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南方日报上写的两地富豪做慈善的不同结果刷屏了。广东湛江富豪陈先生捐建的别墅分不出去，部分村民不断提出各种要求，一些别墅还遭受恶意破坏，导致乡贤两年不想回老家，令人唏嘘不已。而梅州大埔的“郭老板”捐赠的别墅让村民皆大欢喜，村子变美，而且户户开心，感念乡贤，乡贤也乐于回归，也真正实现新家园的价值。
南方日报对大埔郭氏的采访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文化习俗的问题。分配问题，自古本来就是个难题，所以湛江那个现象，其实是正常的，没人提问题才不正常。据说，人性，本来就经不起考验。人作为生物，本来有着“自私的基因”，这个自私的基因，像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推动人类前行。好的制度安排，可以让分配适应人性的边界，从而减少湛江那些情况，增加梅州的情况，提升整体的福利。
大埔小留村郭氏乡贤捐赠的别墅
湛江那个现象是正常的，那么大埔的乡贤和乡亲们是怎样做到超越正常人性的制度安排呢？这是不容易的。
第一，客家人对施和受的关系，已经有了长久的实践经验。施者不忘本，受者长感恩，并思涌泉相报，通过努力变成新的施者，这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也是慈善的最好、最正能量的打开方式。如此，生生不息，这个现象，就一直发生在华侨之乡——梅州。（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我结合自身体会说说。）
客家商人自古就有做反哺家乡的传统（谁说传统不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制度”呢？）。最有名的比较早的，张弼士和姚德胜，富可敌国又有家国情怀的张弼士除了反哺家乡，最重要的捐赠清政府，让慈禧太后都感恩戴德，张弼士在慈禧面前可以不用下跪。姚德胜，除了捐助学校、架桥修路等基础设施，还捐助吃不饱饭的平远乡人吃流水席（他当时还不到40岁哦）。
客名君小时候走过的桥、上下学走的乡道及牌坊、经过的烈士纪念碑、小学（村小和镇小）、初中和高中的四所学校的校舍和教学楼、从小到大每年的奖学金，都是华侨捐赠。焉能不感恩？从小，“华侨”这个词，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丰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很多人，总之他总是有一双温暖眼睛，和一双温暖的、能创富、能扶危济困的手。他们在外打拼来的钱，总会注视并反哺家乡的教育和基础建设。
而华侨的家乡，也都记念这种恩情，这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梅州客家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态。接受捐赠的地方就会感恩地刻上捐者的姓名（只要捐了就会刻，就要刻碑），比如田家炳、曾宪梓、邹锡昌、彭淦波、章生辉、曹绍球……大小华侨都有捐的。太多，我举不过来，他们都是我们这些学子耳熟能详的名字。例如田家炳公，简直是慈善的代名词，他自己和家人克勤克俭，鞋子破到走路掉跟，为了兑现捐助教育的承诺，甚至卖了自己的别墅租房子住，给全国捐了200多所学校（点击此处可以看他的故事）。
捐助全国，捐助家乡，田公也遇到过心寒的时候，但是矢志不移。所以说梅州是有丰富的施受经验的。缪寿良先生从90年代看到发展教育的责任，他干脆自己办了一所综合性的学校，用最先进的理念去打造教育的本心，不仅“财布施”，而且“法布施”。曾宪梓先生的名字，总是在我们早年最重要的教学楼上面镌刻着——宪梓楼。邹锡昌先生坦言受曾先生影响，十分积极反哺教育，在2008年左右邹先生遭受金融危机、财务重创之时，正逢汶川大地震，他为自己拿不出钱扶危济困而烦恼愧疚不已。他们就是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在其他地方的商人之中并不多见。
写客家名人的时候，结尾我常常都会提一下他们的慈善。重情重义的一帮人呐。客家人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反哺情怀和心态，来自何处呢？
第二、客商素来重“义”。过去的客家商人，挂的牌匾，一定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过去其他汉族民系也都挂，但是客家这个见诸记录，对我而言是从小听闻），现在这个牌匾，似乎还在，变成挂在众人心里。陶朱公就是范蠡，端木赐就是子贡。范蠡曾是越国大将军，吞吴争霸成功之后，泛舟商海，成为成功的商人；端木赐就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贡，也是最有钱的弟子，如果没有子贡，孔子恐怕在奔忙途中饿死。范蠡和子贡，这两位不仅有着经商的才能，更有着博学的智慧和仁厚的品德，后二者（智慧和品德）就是格局很大的意思，其实，也是前者的因（创富）。
如果没有格局和公心，可能看不到财富的实质或者真财的源头，可能会被捆在一己之私中作茧自缚。这是个奇特的悖论。大公无私，终将大益己身，甚至佑护瓜瓞绵绵；蝇营狗苟而斤斤计较的，反而错失天地良机，即使一时暴富，也终难成大器和长久。公与私之间的悖论，好像一种“上天饶过谁”的轮回，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但是从玉皇大帝的角度来看，这个悖论就是个正常的事。这样的悖论，有时候短期不显现，时间长了，公心私心就像退潮时的裸泳者，一下分了出来，于是该进去的进去，该有厚福的有厚福。太多例子了哦。
客名君印象最深的，是五华的一位富豪师兄，默默资助梅州的近500名贫困学生。他的父亲早年就是当地的公义之人，过去饿殍遍地、民有菜色之年，在过年的时候，家中孩子多（7个），贫困不堪，但是有乞丐来讨吃的，他竟然叫乞丐一起分享本来就不够分的食物。这在一般人看来不是超级傻吗？但这位孝顺的师兄少年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耳濡目染，他长大后做事也十分公道，处处受人尊敬，很早就发达。
