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日是第130个国际劳动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女权革命家向警予就义90周年的纪念日。
向警予（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向警予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过。中学历史课本里说，她是中共建党早期一位活跃的女革命家，很年轻就牺牲了。如果课本读的细一些，你也许还记得她和毛泽东是湖南同乡，她的丈夫叫蔡和森，也是一位著名的湖南共产党人。
不过恐怕，我们能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这不稀奇，在一个反崇高的年代，我们对教科书里的“先烈”们，似乎有天生的漠然；而对于女性人物的认识，就更是模糊——她们在官方的叙述里，通常是边缘人物，何况是向警予这样，不满三十三岁，就死去了的。
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向警予的生平是这样被陈述的：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9月出生，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并改名向警予，认识了蔡畅，并由以结识了蔡和森与毛泽东。1919年参加新民学会。10月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2月与蔡和森一同赴法。1920年二人成婚。
1921年底向警予回国，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发表了大量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1924年参与和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最终取得胜利。
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在汉口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虽遭严讯逼供而不屈，于5月1日被害牺牲。”
其实，向警予短暂的一生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事情。她也和今天的许多人一样，曾经是好学生，爱读书，留过洋，遇到过惊心动魄的爱情……
也许只有当英雄烈士以“普通人”的形象被重新理解，我们才有可能相信，投身革命、改造社会，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成圣”之前，他们首先是“人”。
青年时期的向警予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十个兄妹中排行第九，乳名“九九”，尤受父母宠爱。用今天的话说，向是个“富二代”。
她父亲小贩出身，后来成了富商，出任溆浦县商会会长。由于思想比较进步，他送几个儿子去日本留学，并让女儿进入男女合校的新学读书 。向警予的大哥是同盟会成员，她受哥哥影响，十二岁就开始阅读《民报》、《新民丛报》，接触新思潮，关心国事。
家庭的培养，时局的塑造，乃至强健的体魄（向曾经是全校体操比赛的冠军），种种因素叠加，让这个湖南姑娘发展出好强的个性，不凡的见识和参与政治的热忱。
1910年，大时代拉开序幕，而湖南则是舞台的中心。这一年，15岁的向俊贤考入常德女子师范学院。她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七姊妹”，其中，有比她年长17岁的蒋胜眉，也就是丁玲之母。
七姊妹的誓词展露了她们对男女平等、女子自强的追求：“姊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
两年后，向俊贤又与蒋胜眉一起考入了刚刚创立的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院，受到教育家杨昌济（即杨开慧的父亲）赏识，认为她“颇有抱负……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才”。
后来，长沙女师的校长朱剑凡，因为思想激进，被当局免职，出走建立了私立长沙周南女校。向俊贤和同学陶斯咏、任培道等也跟着投奔周南，并于此时改名“警予”。
1917年，22岁的向警予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回乡，接替哥哥，出任自己家族刚创立不久的溆浦女校校长，并把学校改为男女合校。
她亲自创作校歌，其中有词道：“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向警予及家人的合影
不过，向警予不甘心仅仅是组织办学，她说：“吾辈要求真心得，做真事业。”
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1919年秋天，向警予成为了最早的女会员之一，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救国之路。
那时候，大家向往去法国留学，因为听说那里有共产主义，还有几万华工可以组织起来斗争。向警予与同为周南校友的蔡畅（后来是第一任全国妇联主席）组织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会，设法筹钱赴法。
1919年底，向警予与蔡家兄妹终于成行，同船的50多人中，还有她日后的婆婆，蔡畅、蔡和森的母亲，54岁的葛健豪。她是湘军后代，早年与秋瑾有交往，想把子女培养成“鉴湖女侠”一样的豪杰。
同船一个多月，向蔡二人多次深谈，辩论“教育救国”还是“共产主义救国”，聊着聊着，也产生了爱情。
1920年5月，向警予、蔡和森在蒙达尔纪结为革命伴侣。这不是常规的婚礼，而是向封建婚姻宣战：他们在婚礼上朗诵恋爱时互赠的诗歌，并宣布结为平等、自愿的“向蔡同盟”。
向警予、蔡和森合照
也是那年5月，向警予在巴黎撰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此文于８月15日发表于李大钊主编的 《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此时，她的女权思想已经带有了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对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制度完全否定。她认为：“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终不会解放。”
在法国，向警予和蔡和森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劳动者的戕害，对共产主义更加认同，他们和同学们开始在法国发起抗争运动，组织各种请愿、集会，提出“勤工俭学”制度对留学生的剥削，要求中国政府为留学生免除学费，发放维持费，救助失业学生。向警予、蔡畅等还特别要求里昂大学以优惠条件招收留法女生。
这样的举动自然招致北洋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双面打压，他们认为“学生不应干预政治”，决定停发维持费，使得学生生活陷入绝境。
9月21日，北洋政府与法国当局联合，派军警拘押蔡和森等104人，于10月4日武裝押送回國。11月上旬，已经怀孕的向警予也启程回国，结束了她不寻常的留学历程。
