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金融时报报导，10年前雷曼兄弟破产在华尔街掀起的腥风血雨让人至今难以忘怀，没有一家投资银行不受危机牵连。在危机前一年华尔街投资银行普遍获得了可观收益，但一次次贷风波就将花旗银行从215亿美元盈利拖垮至36亿美元。
整整十年，美国投资银行都处于抵押贷款市场崩盘的阴云之下，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食物链顶端的宝座被私募公司和对冲基金抢占。而政府在危机之后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监管规定条例却又严重限制了投资银行的复苏，并引起了各银行高管的不满。
去年美联储加息，政府削减了企业税并承诺将对美国企业投资数万亿美元。但危机时期，银行通过合并保持一定的规模以实现自救，如巴克莱收购雷曼兄弟美国子公司；摩根大通（JPMorgan）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和美林银行(Bank of America-Merrill Lynch)，银行通过削减成本精简结构，收购羡慕也使得公司获得了可观收益。投资银行再次成为优秀毕业生无限向往的就业领域，几年即便是处境岌岌可危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也收到了11万份入职申请书。
危机后的银行业逐渐复苏，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收集的数据，除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之外，去年美国排名前列的9家投行整体利润为784亿美元，高于2007年的754亿美元。行业利润（以美元计算的）已经调整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自2010年来，按收入计算全球最大投行要数摩根大通，其首席投资官丹尼尔•平托(Daniel Pinto)认为，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长拉动银行业收入增长，大型银行将继续善用资本配置，以降低成本并赢得客户。
（2007-2017年投资银行评级变化，1代表最好评级）
花旗银行的复苏之路
从整体数据来看收益日益，但危机的余波仍未完全消散。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从2007年底至去年年底9家银行的股东权益几乎翻了一番，导致回报率变低。虽然利润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回报率已经不复往日。
全球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富达(Fidelity)的资深股票分析师斯文•奥斯特曼(Sven Oestmann)表示：「纵观整个市场，投资银行地位并不高，反而给集团盈利能力和估值带来了拖累。」在政府实施银行救助计划时这种矛盾的心态得尤为明显，例如，10年前雷曼破产后，政府在压力下向花旗银行注入了45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
花旗投资银行（Citi）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福雷斯(James Forese)曾自信地表示：「危机带给我们的磨难没有击垮我们，花旗银行逆流而上，成为了最顽强的生存者和赢家。」
富国银行(Wells Fargo)银行分析师迈克•梅奥(Mike Mayo)却表示：「从资产负债表状况、扩张步伐和竞争对手的情况来看，花旗银行在资本市场的战略定位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合理，但这不代表它在金融危机还没爆发前也具备经营优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并不成功。」
首席执行官福雷斯表示，花旗银行在调整时期奉行「少即是多」的策略，专注于特定的业务领域，商业模式更加直观简单，但这些远远不够，花旗银行复苏的关键在于我们在面对危机的反应迅速，并果断选择应对方案。」
花旗适当舍弃了保险和非银行贷款业务后，凭借优质的客户资源扩大了市场份额，这家投行的核心业务部门只有约1.2万名客户，不到危机前的一半。
去年，花旗在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领域表现异常突出，FICC收入为121亿美元，与高盛收入下滑形成对比，一度成为各大媒体头版新闻，花旗银行已经成功赶超高盛（Goldman Sac）成为仅次于摩根大通的第二大交易银行。花旗还为公司出售债券提供咨询服务，在债务资本市场的势力不断增长。
梅奥在谈到1997年收购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Salomon Brothers)时表示：「谁也没想到昔日的所罗门兄弟的灵魂会借花旗银行的肉体复活，他们除了管理方式略有不同，我们看到的花旗银行完全重现了传统的特许经营方式。」
花旗银行承认欧洲的竞争对手的逆境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增长机会，
未来的增长还是需要靠自身实力，顺风顺水只在一时。汇丰银行
过去十年，汇丰银行(HSBC)年暗地里扩大了投行业务的规模，市场主管萨米尔•阿萨夫(Samir Assaf)表示，汇丰将继续扩招，并保持亚洲地区的经营表现。
阿萨夫表示:「我们最清醒最明智的一次决定在2014年，当欧洲新政出台提高商业资本量的时候，我们果断撤离了资本，但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合理为资本定价，我们才会投入大量资本，否则会像其他银行一样吃苦头。」
欧洲银行集团
除此之外，投资银行生存环境中已经不同，监管机构的条条框框已经限制了过去银行的高回报业务比如自营交易股票和与客户共同投资基金。自从投资者开始对于使用不当导致的价值暴跌的投资工具有所顾忌，对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等的大规模操纵手段的风险感到忧虑，结构性产品交易等业务领域便一落千丈。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瑞银(UBS)这两家欧洲银行曾经是全球最大投行之一，银行遭受交易亏损、缴纳数十亿美元罚款之后却一再向股东施加限制。2015年起，欧洲投资银行逐步退出份额较小的亚洲、美国市场，后来连本土市场也没能保住。
对于银行集团来说，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比以往更甚，竞争和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杂，连亚马逊和苹果的在线交易商城都会成为银行的竞争对手。
通样经历了危机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投行业务负责人苏斯比(Tim Throsby)同样看好未来的股市，即便未来再次出现危机前兆，他也会积极地参与到削减成本的行动中。「我在团队建设时经常与银行里的各个职层的年轻员工沟通，他们每天都在想银行业的好日子何时要到头，在这之前要做些什么准备？而我从来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巴克莱投行负责人苏斯比表示，如果母公司不情愿增加投行业务敞口，并且有不少股东视投行业务为敌的话，他会坚持为投行部门的利益抗争到底，甚至不惜像一名激进投资者所建议的那样请求出售投行。
他还对投行充满了信心，强调说尽管资源有限，巴克莱仍然能够欧洲首屈一指的投资银行。
因为我们是欧洲唯一一家强烈愿意与大西洋彼岸的企业和银行合作的投行，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容易赚钱的资本市场。巴克莱收购雷曼美国业务后扩大了华尔街的业务份额，美国地区的收入占巴克莱所有业务收入的55%，占其利润的55%以上。
2016年，巴克莱集团首席执行官Jes Staley （摩根大通前投资银行家）削减了亚洲市场的股票交易量和销售量，并从亚洲市场撤出一批投资银行家，他表示「我们撤出亚洲市场的举动确实让人费解，外界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对亚洲市场失去兴趣还是预计亚洲市场要出现衰退，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尽管投资银行开始复苏，但银行股东的观念还跟不上急促扩张的脚步，说服股东还要花大量时间。
富达投资机构的奥斯特曼(Oestmann)一语道破欧洲集团的共同压力——市场对于美国投行更加有利，对于欧洲集团来说无论出售投行还是选择关门大吉都不是好方法，最终只能选择保持现状。
投资者最为顾虑的交易风险是银行对资本的贪得无厌，另一个则是量化宽松政策的终结，当美国和欧洲央行不再利用低息资金拉动经济，资产价格的变化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将无从反映。
奥巴马政府曾经放宽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该规则禁止银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但特朗普上任后，资本需求基本已经见顶。因此银行认为他们需要利用新技术提高效率获得更高收益。苏斯比表示：「一切不可能完全回到以前，股本回报率不会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度。但凭借有效的技术，我们仍然能保持客观的利润率和股东回报率，利润率可以远超出十年前能预见的水平。」
（本文由富途资讯编译团队出品，编译/罗玉琳，校对/黄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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