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很多人学习奇门遁甲，最后都会走火入魔然后疯掉，而另一些人会解释道“天机不可泄露”，事实是，奇门遁甲之术晦涩难懂，没有一定的知识结构是很难领会其中之要的。
该术是奇门、六壬、太乙三大秘术之一，是易经最高层次的预测学号称帝王之学，是论天体、人和地球运动规律的科学巨着。应用天干、地支、八卦、九宫、九神、九星、八门等元素，永远将自己处在高屋建瓴的方位，运筹帷幄。
奇：乙丙丁三奇，表示日月星；门：休死伤杜开惊生景，表示八卦各有一门；遁甲：是把六甲隐藏于六仪（戊己庚辛壬癸）之下。起源于四千六百多年前，创始于轩辕黄帝，由风后演绎成文，是古代人民研究和探索自然界的磁场作用在每年、每月、每日对人体生物钟运动曲线影响，以及趋吉避凶的最佳方法。
奇门遁甲分为天、人、地三盘，天盘九宫有九星，中盘八宫布八门，地盘八宫代表八个方位，天盘地盘上每宫都分配着特定的奇（乙、丙、丁）仪（戊、巳、庚、辛、壬、癸六仪）。根据时日，以六仪，三奇，八门，九星排局来占测。
这种在高处掌控一切的状态当然是所有人想要并追寻的，但正因为此术的神奇，它才成为一种秘术，只被少数人掌握。
先说个故事：
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也曾为自己算卦。但他认为自己与那些只算卦的人是“同途而殊归”，换句话说，他更看重的是周易中的思想和义理，“观其德义”，而不是简单相信筮得的结论与否。某日孔子筮得一卦，叫“贲”卦。贲是文饰的意思，卦辞是“亨，小利有攸往”，亨是亨通、吉利的意思。但孔子却很不高兴。
清代学者李塨认为，孔子筮得“贲”卦而不高兴的原因是：“孔子之意，盖欲行道于天下，乃不遇见龙等卦而得贲，则止以《诗》《书》传后，所谓‘小利有攸往’，故不快也。”孔子的理想首先是从政，是想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抱负，推行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所理解的道尽快实现。可是他没有算到代表龙行天下的乾卦之象，所以不免失落。
其一、孔子起初只把《易》看作卜筮之书，却并不主张卜筮，认为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他以前也是这样教授弟子的。所以，当看到老师“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时，作为学生的子赣（即子贡）觉得老师前后矛盾，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询问。孔子不仅指出他理解上的错误，而且耐心地开导他，指出《易》一书产生于“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智）”，赏识蕴藏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其二、孔子“晚而好《易》”，并一度热衷于占筮。这从“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得出。年轻时不主张占卜的孔子，为什么老了却又热衷于占筮了呢？这大概与孔子50岁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时所经历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关。在到处碰壁、壮志难酬的境况下，孔子一度感到力不从心、吉凶难料，因而不得已利用《易》来占卜，看看运气如何。这其实与他以前所教导学生的“知谋远者，卜筮之繁”也正相吻合。表明即使圣贤，在遭遇坎坷、陷入穷途末路之际，也会一时陷入迷茫而求助于占卜。
其三，一度频繁地占筮使孔子对《易》不时翻阅、详加研究、反复玩味，以至于“韦编三绝”，最终理解了《易》的本质，从而“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即不满足于卜筮而喜欢其文辞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易》的全新认识。发现《易》有“古之遗言”，即文王遗教。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 然后《易》始兴也。”这与《论语·八佾》所记载的孔子关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感叹，正相吻合。正是在“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即“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认可的《周易》之“德义”所在。
其四，孔子发现《易》所蕴含的“德义”后，就把“德义”认作《易》之本质，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从他一再强调“《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就可以看出来。尽管如此，孔子也并不否定卜筮，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孔子将《易》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即“赞”、“数”、“德”，并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可见，“德”在三者中属于最高的层次，是《易》的本质之体现。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均为“史巫之筮”，均未洞悉《易》之思想真髓。