1922年初，向警予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成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党员。这年四月，向警予生下女儿蔡妮，三个月后，她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由于工作繁重，她只好把几个月大的女儿寄托在长沙，交由五嫂哺养。1923年，她参加中共“三大”，大会通过了她起草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决定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并选向警予为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从1922年到1925年的这段时期，向警予的工作主要在上海展开。她一边参与党内外女权团体的发起工作，与国民党内的女权人士一起，组织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一边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时评，从政治、教育、心理、文化等各个层面讨论女权问题。
更重要的是，她相信，“
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因为“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三湘百年女杰》画像，一排左二为向警予
1923年9月，她在自己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发表《酝酿中之女国会的我见》，以及《九姑娘犯了何罪？》、《一个紧急的提议》和《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三篇文章，号召上海丝厂女工们团结起来战斗，她还亲自组织成立了“上海丝厂女工协会”。
10月，上海大学成立以后，向警予经常去上大女生宿舍，动员知识妇女到工农妇女中去工作。也是在那时，她结交了还是社会学系女生的杨之华（杨在向警予牺牲后接替了向在党内的妇女工作，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中华总工会的第一任女工部长）。
1924年5月，她生下儿子蔡博，仍然是没有精力照顾，托付给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哺养。6月就在上海闸北14家丝厂组织了一次女工大罢工，9月又在上海南洋烟厂组织了7000多工人的罢工。1925年，向警予也是“五卅”运动的有力组织者，曾亲自率领女学生到南京路演讲，动员商人罢市。
1927年，始终要强的向警予终于可以成为超越妇女部门的地方党委负责人。她除了负责湖北省委妇女部和湖北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还任汉口市宣传部主任，并在7月政变时，临危担任武昌市委负责人。
彼时情况极为险峻，但她拒绝撤离武汉，强硬地坚持：“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1928年3月，因为叛徒出卖，向警予和夏明翰等在武汉先后被捕。4月12日，她从法租界被引渡至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 “慷慨激昂，沿路向着群众高声演说，大呼一切革命口号，群众感情如受闪电一般的刺戟。”
5月1日黎明，向警予在汉口余记里前空坪就义。当她被押送着从鼎丰里一带经过时，沿途观者人山人海，向“行走时犹呼口号”。
连环画中的向警予形象
向警予的一生短暂、曲折、轰轰烈烈，真的很难在一篇短文里面面俱到。本文在尽力准确表述史实的同时，还想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思考：
首先，向警予的工作，虽然大部分直接与妇女运动相关，不过根据蔡和森的悼念文章，向警予个人，由于能力出众，“好胜的‘野心’极强”，参加实际工作以后，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种压迫”，认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是奇耻大辱，很不喜欢被说成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个”，更不甘于仅仅做“妇女的”工作。
这样的向警予，之所以坚持做妇女工作，是因为她明白，妇女群体在历史上长期遭受特殊压迫，需要特别的帮助将来才可能在能力及地位上与男子齐平。今天的很多有女权意识的伙伴，可能也可以在向警予这里找到共鸣。
向警予的个人能力本可以胜任更“重要”的职位，但她深知，为了让妇女们更快地进步，她们的工作要有专门的部分来负责，她们的赋权要制度化。做这样的工作，是向警予的使命。
这样的妥协，也是为了有朝一日，男、女个体，能真正的在能力和机遇方面，实现完全的平等。
其次，向警予的故事固然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但她也是一个大时代涌动出来的，一群人里的一个，当然，是极为杰出而悲怆的一个。
同时期在她身边的，还有一群勇敢、坚毅、敢为天下先的女性，包括向警予的好朋友陶斯咏、蒋胜眉，她的小姑、也是亲密的战友蔡畅，和她们一同旅法的婆婆葛健豪，她所提携的杨之华……等等，等等。
她们当年参与革命，是和那些男同志一样，抱着救亡兴邦、解救天下受苦人的气魄的，她们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做妇女工作的”、男性革命家的陪衬或附属。
遗憾的是，今天的主流叙述，还是会把这些女革命者边缘化。
例如，2014年南开大学召开过一个“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研讨会”，虽然会议内容也涉及向警予、葛健豪、和蔡畅（李富春是蔡畅的丈夫），但大会标题竟然对这三位女性只字未提，俨然把两位男性等同于父权家长。
会议论文征集所列出的60个题目里，针对蔡和森个人的题目，有18个，而针对向警予的仅有9个，而且围绕的话题大部分只是关于向的妇女工作；关于李富春个人的征题有14个，蔡畅个人的仅有4个！
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等在法国蒙达尼公园合影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向警予和蔡和森的结合，并不符合“模范夫妻”、“革命伴侣”的刻板印象。基于共同的理想结合以后，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二人之间，也有很多与平凡夫妻类似的矛盾。例如蔡和森生活“不拘小节”，不注意个人卫生，而向警予也没有精力做家务。而且和那时候的很多革命者一样，他们要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顾。
几个月后，蔡和森回沪，向警予向他坦白。虽然组织上极力挽回，并送向蔡二人去苏联进修，但他们还是在苏联理性地分手了。
这件事由于与强调女性要贞洁、从一而终的主流父权价值不符，在官方对革命烈士的记述里无所寻觅，向蔡后人对此也是讳莫如深。而流亡海外的彭述之，当在晚年访谈录里回忆自己当年在上海的工作时，谈到了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却对向警予绝口不提，仿佛她仅仅是自己一段“不光彩”情史的主角，而失去了作为一个革命事业同事的社会属性。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那场大变局里，在提倡恋爱自由、反对父权婚姻制度的早期共产党人眼中，这件事也许并不难理解，也无须成为禁忌。
当向警予一生的经历被出于各种动机的叙事重新裁剪之后，我们就很难看到她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普通人的一体两面——
是的，普通人可以因为际遇和时局，而渐渐锤炼成革命者，甚至在必要时刻，作出看似无法理解的牺牲；而革命者，也同时是普通人，是母亲、妻子、女儿、情人，她们有欲望、有脆弱，甚至也有自我的执念。
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还原”一个普通又不凡的向警予。那样的她，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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