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2018年3月18日离世，享年83岁）
在世人眼里，生于1935年的李敖是一位思想家、政论家、作家、历史学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兼有“思想斗士”、“文化狂人”、“文化商人”等等头衔。
李敖为人行事往往出人意料。例如，他当年大玩“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噱头，主持电视节目时一袭红夹克多年不变，风格怪异。他的言论更是百无禁忌、语不惊人死不休。
凡此种种，众人耳闻亲见，不必赘述。由此可见，为李敖下定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在我看来，“文化水手”这一称号更能概括李敖的“多面性”。水手的果敢坚持，水手的“见风使舵”（审时度势），乃至于水手的放浪不羁，都能在李敖身上找到痕迹。
作为一名“文化水手”，李敖几十年来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兴风作浪、屡仆再起，生平著作达一百多部，如同一把把思想利剑，剑剑穿喉。
长期以来，人们虽然对李敖毁誉不一，但不能否认，其文化影响早已不局限于台湾一隅。近十几年来，通过电视节目，李敖的言论更是播及普罗大众，影响广泛。
李敖的二大贡献
李敖一生有二大贡献：一是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对台湾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为台湾的成功转型竭尽了一名知识分子之所能；二是通过他的为人为文，从思想上启蒙了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
就我本人而言，十几岁即接触李敖作品，大学时期办的一张文学小报，便是以李敖当年赖以成名的《文星》杂志为报名。孤寂之时，还曾给李敖写过一封万言长信（当然没有寄出）。虽然李敖在多年前已退出我的阅读视野，但我从不否认，个人思想行识无不深受其影响。李敖可谓我的第一位思想启蒙者。
从阅读李敖开始，我才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文学、思想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至80年代的历史嬗变，又从李敖的师长辈殷海光、胡适等人深入开掘到新文学之后的另一条文学、思想脉络（林语堂、梁实秋、钱穆），进而对整个现当代人文地图有了全局性认知。这种知识建构的基本功，至今让我受益匪浅。
李敖的三大思想渊源
要了解李敖一生为人为文，须先了解其思想，而要剖析李敖的思想结构，必先其明晰思想渊源。李敖的思想渊源错综复杂，不过从他的生平来看，对他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择其要者，我认为有如下诸人：
一是他中学时期的老师，严复的孙子严侨。严侨洒脱孤傲的性格，以及亲大陆的思想，对少年李敖有着深刻的影响。李敖多年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来纪念这位据闻是中学老师。可以说，李敖思想里“左”的、激进的一面，有一部分得自于严侨。
另一位对李敖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胡适。李敖早年即读过胡适的作品，对胡适的倾慕可谓到了极点。1952年，李敖写过一封长信亲手递交给胡适，表示自己对胡适的崇拜。
李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位北大精神的“播种者”。在思想气质上，李敖一贯自称为北大精神的传人。李敖的大陆文化行，还专门捐款给北大为胡适塑像。胡适的影响奠定了李敖一辈子服膺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特别是到了晚年，李敖虽激进且锐气不减，但更多了几分胡适式的温和与坚忍。
“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对李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可从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看出来。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气概，到了李敖这里，内在转换成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我期许。
此外，梁启超、钱穆、殷海光、雷震等人对李敖也有明显影响。
李敖的四类作品
大半辈子没有离开过台湾半步的李敖，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李敖写了一百多本书，其理念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为思想争独立、为个人争自由。
概而论之，李敖的作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类是杂文。1961年，李敖有感于当时令人窒息的学术气氛，在台湾《文星》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论战”。这篇文章意味着李敖今后为文的风格——大胆泼辣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等作品均具有鲜明的杂文风格。在李敖的杂文中，政论文章也占有很大篇幅，包括其出狱后的“千秋评论”丛书、“万岁评论”丛书，均有浓厚政论色彩。
李敖的作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与文化研究。李敖钟情于近现史，长期倾力于“清查”民国以来的一些历史真相。他的历史研究著作包括《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系列以及《中国近代史新论》《中国现代史正论》《中国现代史定论》等等，指向性非常明确。
他的思想文化研究，除了原本要撰写的一部《中国思想批判史》，最后以一部《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草草了事之外，更多的是性文化研究之类的作品。这自然也是李敖的“特色”之一，但这注定了李敖终其一生是一名“文化水手”，而不能成为陈寅恪、钱穆式的大家。
李敖晚年则放弃了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写作，转而潜心写小说、剧作。前后出版的有《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以及最近出版的剧作《红色11》，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敖放弃了其立场和斗志。
实际上，这一来是因为李敖自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介入电视媒体，杂文式的嬉笑怒骂直接可以转化成更为直截了当的电视演讲；二来，李敖写的小说开辟了一种“思想小说”的新形式，小说成了灌装其思想的容器。
在小说中，李敖常常借“景”抒“情”，长篇大论其思想。有时候甚至借小说人物之口离题万里、汪洋恣意地表达自己的理念。一句话，李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小说，在他的小说里，什么都可以不重要，思想表达最重要。一般来说，写小说当然是为了表达思想，但李敖写小说则纯粹是为了表达思想。
李敖还有一类作品值得重视，这就是他那些各式各样的自传、日记、书信。包括《李敖自传与回忆》《李敖快意恩仇录》《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以及各种时期的日记、书信在内的自传性作品，让读者对李敖的为人行事及其思想有直观了解，起到了“现身说法”与个体“实践范本”的作用。
李敖的著作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大陆图书市场的。当时有一本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皮肉生涯》，应是最早一批大陆出版的李敖作品。在这本小册子里，有大量的篇幅用来介绍李敖与台湾杂文家柏杨的笔墨官司，大概在那时期，柏杨在大陆的名气要比李敖来得大一些。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都出了不少的李敖作品，“李敖热”自此在大陆逐渐升温。
而今李敖已骑白马远去……望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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