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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乱臣贼子惧，因其笔法是“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
既写社会繁荣的一面，也写失败或失误的国家教训，这是《春秋》笔法的内核。
后来，著史的方法变了，主要写繁荣，对国家的失误和教训是回避的。
所以刘知幾认为，史学六家流传下来的只有《左传》和《汉书》，“《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效法）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至于《春秋》一脉流传不畅的原因，可能和后世领导人不喜欢被批评有关。
刘知幾对《史记》颇有微辞，认为三千年的通史，用分述方法笼罩不住。
“寻《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经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
论述国家一时的政治，像北南胡越两个族群，间隔迢迢，叙述一朝君臣，如参商二星出没不同时。
刘知幾高度评价《汉书》，“如《汉书》者，究西都（长安）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尔至今，无改斯道”，自《汉书》成书至今（唐），一直沿循这一体例。
古今通史
刘知几（刘知幾）在《史通》中讲：“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他的意思是，后代能够很好地继承发扬的史家源流家法，只有《春秋左氏传》和《汉书》两家。由于时代变迁、人心不再淳朴，其他的《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的家法体系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再用这些家法等于画虎类犬。后来的编年体《资治通鉴》属于《左传》家；后来的断代纪传体正史属于《汉书》家。
《史通》是中国及至世界的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全书主要评论史籍源流，史书体例，编撰方法及前人修史的得失。“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的核心纲领，是根据史籍的源流家法及其体裁所做的归纳。
刘知几的“六家”为“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所谓“家”指源流家法，源流指一种传承，家法是史籍旨意、内容、风格、体裁形式的一种综合。
《尚书》主要是以上古的公告命令为主。“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刘知几认为周朝之后《尚书》的家法就废掉了，汉三国都没有，晋朝出现模仿《尚书》的史书是守株待兔。汉朝之后文章典籍都比较齐备，如果任意削删裁剪，刻意模仿古文，那就行不通了。
刘知几认为，“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刘知几认为孔子修定的《春秋》是弥历千载的圣人之言，自然不会有后来的儒家学者模仿。
刘知几认为《国语》是搜索《左传》之外的各国逸文编纂而成，自然不会有人模仿。
关于《史记》的缺点，刘知几认为，“《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史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讨论一个政策时，分散在各处；讲述君臣一时之事，却隔离在不同的本纪列传。还有一些杂乱的奇闻轶事，有时还饶舌。刘知几认为《汉书》的家法比《史记》严整，值得后人学习。
刘知几的“二体”为《春秋左氏传》和《史记》，此处的“体”指体裁、文体形式。用比喻说明：家法是一大家子人的综合，体裁是家中一个人的服饰。家法可以包含体裁，但体裁不能包含家法。
刘知几认为《春秋左氏传》是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其缺点是详略不得当。刘知几认为《史记》是纪传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其缺点是存在叙事断离、归类不当的问题。
刘知几的“二体”并不是《春秋左氏传》和《汉书》。（有人因为不了解上述情况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春秋左氏传》和《汉书》，是刘知几认可的“可祖述”的“二家”。
沂蓝书院赵月光
刘知幾曾经说过唯独《左传》及《汉书》二家而已，这句话是在《史通》中记载，同时这也是古代史学十通之一。
《左传》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文史，一直到后来的《资治通鉴》都用的是这种编年体，用了这个体裁发扬光大，不过可惜的是历代统治者不承认编年体。
《汉书》是纪传体，可以说是言承了《史记》这部旷世大作，将官方正定的体裁沿用了下来，一直到清朝，共二十五史，都是纪传体写成的。
刘知幾是个史学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本书籍都讲究的是体例，都同样讲究的是文章之法和文章之道。所以这对后世和当下可谓是意义非凡，影响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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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独坐静饮淡看世态炎凉
