押送到了唐生智的總指揮部。後經鄧演達作保，唐生智才將他釋放。
與此同時，武漢國民政府，特別是軍事首腦人物唐生智、張發奎都想牢牢地抓住賀龍的部隊。唐生智想從政治上控制住賀龍，便派人遊說賀龍，說唐總指揮對他很器重，勸他加入國民黨，建立國民黨黨部，請他任師黨部委員。賀龍婉拒道：“唐總指揮對我很好，因為我們兩戰鄂西，為武漢解了圍嘛。可你那個國民黨，我還是不想加入的。”
唐生智碰了顆軟釘子，又從軍餉上掣肘賀龍。武漢國民政府應給獨立第十五師補發6個月的軍餉，但唐生智提出：“對與共產黨有關係之軍隊，餉械兩項要格外慎重。”因軍餉沒有到位，導致賀部數月無錢發餉，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
再說李仲公在賀龍那裡碰壁後，蔣介石仍不甘心，明拉不行，就派人暗挖。他們把目標聚焦在賀龍的參謀長陳圖南的身上。陳圖南跟賀龍是同鄉，賀龍兩把柴刀起事時他就是骨幹，跟隨賀龍14年，幫賀龍長知識、拉隊伍，一直是得力的副手。因陳是教書先生出身，賀龍平素尊稱他“老師”。周逸群來之後，受到賀龍重用，許多工作都按周逸群的建議去辦。陳圖南骨子裡是反共的，所以對此十分不滿，甚至當面說賀龍：“你的思想越來越‘左’了。”賀龍沒買他的賬。陳圖南憑著資深位高，聯絡中下級軍官中的一些親信，想把日趨靠攏共產黨的賀龍“拉回來”。
蔣介石的人開出豐厚誘餌收買了陳圖南，讓陳圖南勸賀龍舉兵擁蔣，如賀龍不從，就伺機搞掉他，把部隊拉過去，由陳圖南取而代之。
有老蔣這個“後臺老闆”，陳圖南直接跟賀龍攤牌：“我跟你那麼多年，一直為你著想。對你實說，以共產黨眼下的實力，是靠不住的；武漢政府的那些權貴也信不過你，遲早要被他們搞掉，也靠不住；現在蔣介石坐鎮南京，兵眾錢多，就是缺猛將良帥。南京方面表示，只要你在武漢舉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師擴編成軍，加委你為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把漢陽兵工廠交給你，另撥軍餉300萬大洋。”賀龍強壓怒火，坦言：“我也對老師說實話，拿官帽金錢收買我，是對我賀龍人格的侮辱。他老蔣打錯了算盤！”
陳圖南見賀龍態度堅決，拉攏無望，便決定撕破臉皮。他糾集團長劉燮、柏文忠等一干親信，在漢口大陸旅館包了一間高級房間，以喝酒打牌為名一起密謀，決定利用欠餉一事，鼓動一團官兵鬧事，伺機搞掉賀龍、周逸群。然後他們再出面，殺掉“治軍不嚴、犯上作亂、謀殺師長和主任的頭號叛逆”賀錦齋，把隊伍抓到手上。親信們紛紛舉杯向陳圖南獻媚：“老闆（賀龍）報銷，先生（周逸群）難逃，老資格（陳圖南）要當師長、軍長嘍！”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接著在南京組成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此時，奉系軍閥張作霖出動10萬大軍沿京漢鐵路南下，企圖奪取武漢，撲滅革命。18日，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北伐，討伐張作霖。19日在武昌舉行誓師大會。
部隊要北伐，軍餉沒著落。陳圖南覺得這個機會千載難逢，指使同夥暗中派人到一團煽風點火。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被煽動起來，一連幾天群體到師部鬧餉。
賀龍自打拉隊伍以來，一直把官兵們當兄弟待，與士兵同甘共苦。過去發不出薪餉，甚至挨餓受凍，亦非一次，但從沒有人鬧事。而這次鬧餉發生在一團，團長賀錦齋新近調升新職，還沒有離開本團，是政治上可以信賴的人，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賀龍帶著手槍隊來到第一團。命令全團到劉家廟火車站廣場集合，賀龍往講臺上一站，在充分肯定第一團過往的英勇戰績後，指出現在即將開始第二次北伐，我們要時刻準備北上消滅北洋軍閥，統一全中國。眼下，上面的軍餉一時還發不下來，我們就一起再多吃點兒苦。
說到這裡，賀龍提高了嗓門兒：“怕我扯你的把子（說謊）嗎？你們隨我賀龍征戰多年，我賀龍是喝兵血、剋扣軍餉的人麼？鬧什麼鬧？別以為我賀龍心裡沒數，有人在一團搗鬼，煽動鬧餉！”他點名叫3個連長、一個營副出列，下令“綁了”，但四連連長卻拒捕，朝著隊列裡大喊大叫。隊列裡一個諢名叫“油葫蘆”的士兵舉槍就打，子彈“嗖”地將賀龍的軍帽擊飛。緊接著，又有人朝臺上放了幾槍。
賀龍站在臺上安如泰山，巋然不動，這非凡的神威震懾了部隊。手槍隊迅速將幾個譁變的士兵控制起來，一經審問，真相大白。
賀龍立即把陳圖南等被蔣介石收買、煽動譁變的情況告訴了周逸群。周很吃驚，問賀龍打算怎麼處理。賀龍說：“站在共產黨一邊，還是站在蔣介石一邊，如今是刀頭見血，硬碰硬的。我賀龍聽共產黨的，有人為這個要搞掉我賀龍的腦殼嘛！”周逸群十分氣憤：“道不同不相為謀，也不該下毒手。你們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交情啊！”賀龍說：“十幾年的交情嘍，可大是大非絕對不能含糊啊！你向共產黨中央報告，如何處理，我都照辦。”
周逸群馬上向黨中央作了報告。隨後，武漢市公安局局長吳德峰（共產黨員）奉命將陳圖南等人逮捕，劉燮拒捕，被當場擊斃。經審問，陳圖南等對投靠蔣介石、煽動鬧餉、企圖謀害賀龍、篡奪軍權的事實供認不諱，被公開處決。
獨立第十五師挖掉了最大的隱患，純潔了隊伍，成為共產黨可倚重的一支部隊。賀龍以譁變事件做說項，迫使汪精衛等不得不補發了拖欠的軍餉。賀龍指揮部隊在第二次北伐中所向披靡，戰功顯赫，被譽為“戰績最大、聲譽最高”的“鋼軍”。武漢國民政府於6月15日決定，獨立十五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賀龍為軍長，周逸群為政治部主任。