其五，孔子在洞悉《易》的德义本质后，虽然并不否定卜筮，但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把卜筮视为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与其以前对于弟子关于“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与学《易》之后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诚如《论语·子路》所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它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一类的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残卷附录《易传》六篇，分别是《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据廖名春等学者考证，这些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不会晚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二三子问》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等学生讨论《易》的对话。从以上资料可见，孔子晚年确实喜欢读《易》，认真钻研《易》，以致“韦编三绝”，还向学生传授过《易》。按照传统的说法，认为孔子将他对于《易》的理解作成《十翼》。但是，经后人对《十翼》进行研究，发现其与传统说法不一致，认为《十翼》大概为孔子口述，由其弟子记载，经过几代传授，到战国中期，才最终成书。
由此可见，孔子对于《易》及卜筮的态度，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过程：孔子在年轻时就接触了《易》，但并未深入研究，不了解《易》的本质，只把《易》视为卜筮之作，自己也断不了占卜，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到50岁后，孔子渐渐喜好《易》，以至于“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这里的“行”应该是“出行”、“出远门”，就是外出到当日不能回到住所的地方。统观孔子一生，除了在34至37岁“出行”齐国之外，“出行”时间最长的就是周游列国了。由于孔子“好《易》”在其“晚年”，所以，“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应该指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期。所谓“韦编三绝”也当是指这期间的情景。这期间（55－68岁），孔子经历了从“天命之年”到“耳顺之年”的变化，而学习与实践的结合、验证，则使其对《易》的研修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过程。使得孔子最终认为《易》的本质在于“德义”，而非卜筮，因而才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综上所述，孔子对于《易》及卜筮的态度，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50岁以前，尤其是年轻时，把《易》视为卜筮之作，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也不大相信卜筮；50岁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期间（55－68岁），孔子渐渐喜好《易》，面对一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热衷于卜筮，但在实践的磨砺和检验中，渐渐认识了《易》之本质，到60岁后就不大卜筮了，并且把《易》视为“德义”之作，即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
孔子这些话，讲得再明确不过的了！孔子虽然与“史巫”都应用《易》，都讲卜筮，但最终却同途殊归：“史巫”从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而孔子从中所注重的则是“德义”、“仁义”，认为广泛积德者，没有必要通过祭祀以求福祉；躬行仁义者，没有必要通过卜筮以求吉祥。
而所谓的“十人学，九人疯”就是因为你利用的是法术奇门，而不是什么理数奇门，当然法理是统一的，很多走火入魔而死，这个在民间很普遍，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那就他脑袋有问题，出现了犹豫。这个错了，的确是走火入魔，有一些行为十分诡异，科学无法解释，科学也解释不了。
学习奇门（法理合一）到一定程度会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和物质，是惊吓而疯。所谓的物质是就是“阴性之物”，我并不迷信，但是我敬仰神鬼，我就不和他家将那些“鬼故事”，我相信有我相信的理由，因为的所见闻的怪事太多了，科学无法证实。
而且奇门遁甲占卜准确度高，但是总会出现错误，十次准八次。准了八次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掌握了命运，这时候你就会相信掌握命运是个技术性问题而已！着魔与此，结果又错了两次，一定会研究再三自己的技术，但是天意就是天意，你一定会错个一两次。这就像股票一样，赢多输少就会让人发狂。买股票的人连工作都懒得做了，股市一涨一跌，如同坐过山车。
所以算命、八字、面相在学习过程都会谈到一些人生哲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根本思想是叫人积极向上，趋吉避凶（扬长避短），所以正常人不会神叨叨，也知道有时准有时不准，也知道事在人为，命好要珍惜，命不好要更努力。
奇门遁甲学习过程不谈这些，纯粹的技术，完全的形而上，完全脱离社会和实际，动不动再准的吓你一跳，正常人守不住初心，所以最好不要接触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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