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南方日報上寫的兩地富豪做慈善的不同結果刷屏了。廣東湛江富豪陳先生捐建的別墅分不出去，部分村民不斷提出各種要求，一些別墅還遭受惡意破壞，導致鄉賢兩年不想回老家，令人唏噓不已。而梅州大埔的“郭老闆”捐贈的別墅讓村民皆大歡喜，村子變美，而且戶戶開心，感念鄉賢，鄉賢也樂於迴歸，也真正實現新家園的價值。
南方日報對大埔郭氏的採訪
為什麼會這樣？這裡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也是文化習俗的問題。分配問題，自古本來就是個難題，所以湛江那個現象，其實是正常的，沒人提問題才不正常。據說，人性，本來就經不起考驗。人作為生物，本來有著“自私的基因”，這個自私的基因，像亞當斯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推動人類前行。好的制度安排，可以讓分配適應人性的邊界，從而減少湛江那些情況，增加梅州的情況，提升整體的福利。
大埔小留村郭氏鄉賢捐贈的別墅
湛江那個現象是正常的，那麼大埔的鄉賢和鄉親們是怎樣做到超越正常人性的制度安排呢？這是不容易的。
第一，客家人對施和受的關係，已經有了長久的實踐經驗。施者不忘本，受者長感恩，並思湧泉相報，通過努力變成新的施者，這是最好的制度安排，也是慈善的最好、最正能量的打開方式。如此，生生不息，這個現象，就一直髮生在華僑之鄉——梅州。（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我結合自身體會說說。）
客家商人自古就有做反哺家鄉的傳統（誰說傳統不是一種經濟學上的“制度”呢？）。最有名的比較早的，張弼士和姚德勝，富可敵國又有家國情懷的張弼士除了反哺家鄉，最重要的捐贈清政府，讓慈禧太后都感恩戴德，張弼士在慈禧面前可以不用下跪。姚德勝，除了捐助學校、架橋修路等基礎設施，還捐助吃不飽飯的平遠鄉人吃流水席（他當時還不到40歲哦）。
客名君小時候走過的橋、上下學走的鄉道及牌坊、經過的烈士紀念碑、小學（村小和鎮小）、初中和高中的四所學校的校舍和教學樓、從小到大每年的獎學金，都是華僑捐贈。焉能不感恩？從小，“華僑”這個詞，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豐碑，我不知道他是誰，他可能是一個人，也可能是很多人，總之他總是有一雙溫暖眼睛，和一雙溫暖的、能創富、能扶危濟困的手。他們在外打拼來的錢，總會注視並反哺家鄉的教育和基礎建設。
而華僑的家鄉，也都記念這種恩情，這是我小時候看到的梅州客家人的一種自然而然的心態。接受捐贈的地方就會感恩地刻上捐者的姓名（只要捐了就會刻，就要刻碑），比如田家炳、曾憲梓、鄒錫昌、彭淦波、章生輝、曹紹球……大小華僑都有捐的。太多，我舉不過來，他們都是我們這些學子耳熟能詳的名字。例如田家炳公，簡直是慈善的代名詞，他自己和家人克勤克儉，鞋子破到走路掉跟，為了兌現捐助教育的承諾，甚至賣了自己的別墅租房子住，給全國捐了200多所學校（點擊此處可以看他的故事）。
捐助全國，捐助家鄉，田公也遇到過心寒的時候，但是矢志不移。所以說梅州是有豐富的施受經驗的。繆壽良先生從90年代看到發展教育的責任，他乾脆自己辦了一所綜合性的學校，用最先進的理念去打造教育的本心，不僅“財佈施”，而且“法佈施”。曾憲梓先生的名字，總是在我們早年最重要的教學樓上面鐫刻著——憲梓樓。鄒錫昌先生坦言受曾先生影響，十分積極反哺教育，在2008年左右鄒先生遭受金融危機、財務重創之時，正逢汶川大地震，他為自己拿不出錢扶危濟困而煩惱愧疚不已。他們就是這種心態。這種心態，在其他地方的商人之中並不多見。
寫客家名人的時候，結尾我常常都會提一下他們的慈善。重情重義的一幫人吶。客家人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反哺情懷和心態，來自何處呢？
第二、客商素來重“義”。過去的客家商人，掛的牌匾，一定是“陶朱事業、端木生涯”（過去其他漢族民系也都掛，但是客家這個見諸記錄，對我而言是從小聽聞），現在這個牌匾，似乎還在，變成掛在眾人心裡。陶朱公就是范蠡，端木賜就是子貢。范蠡曾是越國大將軍，吞吳爭霸成功之後，泛舟商海，成為成功的商人；端木賜就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子貢，也是最有錢的弟子，如果沒有子貢，孔子恐怕在奔忙途中餓死。范蠡和子貢，這兩位不僅有著經商的才能，更有著博學的智慧和仁厚的品德，後二者（智慧和品德）就是格局很大的意思，其實，也是前者的因（創富）。
如果沒有格局和公心，可能看不到財富的實質或者真財的源頭，可能會被捆在一己之私中作繭自縛。這是個奇特的悖論。大公無私，終將大益己身，甚至佑護瓜瓞綿綿；蠅營狗苟而斤斤計較的，反而錯失天地良機，即使一時暴富，也終難成大器和長久。公與私之間的悖論，好像一種“上天饒過誰”的輪迴，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但是從玉皇大帝的角度來看，這個悖論就是個正常的事。這樣的悖論，有時候短期不顯現，時間長了，公心私心就像退潮時的裸泳者，一下分了出來，於是該進去的進去，該有厚福的有厚福。太多例子了哦。