“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跟共產黨走”
1927年6月26日，賀龍率部回師漢口。此時正值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的前夜，南京和武漢兩方面的國民黨右派相互勾結，反共逆流驟起，武漢三鎮烏雲密佈。大多數北伐軍的將領投靠了蔣介石，發生了迫害共產黨人的嚴重事件；依然無所畏懼、毫不動搖地率領全軍和共產黨患難與共的，只剩下賀龍一人。賀龍坦誠地對周逸群說：“長沙的許克祥反共了，朱培德也開始把共產黨人送出江西，馮玉祥也將‘清黨’，看來共產黨應有所準備。不管局勢怎麼變化，我賀龍還是堅決擁護共產黨，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決定。所有在我部隊裡工作的共產黨員，一個也不要離開，放心大膽地繼續工作。”
當年第二十軍的蘇聯顧問庫曼寧回憶：“賀龍決定把從蔣介石部隊裡趕出來的共產黨員迎到自己部隊裡來，但進行得十分秘密。”此外，賀龍還把外地因遭受迫害而逃來武漢的共產黨員300餘人保護起來，其中一部分轉移到第二十軍從事政治工作。
周逸群把賀龍的政治態度報告給了在武漢的中共中央。為了賀龍的安全，周逸群安排賀龍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蘇聯公使館內。7月初，周逸群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會見了賀龍。
賀龍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說：“你的大名，我早就曉得嘍。逸群對你佩服得很呢！逸群是個能人，他佩服的人，肯定是了不起的人物！”
周恩來謙遜地笑笑：“哪裡。我們對你一直是很欽佩的。”
賀龍說：“欽佩不敢當。我一直在尋找能讓工農過上好日子的政黨。最後，我認定中國共產黨是這樣的黨，我堅決服從共產黨的領導。只要共產黨相信我，我就別無所求了。”
對賀龍的這個表態，周恩來十分滿意，說：“賀龍同志，我們當然是相信你的，我們有什麼理由不相信你呢？”
賀龍說：“我很清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聽共產黨的話，決心同蔣介石這幫王八蛋拼到底。”
這次會見，是賀龍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賀龍後來說：“我遇到了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他的話對促使我的思想覺悟起了決定作用。”
這時，汪精衛想以武漢政府的武裝同蔣介石爭奪領導權，打出了“東征討蔣”的旗號，命令擔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的張發奎率領所部，包括賀龍的第二十軍、葉挺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等部隊沿江而下，東征討伐蔣介石。
7月10日，賀龍率第二十軍進駐鄂城，同意周逸群轉達的中共中央軍委的建議，把正在遭受迫害的鄂城、黃岡、大冶等地的工農武裝秘密編入了第二十軍教導團，與第六團組編成第三師，由周逸群兼任師長。賀龍對新編進來的工農武裝中的共產黨員給予充分信任，通過他們來改善部隊的政治素質。
賀龍在鄂城住了兩天，隨即率部東下進駐黃石石灰窯，軍部駐袁記水泥廠辦公樓。7月17日晚，賀龍在軍部召開了連以上軍官大會。大會由周逸群主持。賀龍在會上憤怒地說：“7月15日，汪精衛公開叛變了革命，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同共產黨分裂了。他們實行反共滅共的反革命政策，大批屠殺共產黨人、革命工農以及革命知識分子。在這危急關頭，兩湖的工農群眾、革命知識分子，都在準備和封建軍閥拼個死活。”說到這裡，賀龍的情緒異常激動，“我們的隊伍，是工農大眾的隊伍，是工農革命的隊伍，我們已經鬧了多年的革命，現在，我們還要不要革命？”
“要革命！”會場內發出了雷鳴般的喊聲。
賀龍又說：“現在，革命到了危急關頭，我們怎麼辦？擺在我們面前有三條路：一條是我們自己把隊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這條路行不行？”
“不行！”眾人回答得響亮而乾脆。
賀龍接著說：“第二條路，就是跟蔣介石、汪精衛去當反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屠殺人民，屠殺自己的工農兄弟。這條路行不行？”
“不行！”大家異口同聲。
賀龍點點頭說：“這兩條路大家都說不行。我看大家的意見是對的。這兩條路我們絕不能走。第一條路是死路，是自殺的路；第二條路是當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殺的路。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能走這兩條路！”
說到這裡，賀龍環視一下會場，提出了第三條路：“我們是革命的隊伍，我們要為工農勞苦大眾的解放而戰鬥。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打倒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我們要堅決走革命到底的路！我賀龍不管如何困難和危險，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跟共產黨走，走到底！”
賀龍最後說：“願意跟我一道繼續幹革命的，就要一條心，擁護共產黨。不願意跟我繼續幹的，可以離開，但絕不允許拉隊伍走。”
大家都表示堅決跟軍長繼續幹。
