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开幕，这已是中央批准了的定论。但闭幕的准确日期呢？当事人的回忆及档案资料记载都不一样。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3日、8月4日、8月5日，共有六种说法。如今，准确说法来了——在建党97周年到来之际，在由光明日报社、浙江省委宣传部、嘉兴市委主办的红船论坛上，正式发布《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重大课题成果——书中确认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时间即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为1921年8月3日。
经过5年缜密研究，形成了完整“证据链”
2013年2月，嘉兴市委部署开展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专门成立了由嘉兴市委领导牵头，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科联、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嘉兴市中共党史学会、嘉兴学院、嘉兴市委党校、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多个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课题组，开展跨领域、跨地域的协同攻关。
在广泛收集海内外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收集和考证了法租界巡捕侵扰后中共一大代表的行踪、嘉兴南湖会议前后的气象资料、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王会悟及一大代表在嘉兴的行踪等大量事实证据，形成了完整“证据链”。经过5年的缜密研究，课题组最终确认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时间即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为1921年8月3日。
8月3日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悄然开幕。到7月30日晚上，本是最后一次会议了，却因侦探的闯入，被迫中止。之后，经商议决定，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7月30日、31日代表的行踪
经过对7月30日当晚法租界巡捕侵扰会场、代表撤离疏散行踪的考证，可以确认当晚会议组织者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无法在当晚通知到各位代表，特别是五位临时在其他地方落脚的代表。1921年8月下旬《广东群报》连载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详细记载了法租界巡捕侵扰会场当晚的经过和第二天陈公博的所见所闻，佐证了当晚陈公博没有接到第二天“停会”或去外地续会的通知。
7月31日陈公博夫妇乘坐傍晚7时15分的快车去杭州之前，曾经找过李达和张国焘，告假去杭州游西湖度蜜月。而李达、张国焘告诉陈公博“打算停会”，说明这一天他们是见过面的，这个事实佐证李达、张国焘等会议组织者31日还在上海。因此，可以排除7月31日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嘉兴刮巨风的事实
根据1921年8月初《申报》《新闻报》等报刊的报道，8月1日下午4时半至晚上8时，嘉兴刮了一场巨风，南湖边的裕嘉缫丝厂新盖38间厂房被吹倒了36间，南湖中的游船被吹翻四五艘，还淹死3个人。
但是，所有代表和王会悟等相关人员的回忆都没有提及这场巨风。根据这些事实，可以确认嘉兴南湖会议不是在8月1日这一天召开的，也佐证了王会悟8月1日不在嘉兴。
新宁轮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的事实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回上海第二日我们便附新宁轮归粤”。经查阅1921年7、8两个月《申报》商务版刊登的新宁轮进出上海港的日期，明确记载新宁轮于8月4日午刻驶离上海港，而陈公博就是乘坐这班新宁轮离开上海、于8月10日抵达广州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到：“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如果这一日还在嘉兴召开南湖会议，周佛海与陈公博不可能见面。因此，有关新宁轮的证据排除了8月4日及以后时间召开嘉兴南湖会议。
“8月4日说”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民党九十年大事年表》中的记载。经过查考，这一记载缺乏史实依据。
“8月5日说”的主要依据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斯穆尔基斯的信件。这封信件明确记载“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有学者认为，这封信距离中共一大闭幕仅60多天，记载的开幕时间是准确的。课题组认为，信件所说的闭幕日期很可能是嘉兴南湖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成员回到上海后，“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斯穆尔基斯有可能把嘉兴南湖会议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统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便把8月5日当作了中共一大闭幕的日期。
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等事实
厘清代表和王会悟是分两批还是同一批、是同一天还是分两天到嘉兴，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在8月2日或3日召开的一个关键。这里有一天的时间差。根据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嘉兴火车站到鸳湖旅馆再到狮子汇渡口的实际距离、丝网船需要“先期雇定”等事实，可以确认代表是分两批、分两天乘坐早班车到嘉兴的，从而排除“8月2日说”。依据有三。
一是从会务准备看。中共一大在上海遭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事先做好续会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准备是提前雇好开会所用的船。会议组织者决定到嘉兴南湖续会后，就商定由王会悟“回去布置”“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根据《鸳鸯湖小志》记载，丝网船也需要“先期雇定”。而且，王会悟提前一天到嘉兴，也没有雇到开会所需要的大船，只好雇了一艘中号船，进一步证实了丝网船需要提前“雇定”的记载属实。
二是从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看。如果一大代表是同一天分两批到达嘉兴，王会悟等人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到嘉兴，其余代表只能乘坐第二班9时的106次慢车，而这趟慢车到嘉兴的时间是12时20分。如此，会议就只能在下午开始，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因此，一大代表同一天分两批到嘉兴不符合实情。
三是从一大代表和王会悟到嘉兴的行踪看。王会悟和一些代表回忆，她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到嘉兴后，先到鸳湖旅馆开好房间，委托雇船，然后去南湖察看地形。而大多数代表也是乘早班快车到嘉兴的。代表们到嘉兴后，“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王会悟所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这说明大部分代表是在王会悟到嘉兴的次日来到嘉兴，并直接从火车站到狮子汇渡口上的船，没有进城，也没有在嘉兴住宿。
上述四个方面的史料，是确定嘉兴南湖会议日期的客观依据，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揭示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续会的经过：
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到了嘉兴后，入住鸳湖旅馆，预订好第二天开会用的船只，并到南湖察看地形。同一天，张国焘在上海“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8月3日，其他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进入南湖，于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在预定的游船上召开了嘉兴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会后，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8时15分的115次快车返回上海。
知多一点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2017年11月出版的《党章内外的故事》中曾介绍过浙江有关方面的调查及“8月3日”这一考证结果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对一大闭幕日期的研究十分关注。他在2017年11月出版的《党章内外的故事》一书中就介绍过浙江嘉兴对南湖会议日期的调查考证及初步考证结果。（见下图）
（邱实综合自嘉兴发布、南湖晚报、嘉兴在线、《党章内外的故事》）
新媒体制作人员：刘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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