但是发达之时这位师兄看的什么书呢？《了凡四训》。他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竟然是这本明朝人写的小书《了凡四训》。田家炳公坦言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朱伯庐家训》。缪寿良先生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革命史。而朱孟依先生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菜根谭》……（扯远了，对富豪影响大的，为什么不是《西方经济学》？）
经过文 革之后，很多人看不起“仁义”这俩字，因为假仁假义太多了，其实假仁假义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它的小马脚会侧漏出来，尤其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而这个真心的“仁义”，很多富豪客家人真的做到了，结合那些案例来看，这俩字其实是一种最大的格局，也是最有效的信用背书，是生意畅达的桥梁，是最大的智慧。最近发现社会上竟然还有“诈捐”这个词、怪现象，至今未明白这个词动机何在。在客家，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其一，丢不起这人，客家人是要光宗耀祖的；其二，客家人实在，捐不起就不捐，绝不用打肿脸充胖子。
仁厚是一种心中的柔软，却有着善的无边力量。都说好人难做，为什么在梅州不断有人做好人？
“我以前的房屋是在这的，是一座瓦房，住了几十年，很破旧了。好几年前，村里在外面赚了大钱的‘郭老板’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出资拆除重建了。”
第三、客家人感恩之心、廉耻之心很重，并且十分懂得处理施和受之间的边界和关系。这是从受者的角度来看的。因为感恩，受者终将变成施者。为什么呢？
因为客家人有这种意识，就是施和受，是“能量守恒”的。受人之恩，是有责任的。有能力的时候一般不要轻易受，受了，就要想着回报或者传递，这是客家人的心态，至少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绝对不会出现什么“你弱你有理”这种奇怪现象。小时候有村中的老奶奶（熟人，不是陌生人）觉着你小孩子可爱，有好吃的，就会招呼你过去吃，但是母亲是让感谢不许可轻易接受的，这是个小例子。几乎所有的客家人都知道阿婆或者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有钱修路做得，冇钱捻开簕。簕就是荆棘，意思是，有钱的可以做铺路架桥这样大点的事，没钱的，也可以做，就是把路上的荆棘捡开，别让它扎到路人了。就是莫因善小而不为的意思，但又不会因只为善小而看不起人，因为，梅州人的心态中还有一种概率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穷小子你不能看不起，有朝一日他也许变从一条虫变成一条龙，客家太多这样的案例了。人生的际遇，谁说得清呢？正像山歌里面唱的“做来做去天会红”、 “一条裤带过番邦，两手空空敢飞天，不怕吃尽苦中苦，自有无穷甜上甜。”
因为受的人知道知恩图报，所以施的人就可以很坦诚地施，不会寒心和担心猫腻问题。而且，最重要的，受者绝不会觉着你有钱你就该捐这种奇怪的论调。你有钱，也是你辛苦挣来的；我没钱，但是我可以自食其力。大部分客家人是这种心理。结合一些新闻看，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
梅州难道就没有过慈善中的猫腻问题吗？我相信当然可能一样有不少，或者至少会有人有过企图。但是有一个经验，也是从写客家名人堂中得出的制度安排经验，那就是：增加透明度、增加参与感、充分了解并满足多元利益诉求。所有捐助的人及金额，都会公示并勒在碑上；整个实施的组织由全民参与。
梅州富豪的经验表明，慈善并不是给钱就完事，必须有制度安排。否则，就变成了“如果你想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的过程和结局，好事不成反有怨言。
比如田家炳公捐助全国众多的学校，特别是捐助家乡众多桥梁公路等设施，他人在香港，汇钱回来，据说还是遇到过心寒的情况的。后来他成立基金会，对于重要捐助项目，会亲自过问。他最大的透明度是，直接把捐助项目命名为自己的名字，砥砺自己督促这个项目对得起自己的名。
如果不懂得增加透明度和分配多元诉求，终将被人性的恶所淹没，好好的一件事，变成节操不太均匀畅达的憾事儿，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人际的退化，挺可惜的。同时湛江和梅州的案例的区别在于，湛江建好再分，梅州建前就分，并成立村民小组负责协调、“郭老板“组成建筑小组形成监督，推动建设，工程前的群众工作做得够足，工程建好拎包即住。这个参与感就是和精力的股份制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且看此次梅州市大埔县小留村的三位低调而慷慨的“郭老板”，他们的捐助实施过程，就是有着以上的文化传统原因，并进行了较好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将多元的利益诉求协调规划好，施者和受者皆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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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别墅大门都有楼名，并贴着洋溢着客家传统文化的楹联。当你家写着“永芳楼”或者“节操楼”，楹联上镌刻着“祖德流芳”的时候，你好意思不做一个仁厚君子，好意思不施恩图报吗？閱讀更多 全球客家名人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