賀龍在全軍面前，第一次公開地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明確表示擁護共產黨、跟共產黨走的政治態度，為他後來率領第二十軍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做了充分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準備。
“把勝利的紅旗插上南昌城頭”
賀龍率第二十軍官兵從黃石港出發，浩浩蕩蕩沿江東下，1927年7月23 日抵達江西九江。
甫至九江，賀龍就見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譚平山十分嚴肅地說：“賀龍同志，我要向你講講我們黨的機密大事。”賀龍也嚴肅地說：“感謝你們對我賀龍的信任。”譚平山告訴賀龍，汪精衛7月15日叛變革命後，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昌舉行暴動，並派周恩來主持領導。他殷切地握著賀龍的手說：“賀龍同志，我們希望你率領二十軍和我們一致行動！”賀龍激動地站了起來：“平山同志，我賀龍感謝共產黨的信任，也感謝你把這樣重大的機密告訴我。我堅決聽從共產黨的指示。”
賀龍的態度使在九江的幾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非常欣慰，他們決定賀龍率第二十軍、葉挺率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以及其他部隊於28日以前到南昌集中，舉行暴動。
在這非常時刻，汪精衛也從武漢趕到九江廬山，召集張發奎、朱培德等人召開會議。汪精衛說賀龍、葉挺的部隊“共產黨人多，太紅了”，遂以張發奎的名義命賀、葉二人到廬山開會，將部隊集中德安，相機解除賀、葉的兵權。
這一陰謀被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任參謀長的葉劍英察覺。他急忙邀賀龍、葉挺到九江市郊的甘棠湖，以划船賞景為掩護開會，史稱“小划子會議”，這次會議對保證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和起義主力部隊及時開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賀龍1951年回憶：“我們談到並決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慮是否到廬山去，他們問我去不去？我說不去，他們同意了，並說這樣很好。第二，張發奎命令隊伍要集中德安，我們研究不到德安，開牛行車站，到南昌去。第三，決定葉挺的部隊明天開，我的部隊後天開，我的車先讓給葉挺。”
1927年7月27日，第二十軍全部集中南昌，賀龍的軍部駐中華聖公會。7月28日，賀龍在軍部熱情接待了領導南昌起義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周恩來緊緊地握住賀龍的手說：“我來拜訪你，不是禮節性的，是找你商量起義計劃的。”接著，周恩來講了南昌起義的基本計劃，徵求他的意見。賀龍當即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無論成功與失敗，我都幹！失敗了，我就上山！”周恩來代表前委，鄭重委任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賀龍為起義軍總指揮。
對於這一超乎尋常的任命，賀龍1946年在延安回憶說：“南昌起義那時，我還不是黨員，周恩來同志把指揮起義的大權交給我，我很受感動。當時，我說，我不是黨員。周恩來說，黨相信你。”
彭真對此也做過精闢的評述：“賀龍部隊裡早有共產黨員了，周逸群同志就是一個代表，賀龍與共產黨人長期接觸，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逐漸有所瞭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複雜的社會現實面前，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一個個黨派作比較，一個個領袖人物作比較；由表及裡—從現實看到了本質，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不計個人名利地位，不顧個人安危，把個人的命運同共產黨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樣，周恩來同志讓他當南昌起義的總指揮，就有了依據。”
1927年7月31日下午4點多鐘，賀龍召開第二十軍營以上軍官會議，在傳達中共前委於8月1日舉行起義的決定後，他說：“國民黨已經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立革命的旗幟，反對國民黨，反對反動政府，打倒蔣介石，打倒汪精衛。我們今天要起義了，我們絕對服從共產黨的命令，奮力拼殺，把勝利的紅旗插上南昌城頭！”
8月1日凌晨2時，賀龍與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2萬餘人的革命武裝，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歷史。賀龍也在南昌起義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的光榮的戰鬥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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