客名君印象最深的，是五華的一位富豪師兄，默默資助梅州的近500名貧困學生。他的父親早年就是當地的公義之人，過去餓殍遍地、民有菜色之年，在過年的時候，家中孩子多（7個），貧困不堪，但是有乞丐來討吃的，他竟然叫乞丐一起分享本來就不夠分的食物。這在一般人看來不是超級傻嗎？但這位孝順的師兄少年時看在眼裡，記在心裡，耳濡目染，他長大後做事也十分公道，處處受人尊敬，很早就發達。
但是發達之時這位師兄看的什麼書呢？《了凡四訓》。他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書，竟然是這本明朝人寫的小書《了凡四訓》。田家炳公坦言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朱伯廬家訓》。繆壽良先生說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中國革命史。而朱孟依先生覺得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菜根譚》……（扯遠了，對富豪影響大的，為什麼不是《西方經濟學》？）
經過文 革之後，很多人看不起“仁義”這倆字，因為假仁假義太多了，其實假仁假義是很容易看出來的，它的小馬腳會側漏出來，尤其這種資訊發達的時代。而這個真心的“仁義”，很多富豪客家人真的做到了，結合那些案例來看，這倆字其實是一種最大的格局，也是最有效的信用背書，是生意暢達的橋樑，是最大的智慧。最近發現社會上竟然還有“詐捐”這個詞、怪現象，至今未明白這個詞動機何在。在客家，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其一，丟不起這人，客家人是要光宗耀祖的；其二，客家人實在，捐不起就不捐，絕不用打腫臉充胖子。
仁厚是一種心中的柔軟，卻有著善的無邊力量。都說好人難做，為什麼在梅州不斷有人做好人？
“我以前的房屋是在這的，是一座瓦房，住了幾十年，很破舊了。好幾年前，村裡在外面賺了大錢的‘郭老闆’為了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出資拆除重建了。”
第三、客家人感恩之心、廉恥之心很重，並且十分懂得處理施和受之間的邊界和關係。這是從受者的角度來看的。因為感恩，受者終將變成施者。為什麼呢？
因為客家人有這種意識，就是施和受，是“能量守恆”的。受人之恩，是有責任的。有能力的時候一般不要輕易受，受了，就要想著回報或者傳遞，這是客家人的心態，至少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絕對不會出現什麼“你弱你有理”這種奇怪現象。小時候有村中的老奶奶（熟人，不是陌生人）覺著你小孩子可愛，有好吃的，就會招呼你過去吃，但是母親是讓感謝不許可輕易接受的，這是個小例子。幾乎所有的客家人都知道阿婆或者母親常唸叨的一句話：有錢修路做得，冇錢捻開簕。簕就是荊棘，意思是，有錢的可以做鋪路架橋這樣大點的事，沒錢的，也可以做，就是把路上的荊棘撿開，別讓它扎到路人了。就是莫因善小而不為的意思，但又不會因只為善小而看不起人，因為，梅州人的心態中還有一種概率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窮小子你不能看不起，有朝一日他也許變從一條蟲變成一條龍，客家太多這樣的案例了。人生的際遇，誰說得清呢？正像山歌裡面唱的“做來做去天會紅”、 “一條褲帶過番邦，兩手空空敢飛天，不怕吃盡苦中苦，自有無窮甜上甜。”
因為受的人知道知恩圖報，所以施的人就可以很坦誠地施，不會寒心和擔心貓膩問題。而且，最重要的，受者絕不會覺著你有錢你就該捐這種奇怪的論調。你有錢，也是你辛苦掙來的；我沒錢，但是我可以自食其力。大部分客家人是這種心理。結合一些新聞看，這是一種很好的心態。
梅州難道就沒有過慈善中的貓膩問題嗎？我相信當然可能一樣有不少，或者至少會有人有過企圖。但是有一個經驗，也是從寫客家名人堂中得出的制度安排經驗，那就是：增加透明度、增加參與感、充分了解並滿足多元利益訴求。所有捐助的人及金額，都會公示並勒在碑上；整個實施的組織由全民參與。
梅州富豪的經驗表明，慈善並不是給錢就完事，必須有制度安排。否則，就變成了“如果你想讓他滅亡，必先讓他瘋狂 ”的過程和結局，好事不成反有怨言。
比如田家炳公捐助全國眾多的學校，特別是捐助家鄉眾多橋樑公路等設施，他人在香港，匯錢回來，據說還是遇到過心寒的情況的。後來他成立基金會，對於重要捐助項目，會親自過問。他最大的透明度是，直接把捐助項目命名為自己的名字，砥礪自己督促這個項目對得起自己的名。
如果不懂得增加透明度和分配多元訴求，終將被人性的惡所淹沒，好好的一件事，變成節操不太均勻暢達的憾事兒，造成資源的浪費和人際的退化，挺可惜的。同時湛江和梅州的案例的區別在於，湛江建好再分，梅州建前就分，併成立村民小組負責協調、“郭老闆“組成建築小組形成監督，推動建設，工程前的群眾工作做得夠足，工程建好拎包即住。這個參與感就是和精力的股份制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
且看此次梅州市大埔縣小留村的三位低調而慷慨的“郭老闆”，他們的捐助實施過程，就是有著以上的文化傳統原因，並進行了較好的委託代理制度安排，將多元的利益訴求協調規劃好，施者和受者皆圓滿。
且看
，每座別墅大門都有樓名，並貼著洋溢著客家傳統文化的楹聯。當你家寫著“永芳樓”或者“節操樓”，楹聯上鐫刻著“祖德流芳”的時候，你好意思不做一個仁厚君子，好意思不施恩圖報嗎？閱讀更多 全球客家名人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