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廢汙染治理正在持續發力。日前，生態環境部啟動“清廢行動2018”，對長江經濟帶固廢傾倒情況進行全面核查，工信部、海關總署等多個部委的固廢處理政策也在近期密集落地。
清廢行動之下，產廢企業突擊處廢，導致處廢價格隨之上漲
危廢處置“吃不飽”還是“吃不下”？
伴隨監管力度的加強，危廢處置價格一路上升，相關企業也受到資本市場的青睞，對於危廢處置行業而言可謂迎來重大利好。然而，應急上漲的危廢處置價格也暴露出危廢處置的尷尬現狀——一會“吃不飽”，一會“吃不下”。在總體能力仍存缺口的情況下，危廢處置產能利用率波動劇烈，行業難以獲得良性發展。
市場屢現“突擊式”處廢
執法監管行動倒逼產廢企業投向“正規軍”，帶來處廢價格“水漲船高”。近年來，在多次環保督查行動中，處廢市場都出現了價格的劇烈波動。
“清廢行動來了，企業著急了。為了不挨罰甚至判刑，就想趕快處置廢品。”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說，“‘突擊式’處廢多了，具有處置資質的企業卻很少。市場調節下，處置價格就高了。”
據瞭解，目前市場上危廢處置價格均價在2000～4000元/噸，高的可以達5000～6000元/噸。來自產業研究機構前瞻產業研究院的數據顯示，隨著一輪環境督查的展開，一些地方危廢處置價格短期內上浮較大。以焚燒處置價格為例，廣西地區近期價格上漲約10%，河北近3個月上漲約60%。
然而，長期以來，由於正規企業廠房、設備、人工等投資大，稅收、環保處理成本高等原因，回收價格無法與以汙染環境為代價的非法回收人員的回收價格競爭。
“在整個環境汙染防治中，經濟成本是許多企業鋌而走險非法處置的核心因素。”馬勇舉例說，比如一家化工企業，如果交給正規企業處理，可能要上千萬元的成本，而非法處置很多時候幾乎是零成本。
危廢處置能力面臨缺口
“正規軍”不敵“游擊隊”，使得危廢處置能力建設受到影響：有的危廢處置企業陷入“吃不飽”的狀態，有的機構數據顯示危廢處置行業過剩……然而，環保督查帶來的新一輪“突擊式”危廢處理，揭開了巨大產廢量的冰山一角。
2017年10月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棄物汙染環境防治法〉實施情況的報告》顯示，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約2億噸，醫療廢物約135萬噸，每年產生畜禽養殖廢棄物近40億噸，僅歷年堆存的工業固體廢物總量就高達600億～700億噸。
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前危廢處置能力的不匹配。《大中城市固廢汙染防治年報2017》顯示，2017年我國持證單位危廢處置量僅有1629萬噸，總產能為6471萬噸，產能利用率僅為25%。持證單位處置量佔總處置利用量(4430萬噸)的37%，即在已列入統計的危廢處置利用量中，剔除由產廢企業自行利用處置部分，仍有大量危廢由未取得資質的企業處理。
以危廢中的廢鉛酸電池為例。201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在調研中發現，北京市每年產生廢鉛蓄電池超過40萬噸，其中廢酸液佔15%～20%、約8萬噸。但是，北京市取得鉛酸蓄電池拆解處理資質的企業只有兩家，年回收處理量不足5000噸，近40萬噸廢鉛酸電池主要是通過非法回收渠道進入處理環節的。
行業規範期待政策落地
2013年，兩高出臺司法解釋，非法處置3噸以上危廢入刑，增強了危廢合規處理的“剛需屬性”;2015年，環保督查風暴席捲全國，倒逼企業合法合規處置危廢，進一步促進市場需求釋放;2016年，新危廢名錄發佈，推動危廢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同年11月，《“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發佈，將危廢項目納入地方市政基礎設施規劃，進一步強化了地方政府治理危廢的積極性;2018年，環境稅實施，規範和完善了危廢處置的付費機制……近年來，不斷有危廢相關禁令和政策出臺，各地各部門的治理和監管力度也不斷趨嚴，但危廢處置行業的規範發展仍相對滯後。在非法處置鏈條上，危廢層層轉包、黑市交易猖獗，大量危廢最終被直接偷排地下，環境危害觸目驚心。
去年以來，廣西、河南、安徽等地接連發生多起固體廢物、危險廢物非法轉移傾倒案件，嚴重影響了傾倒地生態環境安全，給當地人民群眾正常生產生活造成極大困擾。
“當前不是沒有法規政策，關鍵是要讓政策落地。”馬勇說。
北京城市再生資源服務中心主任劉泰原認為，在抓政策落實的同時，還需要鼓勵專業社會組織參與回收體系建設，動員社會力量共同維護行業規範，監督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落實，讓生產企業、回收企業和處廢企業各自履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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